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美之争”看中国民营公司的治理问题

时间:2022-07-23 12:46:06

由“国美之争”看中国民营公司的治理问题

【摘要】当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积极寻求一种适合本国公司企业发展的治理模式,我国也不例外。刚刚过去的“国美之争”再一次将国人的眼球聚焦到了“公司治理”的问题上,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展开了对我国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思考。本文以民营公司为研究对象,由国美事件引入对我国民营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及建议。

【关键词】公司治理;民营公司

一、公司治理的含义

公司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话题。但纵观公司治理理论及实践的发展,总得来说,它可以从狭义、广义两方面来理解。

“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公司治理是一种在获得固定收益的人(经营者)和获得浮动收益的人(股东)之间的一种权力配置机制。

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到广泛的利害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在广义上,公司是各种投入的组合,股东仅仅资本的提供者,公司职工、债权人、供应商等也对公司做出了自己的投入,因此,公司治理是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

二、由“国美之争”来分析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营企业按组织形式划分,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本文研究对象为民营公司,即公司产权主要归公民个人所有(私人控股)并由其控制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我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一支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力量,但其存在的公司治理问题严重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

(一)国美集团的发展历程

1.1987年在北京成立至上市前,这一期间为国美电器创立及发展阶段。在国美初创时期,家族色彩浓厚,黄光裕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国美的经营决策和发展战略,但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家长”般地经营管理确实成就了国美。

2.2004年在香港上市至“国美之争”爆发前,这一期间为国美电器辉煌阶段。国美上市后,由原来的封闭性公司转变为公众公司,公司的家族治理色彩淡了不少;之后,黄光裕亲自设制了“股权激励机制”,这一举措被看作是国美迈入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标志,由此,国美更是一直领跑我国民营企业。但是,黄光裕的大股东意志仍然左右着上市不久的国美,国美仍然延续着上市前的发展战略――积极向外拓展开店,直至“国美之争”爆发。

3.“国美之争”爆发至2011年3月张大中就认国美董事会主席,这一期间为国美电器重整阶段。2008年底,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入狱,国美的经营状况一度持续恶化,陈晓临危受命就认董事局主席,他通过引入贝恩资本和转变发展战略,使国美扭亏为盈;但陈晓的做法背离了黄光裕以往的发展理念,并且让黄光裕感到了威胁,之后黄陈之间展开了对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国美之争”就此爆发。“国美之争”爆发后,为了维护家族利益,黄光裕的家族影响力再一次占据了上风,国美再一次被黄氏家族牢牢控制。

(二)由国美成长历程来看中国民营企业存在的治理问题

从上述国美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既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层面的,也包括公司外部治理层面的。

第一,在内部治理结构层面。

1.股权结构失衡问题严重,大股东拥有绝对的股权优势。我国当前八九成民营企业还保持着家族治理的习惯,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大股东的家族手中;国美在上市前,黄光裕家族在国美股权结构中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即便在上市后其仍然把持着将近36%的股权,仍然是国美的第一大股东。大股东通过股权优势控制着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和决策机制,从而控制了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

2.公司治理的家族色彩较为浓厚,大股东的家族习惯作用经常左右着公司的经营决策。我国的民企在初创时期,大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不一致性不太突出,家族治理的优势较明显,天然的信任基础和较强的人和优势,促进了我国民企的快速发展;但随着企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大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不一致性越来越突出,家族势力过多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便会制约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3.董事会的独立性较弱,其科学决策的功能受到很大限制。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多半是家族式企业,创始股东及其家族成员控制着相当比重的股权,董事会也受其控制,主要表现为:内部董事比例过高,外部董事很难进入或所占比例很小,董事会决策受制于控股股东。由于公司的外部股东无法与控股股东控制的董事会相制衡,所以董事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控股股东意志实现的工具,难以科学自主的决策。

4.监事会或独立董事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为中小企业,通常大股东既是公司的所有者又是公司的经营者,公司里一般不设监事会,而是由大股东的一两名亲属担任监事;在设立监事会的民营企业中,监事会成员多半也由“内部人”占居,因此形成监事会“不监事”的局面。在像国美这样的上市公司中,由于独立董事的人选和报酬通常受制于公司,作用受到极大限制。

