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威宁中水银子坛民族墓葬相关问题的探讨

摘要：中水银子坛墓葬主要包括贵州黔西北地区战国中期一西汉中期前后的当地民族墓葬和少量西汉晚期以后的汉式墓，本文就当地民族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族属以及文化渊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银子坛民族墓葬应源于滇东黔西地区本地青铜文化，同时受到了来自临近地区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银子坛墓葬；族属；文化渊源

中图分类号：K878.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167-07

中水银子坛墓地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城西北约110公里，乌蒙山中段西麓，地形属于山麓与盆地交接地带的小型坝子。1978年、1979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1978年发掘了3个地点，即梨园工区发掘墓葬27座，独立树发掘6座，张狗儿老包发掘3座，共36座墓葬。1979年又在梨园工区清理墓葬22座。2004年底，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在中水区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对中水梨园工区墓地(包括独立树地点)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银子坛墓地共清理墓葬82座，出土遗物近300件。因为近30年来行政区划和地名的更迭，一些旧有的名称已被弃用或成为更宽泛的行政称谓，范围所指已今昔不同。2004年发掘时，改以银子坛墓地命名梨园工区，以红营盘墓地命名1978年发掘的独立树地点。通过2004年的田野发掘和对比研究，红营盘墓葬已从银子坛墓葬中辨识独立出来并作为新的文化类型。这些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为银子坛墓地相关问题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一、银子坛墓地发掘的基本情况以及随葬器物的主要特点

银子坛墓地可分为A、B、c三型(包括1978、1979年发掘的墓葬)，A型墓葬为狭长方形墓，墓穴较狭长，有的仅够容身。前两次发掘的绝大多数Ⅱ型(不规则)墓均可归属此型。B型墓葬为长方形，墓葬的宽度已经增加，属汉式墓。C型墓情况较为复杂。不排除发掘有误的可能，本文暂不作讨论。A型墓葬属于当地民族墓葬，时代最早，大约在战国中期―西汉中期，是本文探讨的墓葬类型。为简略起见，文中所言的银子坛墓葬即是指地方民族墓葬。

银子坛墓地多数墓葬的骨架保存尚好，从残存的遗骸看，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占绝大多数，二次葬主要见于合葬墓中。墓地出土的随葬器物以陶器数量最多，组合多样。其余随葬品主要包括铜器和少量的玉、石器，数量不多，种类较少。陶器是银子坛墓地出土数量最多、最重要的随葬器物。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火候低、器表粗糙、以灰褐色为主、纹饰较简单。陶器上刻有刻划符号是墓葬出土陶器的一个重要特点。器形以平底罐、瓶、碗、豆、杯为主。银子坛墓地与昭通营盘甲区墓地出土的陶器颇为相似，但与红营盘墓地出土的陶器差别较大。与赫章可乐当地民族墓葬出土的陶器以及滇文化墓葬出土的陶器相比较，均有明显的差别。墓葬共出土青铜剑10件：其中蛇头形铜剑5件、柳叶形铜剑3件、带双齿的柳叶形剑2件。蛇头形铜剑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常见兵器，最早可至春秋早期或更早，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末期。在滇池周围的石寨山、李家山、楚雄万家坝和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较多，属于滇文化器物。柳叶形铜剑是巴蜀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无论哪种型式的柳叶形剑其最早出现都在蜀地，并在其后得到了独立发展，其演变轨迹相当清楚。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带双齿的柳叶形剑在红营盘、曲靖八塔台均有出土，形制稍有不同。有学者认为这种剑茎带对称双齿的柳叶形铜剑不见于最流行柳叶形铜剑的四川盆地，是昭鲁盆地及其周围地区这一时期柳叶形铜剑的特征。铜矛在滇池周围出土的青铜器中也多见，与八塔台墓葬出土的形制相近。铜戈共计6件，无胡，多为调查征集，这类铜戈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有出土。铜发钗共计出土12件，有U形和弹簧形两种形制。这两种类型的发钗与赫章可乐墓地出土的发钗形制差别不大。“椎髻”是南方民族的通用发式，而北方民族，如羌、匈奴之披发，氐、突厥之编发，则与此迥然不同。铜手镯以有领镯为主，有长筒形、弹簧形、宽边镯4种形制。另有石质和骨质有领镯出土。在中水鸡公山遗址、吴家大坪遗址均有石质有领镯出土，形制与银子坛出土的有领镯几乎一致，很可能是继承了鸡公山、吴家大坪出土玉石有领镯的形制。有领镯在南方百越地区和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中均有发现，在安宁河流域的喜德拉克四合大石墓、西昌小花山大石墓中也有出土。是属于南方民族的器物，北方地区未见。而可乐出土的手镯以片状环形镶孔雀石镯为主，不见有领镯类型。玉石器类装饰品主要有玉块和骨i，均为环状有缺，与大石墓出土的块形耳环相似。

