《致母亲信》中的另一个鲁迅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肯定是排得上号的孝子。

鲁迅对母亲如此孝顺是有道理的。大家还记得《呐喊・自序》吗？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 K学堂了。”

这里不说这么多了。1919年底，鲁迅将母亲从绍兴接到了北京，与二弟三弟两家都住在一起。

到了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他人生中最后一站：上海。五天后，从共和旅店移入租好的景云里寓，同日即算作他与许广平的结婚日。

无论如何，47岁的鲁迅，在外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家庭，不论法律，从心理上说，鲁迅再去北京，就不是回家，而仅是探母。此后，鲁迅和母亲，主要以书信“相处”。

告状：周家兄弟不和或因经济纠纷

鲁迅去了上海，但是母亲鲁瑞与“大太太”朱安在北京的生活费用，基本是鲁迅在负担，因此北京方面，每年也会给鲁迅寄家用账，以作交待。鲁迅对此并不推托，但也不会毫无怨言，如1933年7月11日致母亲信中说：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现既特雇一人，专门伏待[侍]，就这样试试再看罢。

推想起来，鲁老太太病愈之后，需要调养滋补，用度自然大些，但还不至于让鲁迅过分为难。只是1932年11月鲁迅北上探病时，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某太太（朱安）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这足以让鲁迅对北京方面的欲望心存怀疑。他不会不相信母亲的爱，但对于朱安与八道湾的心态，我觉得鲁迅并不放心。

1933年11月，鲁迅在信里与母亲讨论绍兴修坟一事，这也是1919年离乡后鲁迅少有的提及故乡情事。鲁迅信中向母亲报告：“修坟已择定旧历九月廿八日动工，共需洋三十元，又有亩捐，约需洋二十元，大约连太爷之祭田在内，已由男汇去五十元，倘略有不足，俟细账开来后，当补寄，请勿念。”

一个月后，鲁迅又在信里说起此事：“心梅叔有信寄老三，云修坟已经动工，细账等完工后再寄。此项经费，已由男预先寄去五十元，大约已所差无几。”而这次鲁迅向母亲强调一点：“请大人不必再向八道湾提起，免得因为一点小事，或至于淘气也。”“再”字，说明此前鲁瑞向周作人家提过此事，在母亲看来，两兄弟关系虽不好，修祖坟却是大家的事，理应两家分担（周建人估计指望不上，两个女貉Х焉行肼逞钢芗茫。然而鲁迅宁愿独力承担，也不愿与周作人家掺合到一起，以此观之，当年的兄弟失和，绝对有经济因素在内。

1934年8月12日，鲁迅在致母亲信中报告周建人情况，又一次顺手给了八道湾一刺：

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里的办公时间太长，所以颇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湾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价，每月只是贵起来，因此生活也颇窘的。不过这些事他决不肯对别人说，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现只每星期六请他吃饭并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此外什么都不帮，因为横竖他去献给八道湾，何苦来呢？八道湾是永远填不满的。

周建人的“前妻”羽太芳子此时在八道湾与姐姐、姐夫住在一起，周建人每月还要付赡养费。所以周家家里这本经格外难念。1933年旧历年后，鲁迅曾收到母亲“所赠之泉”五十元（感觉像是压岁钱），也分给三弟二十元。

诉苦：你儿子在外面也不容易啊

鲁迅很少在致母亲信中“叹苦经”，但也有例外。

一次是1933年7月11日那封提到“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的信里，鲁迅描述了自己健康之外的景况：“男一切如常，但因平日多讲话，毫不客气，所以怀恨者颇多，现在不大走出外面去，只在寓里看看书，但也仍做文章，因为这是吃饭所必需，无法停止也，然而因此又会遇到危险，真是无法可想。”

1935年7月17日，鲁迅又在信中说起“男仍安好，但因颇忙，故亦难得工夫休息，此乃靠笔墨为生者必然之情形，亦无法可想”。习惯在致母亲信里报喜不报忧的鲁迅，难得地说起自己的劳累、危险与无奈，或因母亲从旁人口中、报纸上听得鲁迅生病或危险的传闻，甚至创作的产量，鲁迅在信中加以安慰，对照日记中的工作量与外人回忆，实在也是避重就轻之语。

另一次，则与朱安有关。那是1934年5月29日的信中，鲁迅提到16日的北京来信中，有“太太来信”，大意是朱安哥哥朱可铭的二儿子，在上海做事，“力不能堪，且多病”，朱安想将他“招至京寓”，据后世研究者言，这是朱安想收这位侄子当干儿子，来信问鲁迅意见。

鲁迅先向母亲说明：“可铭之子，三人均在沪，其第三子由老三荐入印刷厂中，第二子亦曾力为设法，但终无结果。”意思我已经尽力了――鲁迅对朱安家还算不错，日记中时有向朱宅寄钱的记载，也多次收到朱家的礼物馈赠。如1931年1月31日曾寄朱宅五十元，1935年12月27日“以《药用植物》版权售与商务印书馆，得泉五十，转赠朱宅”，转年2月1日“三弟来并持来越中朱宅所赠冬笋、鱼干、糟鸡合一篓”。

现在朱安想收娘家侄子为义子，鲁迅的态度如何？还是一贯的冷漠，但是加上诉苦：男为生活计，只能漂浮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京寓离开已久，更无从知道详情及将来，所以此等事情，可请太太自行酌定，男并无意见，且亦无从有何主张也。以上乞转告为祷。

