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2000年至今发表在学术期刊、学报的修辞与传播结合的研究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了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情况，分析了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关键词】西方修辞理论；传播学；研究；新闻；广告

西方修辞学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奠基之作，后来经过学科的衰落与复兴，发展至今流派众多。传播学首先于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美国，在70年代传入我国，后来蓬勃发展，到2001年成为一级学科。修辞学与传播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传播学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因为亚氏修辞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西方学者很早就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修辞学界和传播学界也有将二者结合进行研究的趋势。

无论是西方古典修辞理论还是西方当代修辞理论，和传播学都有着共同的研究目的，即促进人类理解、促进世界和谐、减少矛盾冲突，这也为二者相结合创造了条件。

一、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概观

虽然我国修辞学研究历史很长，但由于传播学进入我国较晚，而且前些年还处于学科形成时期，主要处于介绍和翻译西方传播学理论阶段，因此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传播学的论文和专著很少。自2000年开始，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这时修辞学与传播学结合的论文开始出现，所以本文选取2000年至今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镜像）中有关西方修辞理论在传播学中应用的论文72篇，包括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通过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和归纳，以此对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

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既有应用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的成果，也有应用西方当代修辞理论的成果，研究范围主要涉及两个学科结合的理论、新闻传播、广告传播、政治传播和广播电视传播，范围比较广泛，但具体数量和比例相差很多。

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主要应用于新闻传播和政治传播方面，广告传播和广播电视方面应用得较少，下面将对每个领域内的研究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二、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主要内容

两门学科结合理论的研究。关于修辞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我国修辞学界和传播学界的学者都发表了一致的观点，都认为修辞学与传播学有相同的学科源头，应该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里的修辞学理论主要指源于西方的广义修辞学理论。陈汝东认为：“在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不乏传播的成分，尤其是言语传播。其学理传统不但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为传播学基本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修辞学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传播学的基本观念和研究成果。两门学科在发展中互相影响、相互渗透，两门学科在走向融合。修辞学研究还应向具体的各种传播领域深入，从修辞角度揭示具体传播领域中的修辞规律，使修辞学为社会传播实践服务。”[2]这就为修辞与传播结合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指出了二者结合的鲜明的方向，为修辞学界和传播学界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这在西方是早已进行的科研领域，“在当代西方，修辞不仅不露声色地支撑着交流、传播、公关、广告及一切形式的宣传，为所有这些以象征手段调节大众看法和态度的行业提供了基础观念、总体思路和基本方法，而且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可见西方修辞学介入社会现实的深入性和广泛性。而我国修辞学的研究至今还囿于“修辞格/修辞技巧”的范畴，不太注重修辞理论对社会现实和传播实践的干预，导致修辞学的研究缺少实用性价值。

修辞学界许多学者深切感受到这一问题，主张“修辞研究需要走出‘就语言谈语言’的技巧论，走向更广阔的公共学术空间”[4]；认为修辞学应研究社会真实事件修辞，调节、引导在社会重大事件影响下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引发公众行为，为社会管理和发展服务。[5]在越来越传媒化的当今社会，迫切要求运用修辞理论解析国内和国际新闻事件，引导社会舆论，理解国际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新闻运作，顺利、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与对话。这也是修辞与传播结合理论研究的重大价值所在。

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研究者综合运用西方的修辞理论、理念或运用某一位学者的修辞理论来论证和解析国内和国际出现的重大新闻事件，视角新颖，论证有力，有很强的现实干预性，和我国传统的语言鉴赏性的修辞研究完全不同，是修辞学“最能介入现代生活，服务社会的研究形态”。

黄坚运用西方修辞论辩的理论来解读我国的对台传播实践，认为对台宣传应该注重受众，应把受众作为首要问题，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其次是要充分认识到事实在对台宣传上的重要性，因为事实在论辩中的地位很重要，鉴于对台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大陆媒体需要对宣传的内容进行更详细的“事实检查”，表达时贴近台湾民众的表达习惯和心理思维定式。[6]

以上运用西方修辞理论解析类论文深入实际的真实的传播实践，详细论述了采取的修辞策略，使传播有更好的效果，对同类传播问题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是应该提倡的研究范畴，也体现了修辞理论的东西方交流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告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西方修辞理论在解析广告传播方面同样具有很大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李思屈在其《传播“修辞学”与广告符号的运用》一文中，运用当代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的“戏剧主义批评”修辞理论分析了上海别克轿车的一则电视广告。博克的“戏剧主义批评”理论，又称为“戏剧五要素分析法”，他认为由于人类生存具有“戏剧表演性”，运用戏剧性舞台语来讨论人的象征行为和传播行为最为合适，可以用行动、场景、人物、工具和目的来考察传播行为。人们在传播行为中出于不同的动机，对这五个因素进行不同的搭配，实际上折射出不同的态度。作者认为别克轿车广告以“漂亮的轿车在美丽的林间路上行驶”这一场景作为传播的重心，人物、行动甚至语言几乎没有，但却收到了使人高度记忆品牌、好感度极高的传播目的，是“戏剧五要素分析法”在广告实践中的生动运用。[7]叶丽华运用西方古典修辞思想论证了名人广告效应的修辞原理，认为在名人广告传播过程中信息源的可信度、信息源的吸引力和受众对名人的移情现象扮演着重要角色，名人广告作为修辞的一种手段符合亚里士多德和博克的修辞学理论的运作原理。[8]