从墓地随葬器物出土的分类情况看，银子坛墓地出土的陶器数量多，组合丰富，在墓主人的生活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铜兵器数量不多，且多数是滇文化和巴文化器物。装饰品有铜质和玉石骨质器等，虽然绝对数量不多，但在墓主人的生活中受到足够重视。具体到各类随葬品，墓地出土的陶器与昭通营盘甲区墓地出土的陶器颇为相似，且陶器上也发现刻有刻划符号，这应是昭鲁地区墓地出土陶器的一个共同特点。不见于滇池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与赫章可乐墓地出土的陶器差别较大，与滇文化墓葬出土三足、圈足陶器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墓葬出土的铜兵器，品种较单一，受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较大。铜质饰品以及玉石器类饰品中，铜发钗与赫章可乐墓地出土的发钗形制接近；有领镯不仅有铜质，也有石质、骨质，很可能是源于鸡公山和吴家大坪遗址出土的有领镯。

二、中水银子坛墓地族属问题的探讨

目前，对于银子坛墓地的族属问题，主要存在属于氐羌和百濮两种不同的观点。《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居。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i都最大；自i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中，足见西南夷地区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习俗和民族分布状况。有学者以为云南及周边相关的青铜时代可分成滇西北、川西南氐羌族群文化圈；川、滇、黔交界的百濮族群文化圈和滇池区域及滇东南的百越族群文化圈(区)。在三大区会合的楚雄――洱海之间则存在着一个文化交会区，区内分布着`、昆明人，他们是新石器末期就在这一区域内活动的氐羌族群的一支，与青铜时代活跃在滇西北的氐羌族群有所差异。

春秋以降，氐羌族群受到中原地区政权的持续排挤，以氐羌族群为主的西北地区民族南迁至西南地区，使西南地区受到了来自西北地区氐羌文化的影响。在氐羌族迁徙活动的重要区域，氐羌系民族的遗存已不断被发现和认识。滇西北地区是氐羌族群较早来到的地区，该地区遗存表现出强烈的北方地区文化特色：鳌凤山墓葬有土坑墓、火葬墓和瓮棺葬三种类型，早期的土坑墓有仰身直肢的男性与侧身屈肢 的女性的合葬墓，还有个别解肢葬、无头葬。出土的陶器以带耳罐居多，双圆圈首铜剑、山字格剑的出土都显示着该区域文化面貌较明显的北方文化特征。川西南区位于藏彝走廊的南端，是北方地区南下民族的主要居住地之一，墓葬形制多样，有大石墓、石板墓、石棺葬。大石墓的埋葬方式多为多人二次葬埋葬人数在几十至一百多人不等，少量为一次葬或火葬，是战国秦汉时期安宁河流域最主要的墓葬。其族属学界大多认为属于邛都夷。石棺葬最早发现于岷江上游茂汶地区，以理县东部、汶川北部至茂汶中部石棺葬墓分布最为集中。墓葬形制总体特征为：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以石为棺，无底，取石板由足到头层层叠压为棺盖，其砍头、乱骨葬等葬俗承袭了氐羌文化的因素。随葬陶器以双耳罐、单耳罐最为典型。其主体民族应属于氐羌民族。滇西北和川西南地区从分布范围上讲包括了川西、川西南、川南以及滇西北和滇北的一部分，典型器物组合为双耳罐、单耳罐和山字格剑，决无农具，少生产工具，反映出氐羌族群的游牧民族特性。从中国的青铜时代早期开始，西北的氐羌系先民就向南迁徙，以致远徙到西南的滇西南一带，并很快融合到当地的土著民之中……到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达到了高潮，西南边区的大石墓、石棺葬及少量土坑墓中常见的平底双耳罐，就是这些氐羌系诸部民族迁徙的历史事件在考古学文化遗存中的反映。

