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摘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既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认定此种犯罪时，就必须严格掌握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定要件，不能盲目地扩大解释，也不能任意缩小其范围，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关键词】危险方法 公共安全

一、“其他危险方法”的含义

这里所谓的“其他危险方法”，并非指一切能够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手段，而是指作用力、范围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相同或相似，同样具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性质的行为方法，如私设电网、驾车冲向人群、持机枪朝人群扫射等。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时，其所采用的危险方法类似上述行为是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并与其危险性相当，行为的危害性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二、对于公共安全的认定

对于公共安全，在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公共安全指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论是否特定，只要是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都是公共安全；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且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其中第三种观点是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相关的定义为公共安全即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及其他公共利益的安全。其中具体包含以下几点内容：

（一）公共安全中不特定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这里的不特定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是指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往往是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的重大损害，而且这种后果常常超出了行为人的预期，难以控制。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行为一经行为人实施，不论其是否认识到，该行为都能够在一定条件的具备时造成众多人员的伤亡或者是公私财产的广泛破坏，或者是对公众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

（二）对于“不特定”的准确理解

所谓不特定，是与特定相对而言的，它是指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侵害或者可能侵害的犯罪对象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事先无法确定，行为人不但无法预料而且无法控制。它包含两个方面：（1）对象的不确定性；（2）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任一行为所可能侵害的对象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行为人实现无法确定，也无法控制，也就是说当行为实施后，结果已经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

综上，笔者认为，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体系的一部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所指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并且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

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一）以私设电网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被告人：顾某，男，37岁，某县农民。被告人顾某在自家房屋东侧的自留地里种植西瓜。1998年5月27日，顾某发现自留地里的西瓜被偷摘不少，并且瓜藤被踩折很多。被告人顾某十分生气，遂于1998年5月28日，顾某在瓜地周围私自架设了电网，在架网过程当中，因不慎被致使其本人触电，只觉手“倏”地抖了一下，险遭伤害。其兄在场看见此事，于是劝顾某不要这样做。但被告人顾某不接受劝阻，用12号铁丝把瓜地的东、南、北三面围了起来，并与屋内的电灯插头的火线相接，并于当日给铁丝网通了电。当日中午一时，本村农民于谋之子（12岁）去被告人瓜地里抓蜻蜓，结果触电，当场死亡。

被告的行为当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人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是出于间接的故意杀人，实质上其实是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本案被告人顾某私设电网，自己已经触电，险遭不测却不以此为戒，也不经其兄劝阻架起三面电网。当其妻问他是否存在危险时，他先说了一句“不会吧”，后又补了一句“这我管不着”，从这一事实完全可以说明其对私设电网的后果持放任态度，在主观上属于间接故意。在侵犯客体方面，被告人私设电网，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客观方面，由于被告人的危险行为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不难看出私设电网是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危险方法，一旦实施就有可能造成多人伤亡或者大范围的破坏的危险。综上，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顾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二）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告人孙伟铭，男，汉族，1979奶奶5月9日出生于自治区，高中文化，成都奔腾电子信息技术员工。2008年5月，被告人孙伟铭购买一辆车牌号为川A43K66的别克轿车。之后，孙伟铭在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长期驾驶该车，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同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与其父母为亲属祝寿，大量饮酒。当日17时许，孙驾驶其别克轿车行至四川省成都市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从后面撞向与其同向驾驶的车牌号为川A9T332的一辆比亚迪轿车尾部。肇事后，孙伟铭继续驾车超限速行驶行至成龙路“卓锦城”路段时，越过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与对面车道正常行驶的车牌号分别为川AUZ872的长安奔奔轿车、川AK1769的长安奥拓轿车、川AVD241的福特蒙迪欧轿车、川AMC337的奇瑞QQ轿车等4辆轿车相撞，造成车牌号为川AUZ872的长安奔奔轿车上的张景全、尹国辉夫妇和金亚民、张成秀夫妇死亡，代玉秀重伤，以及公私财产损失5万余元。经鉴定，孙伟铭驾驶的车辆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公里/小时；孙伟铭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35.8毫克/100毫升。案发后，孙伟铭的亲属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1.4万元。

从孙伟铭驾车连续造成重大危害事故的具体情况来看，孙的心理态度不是过失，从他的实际行为来判断，他不可能在前两次撞车的时候没有察觉，但是他继续放任危害后果的持续发生，主观上属于间接故意。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2日以（2009）成刑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宣判后，孙伟铭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8日作出（2009）川刑终字第69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仅从定罪的角度来看，两审法院对被告人孙伟铭的犯罪行为定性准确，适用罪名恰当。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既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认定此种犯罪时，就必须严格掌握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定要件，不能盲目地扩大解释，也不能任意缩小其范围，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要确定更加严格的限制规则对进行适用，防止定罪不准，量刑不当，损害法律的威严以及人民的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