细味这段话，或有三层意思：（1）我自己过得也不算好，对于朱家内侄，我是帮不上忙了；（2）朱安虽是“太太”，但我俩没什么关系，这件事我不赞成，但我不表态，即使认了义子，也不是我的义子；（3）我不想直接跟朱安交流，请母亲转告可也。

现在的年轻人与父母亲戚交流，经常碰到一个问题是：长辈们无法理解与想象自己的生活。那么，鲁老太太能想像大儿子的职业与生活吗？

在北京时还好，无非是“做官”与“教书”，与绍兴读书人惯常的做幕、经商乃至教私塾，相去不远。而去上海之后，鲁迅这样的“专栏作家”是完全建立在现代传媒体系之上的职业，鲁老太太能理解吗？不担心收入不稳定吗？觉得有社会地位吗？或许代她写信的宋子佩、许羡苏、俞芳会向她解释这些题，但从鲁迅这方面说，不会指望八十岁老太太理解自己是在怎样一种环境中工作与生活。他总是毫不踌蹰地哄着她，顺着她：“她和我谈的，大抵是二三十年前的和邻居的事情，我不大有兴味，但也只得听之”

吃醋：为儿子相片没挂在墙上“不平”

1932年那次探母之后，鲁迅虽然再未北上，但与七十多岁母亲的通信变得相当频密。收入《鲁迅全集》的“致母亲”书信现存47封，检索日记，20年间，鲁迅一共给母亲寄过105次信，收信（不包括包裹）139次，而1932年11月北上探母之后，至1936年10月1 日鲁迅最后一次收到母亲的信，四年间寄母亲信70次，收母亲信及包裹108次。可以说，鲁迅与母亲之间的主要通信，都发生在最后四年。

推想这种信件忽然增多的原因，跟海婴的出生与渐次长大密不可分，母亲对这个孙子极为疼爱，虽然她托人的致鲁迅信今已无存，但从回信与礼物可以推想，祖母总想尽可能多地知道孙儿的信息。因此鲁迅这四年信中，几乎每封信都有一半在报告海婴的近况，同时附海婴照片，还有海婴口述，由许广平笔录的“信”，后来海婴大一些，也让他写几个字。

海婴出生之后，鲁迅与中外友人提到儿子的信，共有20封，而致母亲的信中，提到海婴共有53封。海婴，无疑成了鲁迅与母亲间的重要话题。

比如海婴的相片在母亲床头，“逢人即献出”，但“二老爷”周作人孩子们的照片却挂在母亲屋子的ι稀U庵质焙颍鲁迅一点儿不像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照样会为自己儿子在祖母心中的地位吃一杯醋。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颇不平”，不过母亲解释说这是一种“外交手段”，毕竟鲁迅远在上海，平日还要跟八道湾打交道，于是鲁迅“便无芥蒂”了。

温情：买来张恨水的小说讨好老太太

另一桩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鲁迅替母亲买通俗小说。这也是1932年之前不曾有过的。《鲁迅全集》中，提及“张恨水”三个字，只有五处，全都在致母亲的信中：

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看来鲁迅是直接付款让卖家（世界书局）包邮的。

在北京时，曾有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向鲁迅母亲推荐《呐喊》（鲁迅自己从来不干这事），并说其中《故乡》一篇最好――在章太太想来，鲁老太太也是小说中人物，自然会喜欢，因此也不说破“鲁迅即您大儿子周树人”这一层。鲁老太太读了，评价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鲁老太太的阅读趣味明显是大众而非先锋的。鲁迅又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这样看来就是通俗小说的骨灰级读者了。

1934年鲁迅仍为母亲从上海代购张恨水的作品，虽然自己也并不读。这是不是跟陪父母看春晚差不多――你们坐在电视前，也在玩手机没看春晚不是吗？

三个月后，鲁迅又在信中写道：“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已经进化到托人代购了。

书是两天后，8月23日寄出的。八天后鲁迅在信里再报告老太太：“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其时京沪之间的通信，大约三至四日可达，此时确乎应该是“当已早到了”。

老太太很满意，可是明显像心疼儿子心疼钱的母亲一样，又担心起这些小说的价格太贵来。因此鲁迅在下一封信里安慰母亲：“张恨水的小说，定价虽贵，但托熟人去买，可打对折，其实是不贵的。即如此次所寄五种，一看好像要二十元，实则连邮费不过十元而已。”五折包邮，当然不贵。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是否鲁迅北上或信件里听闻母亲好读流行小说而可惜铜钿，所以主动承担了帮母亲买书的任务？这跟现在的儿女帮父母网购省钱，真是没啥区别。

估计母亲还是不太过意，鲁迅一个月后还在安慰伊：“上海出版的有些小说，内行人去买，价钱就和门市不同，譬如张恨水的小说，在世界书店本店去买是对折或六折，但贩到别处，就要卖十足了。”这也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北平并不是买不到这些书，从上海代买是鲁迅的好意与孝心――他自己在北京时，也经常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三弟代买《呐喊》等自己的著作来送人，估计也是加上邮费还是便宜。

接下来鲁迅又加了一句“不过书店生意，还是不好，这是因为大家都穷起来，看书的人也少了的缘故”。这话或许是就事论事，但也或许是鲁迅在暗示自己的生活境遇。

孝心与母爱，都在这些信中拨动着我们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