银子坛墓地出土的墓葬以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为主，合葬墓数量较少，共计13座，约占墓葬总数的10％。(其中两座合葬墓因未发现墓边，不排除发掘有误的可能)，二次葬主要见于合葬墓中。俞伟超先生以为“从马厂类型到齐家文化陆续发展起来的屈肢、砍头、乱骨葬等葬式，从不见于夏、商、周三族的文化，而是戎人、羌人所特有的”㈣。银子坛墓地并不见屈肢、砍头、乱骨葬等葬式。当然，银子坛墓地也存在着某些北方文化的因素。如出土的陶器中有部分陶器如单耳带流罐、单耳带流杯与川西南区有一定联系，源头应是北方地区文化，说明这种关系应是间接传播的。在墓地采集的器物中有一件茎上有帽的铜剑和一件弯头铜刀，应系来自北方文化的影响。总体看来，中水银子坛墓葬与氐羌族群在墓葬形制、葬俗以及随葬器物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异”大于“同”，墓地族属属于古代氐羌族群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辨析银子坛出土陶器刻划符号的内涵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对于墓地族属问题的探讨。银子坛墓地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刻划符号51个(不同的符号41种)，04年出土的陶器也发现有刻划符号。陶器刻划符号常见于单耳罐、瓶、豆、觚上。刻划的部位则多在器物的口沿内侧和肩、腹器表。原发掘报告的编写者以为：有刻符的陶器，一般紧挨死者尸体的某一部位，看来与后来彝族丧葬经中死者葬品摆列的部位不无关系。报告还以为这些刻划符号有不少可以在现代的彝文字典中找到，与彝族文字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是现代彝文的早期形式。彝文的历史，可据此推早到战国时代。刻划符号材料公布以后，引起了我省民族研究学者的关注，他们从音、形、义方面，对照彝文文献，认为刻划符号系古彝文㈣。笔者曾撰文说明中水刻划符号不是孤立的符号系统，不能将刻划符号孤立于其出土的墓葬来简单加以研究。

至今，全国不断有刻划符号的新材料公布。如近年发掘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刻划符号。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出土了607件陶器刻划符号，刻划符号主要刻于陶碗、钵、豆、杯等器物的外底部，内容非常丰富。全国至今已有近百处遗址出土刻划符号。发现最早的刻划符号是河南舞阳贾湖地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其年代距今已达七八千年之遥。刻划符号在半坡文化、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其分布地域是广泛的。银子坛墓地出土的刻划符号时代较晚，与黄河、长江流域发现的刻划符号时间上相差了四、五千年。在鲁甸马厂和昭通闸心场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有刻划符号发现。两处遗址出土陶器的肩、腹部发现有平行划纹，个别器物在肩、腹部刻划出点、线、符号。这些刻划符号很可能是银子坛墓地、营盘甲区墓地、文家老包墓地、昭通白沙地墓地出土陶器刻划符号的先河。

上古结绳记事是原始记事的一种方法，历史十分悠久。《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书契”《庄子・月去箧》也说：“民结绳而用之。”因绳子容易腐朽、不宜保存，至今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结绳遗存，不知当时的具体使用情况。不过，从《周易集解》《引虎郑仇家易》的解释也许可以窥测到一点远古踪影：“古者无文字，其有誓约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在木片、竹片、骨片等载体上刻痕来记录数字、事件或传递信息，较结绳记事前进了一步。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木刻为“券契”、“契”。《列子・说符》记载：“宋人有于道得人造契者，密数其齿……。”“齿”即木刻上的缺口或刻痕。尽管材料较少，但这些记载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中得到了证实。1976年在青海省乐都县柳湾马厂类型墓葬中，发现40片大小、形式基本一致的骨片，在骨片中部的一边或两边刻着一至三个数量不等的缺口旧。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解放前在青海西宁朱家寨也发现过类似的有刻口的骨片。这些有缺口的骨片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券契”、“契”。以陶器上的刻划、木片、竹片、骨片等载体上的刻痕来记录数字、事件，均是原始记事的一种方法，只是木片、竹片易朽坏，陶器和骨片更易保存下来，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今天我们才得以见到。张光直先生以为“在器物上做记号以作为所有权、使用权、使用位置或其他作用的标志，是中国古器物里很老的一个传统”。银子坛墓地出土的刻划符号延续了这样的传统，应是属于“所有权、使用权、使用位置或其他作用的标志”。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在使用文字以前，早年曾使用生活中较易碰到的物品为载体，进行简单的刻划来记事。不少学者深入当今民族地区所作的调查，为研究早期的简单记事方式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佤族以木刻来联络，如甲乙两寨发生纠纷，甲寨给乙寨送去一件木刻，上面刻两个缺口，代表甲乙两寨，下面刻三个缺口，表示乙寨要在三日内前去甲寨和解，前面刻一斜角，表示事关紧要，不得延误。云南独龙族以刻木来记事。凡借钱于人，要打“木刻”，借出多少钱，就在木刻上刻多少缺口，借者还了多少，再削去多少缺口。云南摩梭人没有文字，在建筑房子时经常使用一些符号来表示数字、方位和占有。除以上提到的民族以外，我国的傈僳、景颇、哈尼、拉祜、苗、瑶、鄂伦春、鄂温克、珞巴等族都使用木刻来记事。可见，刻符记事在我国许多民族中都曾使用过。