5.经理层激励机制扭曲,非报酬激励作用大于报酬激励。我国民营企业中,由于中国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企业老板更倾向于对其聘任的经理人施以“感情投资”,而非基于他们的经营业绩给予相应的待遇,经常给予经理人超优厚的待遇,以换取他们的忠心,但却常常事与愿违,反而增强了经理层不道德行为的风险性。“国美之争”爆发前,黄光裕给予陈晓与自己一般的待遇,但他却没料到陈晓后来会联合其他股东来“背叛”自己

第二,在公司外部治理层面。

1.职业经理人市场很不成熟。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以及民企股权结构严重失衡,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我国大部分民企更倾向于通过非市场手段任用经理人,因此经理人市场在约束公司经营者行为方面的作用没能发挥作用,使得企业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2.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欠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不仅是股东的公司,公司的债权人、职工等也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因此他们理所应当参与公司治理。而在我国目前,则缺乏债权人治理机制,债权人未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劳动者治理机制较为弱化,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

三、对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由于公司治理受各国历史、政治、法律及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影响,所以一国企业在引入他国公司治理模式时必然要使其本土化,不可盲目照搬。因此,对于我国民营企业的治理问题,笔者给出以下建议:

首先,优化内部治理结构。

1.塑造一种公司股东和经营者和谐合作的企业文化。笔者建议从以下两方面努力:(1)企业通过公司章程等规范将中国儒家的“忠”、“信”思想融入到企业中,形成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使公司的股东能够做到“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经营者能够做到“忠于股东、忠于企业”。(2)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其融入企业文化。一方面使经理人的报酬与其经营业绩相关联,一方面建立对经理人的合理约束机制,这样才有利于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建立一种持久和谐的合作关系。

2.优化我国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从世界公司治理的实务来看,若股权过于集中,确实会影响到公司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因为公司的大股东常常会干预公司决策,而其他中小股东又无力抗衡,最终满足了大股东的利益,却损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公司的利益。分散公司股权、优化股权结构,有利于公司经营决策的科学民主化。

3.淡化企业治理的家族色彩。在我国民企的初创时期,家族治理的优势促进了企业迅速发展;但随着企业逐渐变大,家族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冲突制约了企业进一步发展。因此,我国的民企要想做大做强,创始股东一定要转变观念,在保障自己大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大胆引入专业化的经理层等现代企业制度,合理和谐地处理自己和经理层之间的关系。

4.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当前我大部分民营企业股权高度集中,董事的人选提名、选聘标准、罢免提议等主要体现为大股东的意见,董事会的多半成员来源于大股东,公司外部董事只占一小部分,由于董事会实行的是人数多数决,所以董事会事实上受制于大股东(包括部分上市民企),没有形成真正的独立性。引入公司外部董事,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和科学性。

5.强化监事会或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目前,我国公司法对独立董事仅做了一个非常原则性的规定,对监事会也只是规定了列席董事会、质询和建议的权利,在加上我国民企中严重的独立董事或监事“被内部人占居”的现象,所以,我国民企中的独立董事或监事的监督职能基本上被虚化。纵观国外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中,若想使独立董事或监事真正发挥监督作用,首先要保证独立董事或监事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体现为他们在行使监督权时不会受制于公司(比如说在报酬、责任方面)。其次要赋予独立董事或监事更多实权,切实保障其监督职能的发挥。

其次,改善外部治理环境。

1.贯彻好并继续完善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当前,我国关于公司治理的法律制度已比较完备,但从落实方面来讲很不理想。另外,在公司治理的某些方面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例如在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权利方面。所以,若想改善我国民企的公司治理,贯彻执行好现行法律和进一步完善现行法律都很有必要。

2.逐步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当前,我国的经理人市场尚未真正形成,运作机制很不规范,经理层的产生主要通过非市场化手段,因此埋下了隐患,我国经理人“不道德风险”案例的接连发生就是最好说明。所以,一个运作规范机制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有利于企业科学有效地选聘经理层,有利于企业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3.完善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除了公司股东,公司职工、债权人等也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他们也应当参与公司治理。引入公司职工、债权人等到公司治理中,一方面可以制约公司经营管理层,以减少他们的“道德风险”行为;一方面可以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提高公司经营决策的科学有效性,最终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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