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形紫砂壶的原始文化涵义

紫砂壶设计的最早构思是从模拟自然界的实物形态开始的，而其中与陶器的发明相关，值得我们加以特别探究的，则是葫芦形紫砂壶的原始文化涵义。

在有关原始文化的典籍中，葫芦都是作为一种“生命容器”而出现的。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罗列了25则故事，近人的调查研究所得进而增多到5 0余则，其中心母题都为，洪水来时，仅伏羲、女蜗兄妹（亦称姐弟）二人借葫芦或瓜瓢获救，遂结为夫妇，繁衍人类。这里所说的洪水原型当与更新世冰期结束以后的天文事象有关；“兄妹结婚”的原型，隐喻了以群婚为基础的血缘家庭式关系。类似的传说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完全超越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局限。

国外学者“弗罗宾斯”说过：“圆是包含着世界始祖的葫芦”（《大陆文化》1 1 2页），而伏羲女蜗作为人类的始祖也正是葫芦，这在闻一多《伏羲考》中论之甚详。那么，为什么人类的生殖始祖会被物化为葫芦呢？闻一多认为，因为葫芦多子，是子孙繁衍的最妙象征，故取以相比拟。但是，它又为什么被作为生命的容器呢？有人认为是因为它的造型“能与‘子宫’发生类似的联想”的缘故（萧兵《楚辞与神话·女蜗考》），这种想象力未免过于丰富了一些。因为对原始先人来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科学的解剖学知识。倒是李子贤《傣族葫芦神话溯源》中一个意见贴切入理。“在西方，妊娠期的妇女被尊为巨腹的女神；在我国的汉、傣等二十几个民族中，巨腹的妊娠妇女被外化成为葫芦。巨腹的女神雕像，与葫芦的形状正好吻合！”（《民间文艺集刊》第三辑61页）。

例如，我国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女神像，乃至一些原始部落中的女神雕像，其典型特征都是丰满，腹部凸起，臀部肥大，一种强烈充塞而呈膨胀状的造型，极度地夸张了女性的生理特征和生殖功能，与葫芦的形象极其相似。在大篆中，“女”字呈象形的束腰葫芦状，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不仅仅止于女蜗，在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葫芦崇拜都是一种与生殖欲望相关的原始文化现象。中国道教徒称女人为“鼎器”，实质上都是远古时代女人与葫芦同构的衍变。至此，葫芦作为生殖功能的象征和人生情结的涵容再也清楚不过。正如《诗经》“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所表达，人类的生命皆渊源于以瓜瓞为象征的共同母体。

回到陶器发明的原始问题上来，如果我们注意到，早期的陶器多为壶、钵、罐、瓮、盆、瓶等，其基本造型，绝大多数接近于绕中轴线旋转的球体葫芦状或半球体瓢状。尤其是被考古界称为“瓢芦壶”的球腹器以及半球体瓢状的钵，更具有普遍的典型性。如在裴李岗峨沟遗址出土的尚可辨识器型的陶器近300件，其中壶和钵达216件之多；河南新郑文化遗址可以复原的陶器有2 4件，其中陶壶竞占1 2件。我们知道，早期制陶还没有发明轮制，只能手工盘筑，捏塑成型，这种成型手法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容易造成各种丰富而不规则的器型。但事实恰恰相反，凡乎所有陶器都选择了单一的，难度更大的，严格绕中轴线旋转的成型样式。显然，如果不是在陶器发明之前，已具有对于球形器的源远流长、约定俗成的特殊信仰，是不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换言之，早在陶器时代之前，原始先民就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崇拜、使用葫芦器—生命容器的历史时期。因此，陶器的发明与其归结到物质生活中某种偶然机遇的启发，毋宁说是出于生殖崇拜机制的必然产物，是对葫芦器的一种有意识模仿。

模仿是驻守在人的心理深层的一种本能机制。尤其对于受巫术观念支配的原始先人来说，更表现为顽强的模仿倾向。这样，早期陶器纹饰中最基本的、最普遍的一种构成方式—口沿或颈部绕器一周，平行于口沿的环形宽带纹或平行线纹，无疑可以解释成对葫芦器口颈部位，为防止开裂而包扎的那道“环箍”的模仿。尽管作为陶质的容器与作为植物质的葫芦器不同，它的口颈根本不会开裂，而且画上去的线纹也根本起不了“包扎”的作用，但是，他们必须准确地按照他们之前的祖先那样来制作这些容器。

对照现代的葫芦形紫砂壶，同样是直接将葫芦的典型形态演变成为壶的造型，并把葫芦的枝条、藤蔓捏塑为嘴、把和底子。我所制作的葫芦壶，采用嵌盖环形钮，其壶身则制成束腰葫芦状，以突显敦朴、灵动，富有神韵。葫芦壶追求自然质朴的风格，做到形神兼具，平添几分活泼与浪漫，力图在静态中寓以动态的韵律和节奏。由此可见，从制陶术的发明到壶、钵等素陶的繁荣，进而到紫砂壶器的风行，贯穿了一脉相承的，对于生殖崇拜以及植物崇拜的观念。

“壶”尚创意，意多吉祥，葫芦形紫砂壶的原始文化涵义，生动而又深刻地体现了人们向往“多子多福”的独特生活意愿和精神追求，所谓“宜子宜孙“、“嘉庆之征”，切壶、切题，迎合了现代大众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