笔者在查阅关于彝族文字方面的资料时，读到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写的《彝文金石图录》一书，该书前言有这样一段叙述：“金石彝文中的碑刻摩崖，在明代之前，为数不多，明代后才大量出现，究其原因有二：第一，是根本的传统禁忌，绝对不允许把彝文放在野外，怕被践踏和污染，就亵渎了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神灵，这样一来，就必然遭到相关神灵所谴。在黔西北的威宁、赫章一带，至今还保留一些相关习俗，如毕摩所念(用)的经籍禁止女性触摸……据此推断，彝文在彝人的 眼中是神圣不可亵渎的。银子坛墓地出土陶器均为实用器，先不说普通工匠是否掌握彝文，如果工匠将彝文随意刻于日常用品之上任人触摸应该是亵渎了文字神等神灵，是不符合当地彝族祖传习俗的。

根据银子坛墓地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分析，中水银子坛墓地与百濮族群、百越族群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特别是“滇王之印”的出土更确立了石寨山属于滇王国墓地的性质。江川李家山墓群的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极具特色的精美文物。呈贡天子庙、曲靖八塔台、横大路墓群以及昆明羊甫头墓地的发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葬俗和大量精美的陶器、漆器和青铜器，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彼此之间的亲密联系和各自的区域特征，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存在多个中心，且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尽管滇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滇文化的相关问题研究仍存在着争议，其中滇人的族属问题更是存在较多争议，有焚人、羌人、百濮、百越等说法，涵盖了该地区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

有关族属的争议源于百濮和百越两者的辨识是很困难的。百濮是由众多支系组成的一个很大的族群；百越地域分布广大。百濮和百越均为南方农业民族，彼此交错杂居共处的地域较多，导致文化虽各有特点，但共同特征也很多，在汉文献中常常将二者混称。同时，百濮和百越两大族群均有许多支系，百越族群文化的特点较为清晰，各地百越支系各有其特点，较容易区分；而百濮则较早从其聚集区向外迁移，在考古学文化上没有明显的体现，族群支系的辨识就更加困难。

云贵高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聚居区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格局中的一个板块，也是三大走廊中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交汇的地区。滇东黔西地区是云贵高原通向外界的重要通道之一，与外界的交通十分便利，而且本地区没有统一强势的文化的存在，当周边地区的弱势民族受到威胁时往往向本地区迁徙，使本地区聚集了众多的外来民族，如北方的氐羌、长江流域的巴蜀、百濮、苗蛮、岭南的百越等。另一方面，由于该地区相对封闭的小环境，造成了各区域存在千差万别的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形成了该地区民族众多，复杂交错的局面。我们知道，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属于不同的人群或不同的时期，因而，通过同一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特征来推断其所属人群的族属是基本可行的。不过，这种对应关系还需要结合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来共同完成。族群的发展过程始终是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必将伴随着族群的迁徙、族群成员的转化、族群力量的消长，文化的整合、民族的融合等等发展变化状态。 “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触过程中，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和吸收，形成一种与原来文化不尽相同的新文化的过程，这就是文化的整合。文化的整合同时也是文化的综合作用，它不是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新文化的酝酿、孕育、生成过程，是文化竞争和发展的必然过程和重要动力，是不同文化间因接触而冲突、而融合的必然产物。在滇东黔西地区普遍存在着文化整合和民族融合现象。其各个区域的人群肯定都不是单一民族或由同一族群组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不断分合变化的，因此其成分应不是单一的。厘清该地区的族属关系，不仅需要对现有考古材料加以研究和获取更多考古新资料，同时，还需要借助相关民族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多学科的资料。