以上这类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证明学者们已经突破单纯广告语言修辞欣赏评价性研究的范围，开始在广义修辞学视角下从整体策划角度、从劝服角度或从哲学高度来探讨广告中修辞元素的作用，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具有很大的专业指导意义。

广播电视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广播电视传播方面一般还是从我国传统修辞的角度进行研究，如电视新闻传播中的响度组合和广播电视新闻标题的修辞特点，运用西方修辞理论进行研究的只有一篇，作者探讨在西方修辞理论的视角下视听传播，认为电子视听媒介已经超越传统媒介而成为泛文本，新修辞学应该关注这一领域，对电视文本进行研究，电视媒介的整体传播效果和电视传播的视听规则都需要修辞学的积极介入，但目前缺乏系统研究，应积极开展研究。[9]

政治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研究政治传播修辞的论文很多，因为政治传播带有很大的劝服性，这与西方古典修辞理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一致的，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胡亚云的论文就政治传播修辞理论展开论述，认为政治修辞政治主体利用政治语言所进行的修辞，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在理论上经历了规劝说、认同说和认知论三个发展阶段；在理论范式上可分为情景修辞、运动修辞、制度修辞、首脑修辞与反修辞；政治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手段，它服务于政治传播、应用于政治传播的全过程，[10]属于政治传播理论研究。蔡骐、常燕荣以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电视公开辩论作为个案，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服修辞理论分析了修辞作为说服手段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集中考察了情绪在进行说服，从而达到政治传播目的方面的作用，[11]属于政治传播实践研究；涂光晋、宫敬以西方当代话语修辞理论为框架，分析了2000年来中美官方以为主题的政治话语，由于话语语境的不同，由于“原型沉淀”和“集体记忆”的文化原理不同，导致新闻写作稿的词语、句式选择的不同，因此表现出中美对“纪念日”主题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美国话语以“自由”、“信仰”、“出走”、“非暴力”和“领袖”为主题，中国话语以“农奴解放”和“经济发展”为主题。[12]这是运用西方修辞理论去分析西方政治话语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西方政治话语的修辞操作手段，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运用我们自己的策略予以回击，这对于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对于构建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修辞理论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无论哪个国家，要运行政治、经济体制，要进行国际对话与辩论，要开展与对立势力的斗争等政治传播，都需要修辞理论的指导，所以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于服务和指导具体的政治传播实践。

三、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虽然目前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已经有应用的趋势，而且数量在增多，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领域不平衡。从选取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多用于新闻传播和政治传播方面，广告传播和广播电视传播方面内容较少，这样就减少了对以上两类传播的指导性。由于广告和广播电视在传播信息方面和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今后应该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

研究中存在拼凑现象。由于很多作者对西方修辞理论没有进行深入的学习钻研，导致对西方修辞理论的不理解，很多论文有生吞活剥、拼凑甚至抄袭现象，将译著中的理论直接搬入自己的论文中，导致论文晦涩难懂，缺乏利用和借鉴价值。建议有关传播机构和团体加大对西方修辞理论的普及和研究，尤其是当今西方修辞理论的主流及与传播学的结合，应该全面予以介绍，使学者能深入理解西方修辞理论的精髓，在研究中能得心应手。

缺少对我国当前大量的、复杂多变的传播实践的研究。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也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每年都会有很多传播事件发生，而西方媒体也会关注，这恰好可以利用西方修辞理论揭示西方媒体的修辞手段，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很少。我们应该注重这方面的研究，传播研究机构应该成立课题组，进行连续的大型研究，相信通过研究，会大大促进我国传播学的深入发展。

学术水平较低。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导致研究的学术水平较低，缺乏对西方修辞理论的宏观和微观研究，不能对大量出现的国内、国际传播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与指导，因此难以发表在核心以上的期刊上，从我们选取的论文可以看出，只有很少一部分源于核心期刊，研究的整体水平有待于提高。所以今后应注重提高论文的质量，对西方修辞理论进行透彻的研究，写出对现实社会发展有指导性的高水平的论文。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媒介化的社会，每年国内、国际都会发生很多重大事件，舆论热点不断，面对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信息，怎样选择、怎样报道、怎样引导，这都是传播学与修辞学结合应该解决的问题。因此应该加强理论研究，介绍西方传播学与修辞学结合的理论，了解西方新闻传播、政治传播上的修辞操作和策略，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顺利进行国际交流与对话，并有力地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国际形象。学者们应努力开展修辞对当代传播实践的干预与引导研究，并结合我国传播实际，提出中国特色的传播修辞理论，为我国的政治、社会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24.

[2]陈汝东.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9-94.

[3]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M].北京：三联书店，2004：3.

[4]谭学纯.修辞学研究突围：从倾斜的学科平台到共享的学术空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13-19.

[5]曾毅平.略论社会真实事件的修辞学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13-118.

[6]黄坚.借鉴西方修辞理论，改进对台传播[J].科技信息，2007（35）：407.

[7]李思屈.传播“修辞学”与广告符号的运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74-77.

[8]叶丽华.名人广告效应的修辞原理[J].商场现代化，2007（7下）：121-123.

[9]熊忠辉.修辞学观照中的视听传播[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5）：87-90.

[10]胡亚云.政治修辞与政治传播[J].河南社会科学，2001（5）：9-12.

[11]蔡骐、常燕荣.政治传播与修辞说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78-83.

[12]涂光晋、宫贺.中美官方主题新闻的政治修辞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8）：55-58.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