三、银子坛墓地文化渊源的探讨

银子坛墓地与可乐墓地均隶属于威宁自治县，相距不过百多公里，分别处于乌蒙山的东、西两麓，时代范围相近，均属于地方民族墓葬。赫章可乐遗存在贵州先后经历了九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可乐墓地属于“夜郎时代的地方民族文化遗存”。两处墓地在文化面貌上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中水银子坛墓地流行单人一次仰身直肢葬，后期出现了合葬墓；赫章可乐流行“套头葬”，未发现合葬墓；中水银子坛墓地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可乐则以铜器为主，两地出土的陶器在数量上和形制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出土的铜器在数量和种类方面的差别也很大。两处墓地仅在随葬品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均出土铜发钗，发钗形制比较相近，很可能系同属“椎髻之民”。至于铜器中均有蛇头形和柳叶形剑，可视为受到了来自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银子坛墓地和可乐墓地各自出土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在另外一处墓地均未出现，互相相似的器物多为滇式或巴蜀式，应是受其他处于较强势文化的影响所致，不是两墓地文化的共性，同时，也没有发现属于两地共有而非其他文化的特征。我们知道，由于陶器随地域和时代变化较大，它在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性质、时代和区分不同族群的特征方面更有助于我们进行准确的判断。银子坛墓地出土的陶器是墓地出土数量最多、最具特点的器物，与滇东北昭通营盘甲区墓地、文家老包墓地、白沙地墓地出土的陶器颇为相似，它们应属于同一体系，而与同一地区的可乐遗存、滇池地区以石寨山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曲靖地区以八塔台墓地为代表的遗存都不相同，具有昭鲁地区的地方特色，并在滇东黔西地区有较广泛的分布。银子坛墓地虽然受到了来自滇池地区、巴蜀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有限的，在日用陶器等方面仍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色。

银子坛墓地临近地区目前发现并发表的早于秦汉时期青铜文化的考古材料基本上都集中在滇东北黔西北地区。滇东北有闸心场遗址、马厂村遗址、营盘村甲区和营盘村乙区墓地、鲁甸野石村遗址等。在黔东北地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2005年对威宁县中水鸡公山、吴家大坪、营盘山、红营盘、银子坛等遗址和墓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一批黔西北地区的考古新资料。

2004年10月－2005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对贵州威宁中水鸡公山、营盘山、吴家大坪等遗址进行了发掘，鸡公山遗址于2005年9－10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鸡公山遗址发掘规模最大，发掘面积达3000平方米以上，发掘清理出大量的祭坑、灰坑、沟、房屋建筑和墓葬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石器、铜器、玉器、骨器等大量遗物，尤其是陶器数量众多，形制独特，形成一组固定的器物群，为其他考古学文化所不见，应该代表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将这种以鸡公山遗址为典型遗址的文化命名为“鸡公山文化”。目前已发现鸡公山文化遗址20余处，分布中心主要是黔西北中水至滇东北昭鲁地区。中水盆地发现“鸡公山文化”遗址7处，包括鸡公山、吴家大坪、水果站、营盘山等。滇东北地区发现遗址16处，包括闸心场、鲁甸马厂、野石遗址等。以鸡公山遗址为代表的包括吴家大坪遗址、红营盘墓葬、银子坛墓葬的中水发掘，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鸡公山遗址：是黔西北地区商周时期一处以祭祀活动为主而形成的山顶遗址。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各种坑是数量最多的一类遗迹，其分布密集但少有打破关系。坑的分布较有规律，且南北两侧的坑区别明显，北侧的坑较大，多有火烧痕迹，坑内填土夹大量木炭、红烧土和炭化稻谷，填土中出土许多完整或可复原陶器与石器，陶器基本组合为瓶、罐、杯和器盖，部分坑内有人骨遗骸。发掘墓葬共计19座，皆 为不规则的竖穴土坑墓，有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两种，随葬品较少。已发现的建筑规模较小，一般呈长方形，火塘位于中部。出土的器物主要有生产工具、陶器，骨、玉、铜器数量很少。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有斧、锛、穿孔刀、镰等，双肩石锛、梯形石锛、弧壁穿孔石刀等最具特色。陶器以夹砂陶居多，也有少量的泥质陶，，陶色不均、多褐色。器形以小平底器最多，偶有圈足或假圈足器，器物的形体差别很大。主要器类有细颈瓶、折沿罐、单耳带流杯、双耳带流盆、高领罐、碗、杯、器盖、折腹钵、豆等。其中细颈瓶、折沿罐、带流盆、高领罐、单耳杯、器盖等是典型器物，细颈瓶、折沿罐、杯、钵等为基本组合。

吴家大坪遗址：与鸡公山遗址相距1.5公里，面积近3万平方米，是中水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一处，但地层堆积受到严重的破坏，遗迹分布比较分散。遗迹有沟、灰坑、稻谷坑、房屋柱洞等。其中稻谷坑内出土大量的水稻。出土遗物有陶器、磨制石器、骨器等，陶器多碎片，少量可修复，陶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多褐陶，器形有细颈瓶、折沿罐、高领罐、小杯等。磨制石器有石锛、镞、穿孔刀、有领石(玉)镯等。该遗址早年曾采集到一批磨制精美的石锛、石斧等石器。吴家大坪遗址与鸡公山遗址在文化特征方面基本相同，属于同一文化序列，时代稍晚于鸡公山遗址。

红营盘墓地：位于银子坛墓地以西400米，1978年曾进行过发掘，因地层堆积受到破坏，同时发掘者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以为“这里的墓坑边界不明，遗骸少，只有少数铜器，未见陶器，估计是一处偶尔遗弃尸首的荒原”。同时，发掘者没有意识到该处墓地在文化面貌上与银子坛墓地存在的差异性，将它与其他银子坛墓葬归为Ⅱ型(Ⅰ)式墓葬。通过2004年的发掘，红营盘墓葬已从银子坛墓葬中辨识独立出来，成为新的文化类型，为中水地区乃至滇东黔西地区的考古增添了新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早在1978年曾发掘清理墓葬6座，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6座。墓葬均为小型墓，在2平方米以内，墓内多有人骨但保存不完整。随葬品数量少，多为1－2件，部分墓葬无随葬品。本次发掘出土器物54件。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骨器和玉石器等。陶器共16件，均为夹砂陶，陶质疏松、易碎、均手制，主要有带流鼓腹平底罐、单耳折沿罐、圈足碗、直腹杯等。铜器有柳叶形短茎无格剑(其中有3柄剑各与磨石共出)、直内式钺、带穿直刃弧背刀、有段铜锛、实心柳叶形剑镞。装饰品种类较多，有铜镯、铜指环、突沿玉镯、玉璜等。墓葬出土的花边带流鼓腹平底罐与营盘村乙类墓出土的陶器相同，时代应一致；单耳折沿罐在鸡公山遗址出土较多，带流罐可能源于鸡公山遗址晚期的带流瓶；陶器中的有耳、带流器物，其源头应是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铜剑与磨石伴出的现象见于银子坛墓地，在鲁甸野石遗址中也有发现。长方形直内铜钺，钺身平直，中部有不规则穿，其形制不及中水水果站墓地采集的铜钺规整，但形制相似，具有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铜钺的特点，系贵州首次出土。红营盘墓地墓葬分布稀疏，而银子坛墓地则分层埋葬，延续时间较长，有一定的叠压、打破关系，没有明显的排列顺序，两墓地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在银子坛墓地下层的早期墓葬中，可找到与红营盘墓地相似的因素，红营盘墓地的年代早于银子坛墓地的时代。其年代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

孙华教授综合目前已发现且公布了材料的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青铜时代遗址的信息，提出这一地区在中原汉文化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文化以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至少有三种，这三种文化是：文化一：闸心场・吴家大坪一类遗存；营盘村乙组・独立树一类遗存；营盘村甲组・梨园一类遗存。文化一遗存的年代约在商代中期－西周中期；文化二遗存的年代约在西周晚期－战国早期；文化三遗存的年代比较明确，在战国中期－东汉早期。这三种文化的发展序列应当是鸡公山文化－野石村文化－营盘村遗存。滇东黔西地区的三种文化中，鸡公山、吴家大坪遗址属于文化一，红营盘墓地属于文化二，银子坛墓地属于文化三。由于目前掌握的资料有欠缺，各遗存之间的衔接还不很紧密，需要更多的资料来细化分期和补充缺环。近期，“滇东黔西的青铜文化”课题已列入200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们相信随着滇东黔西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推进，银子坛墓地以及该地区的研究工作会取得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