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稳健性影响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2001年上市的977家公司2002年至2011年数据为基础，考察新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损失对企业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会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行为产生影响；新准则实施以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新准则实施以前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而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大幅的上升，短期资产减值转回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关键词：资产减值 盈余稳健性 新会计准则

2001年我国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从2002年1月1日起开始对八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包括应收账款、短期投资、存货等三项短期资产，以及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和委托贷款等五项长期资产。而2006年新会计准则体系中对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因作了修改。新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准备的新规定，意在防止上市公司通过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那么在2006年新会计准则体系实施前后，上市公司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的行为是否有所不同？如果这种资产减值准备行为确实有不同，那么具体而言长期资产的减值计提是否规律不同？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都有机会实施转回，那么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行为是否有不同？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动机进行了大量研究，并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重要原因之一。Mcniebols and Wilson（1988）以操控性坏账准备作为研究对象，发现样本企业在利润过高和过低的时候都存在明显的平滑和大清洗动机。Franeis， Hanna and Vincent（1996）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存在显著影响，而在控制这一因素后，管理层变更的公司在计提减值准备方面更为激进，但出于大清洗和平滑利润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减值准备的计提并不产生显著影响。Riedl（2004）发现，SFAS121之后，资产减值计提金额与经济因素的关联度更低，但与大清洗行为的管理端更高。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亦对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开展了大量研究。李增泉（2001）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在自愿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期间，通常采取较为激进的会计政策，计提比例偏低甚至不计提，而在被强制要求计提减值准备时期，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即存在亏损动机的公司会计提较高比例的减值准备，而存在扭亏动机的公司会计提较低比例的减值准备。蔡祥、张海燕（2004）选取1999年强制执行减值准备计提政策时期上市公司在追溯调整过程中的会计政策选择，结果表明，减值准备计提额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资产质量， 经营因素是导致这种会计选择的主要原因。戴德明（2005）发现，亏损上市公司计提的减值准备部分反映了经济因素的变化，但在控制这一变量后，盈余管理的动机更为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考察有关影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行为的研究，学界形成大致都认同影响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主要因素包括价值毁损因素和企业自身盈余管理因素。戴德明（2005）指出，价值毁损因素主要是指由于行业和公司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而引起的公司资产价值发生损毁；而盈余管理因素主要包括“大清洗”、利润平滑和企业高层管理变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同其经营业绩显著负相关。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结论表明，将价值毁损作为变量对企业提取减值准备的比例和动机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会得到非常显著结果。Helfint和 Watfield（1997）的研究表明，发生资产减值公司的总资产回报率（ROA）和净资产回报率（ROE）水平显著低于同行业中没有发生同类型减值的企业。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自身经营业绩影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随着2006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新准则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必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考虑新会计制度颁布实施的影响因素，不同的学者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张然、陆正飞、叶康涛（2007）所著的《会计准则变迁与长期资产减值》研究表明，国内上市公司在新版会计准则颁布并实施后并未由于会计准则的变迁而集中转回大量的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贾茜和贾宗武2009年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但是郭艳萍（2007）发现2006 年是新会计准则实施前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上市公司“释放”以前会计年度大量累计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最后机会，因而上市公司在2006年存在集中转回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现象。本文认为，由于新版会计准则体系较旧准则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在以后的会计期间不予转回”，但是并非所有资产减值准备都不能转回，对于包括存货、应收账款、短期投资、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等其他资产的减值准备能否转回，适用于其特定准则。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2006年比新准则执行前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幅度更大

新会计准则体系规定“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在以后的会计期间不能转回”，这项规定主要适用于长期资产。导致这方面的政策新变化主要原因是由于监管者认为上市公司存在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来进行利润操纵，此外，这类型资产一旦发生减值后，价值难以回升。而对于贷款、应收账款、存货、持有至到期投资、递延所得税资产、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未担保的余值、消耗性生物资产等短期资产的减值准备，则仍然可以转回。樊琳（2011）的研究表明，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当中，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是当前样本公司中计提比例最大的资产减值准备，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由此初步看来，一方面，新准则对通过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很有可能得到较好的抑制，而另一方面却可能会使得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上市公司通过短期资产减值转回寻求盈余管理结果。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新版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会显著小于新版会计准则执行前一年度

假设4：新版准则执行后，上市公司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会显著大于新版会计准则执行前一年度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前人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涉及新准则执行对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影响，但大多数样本数据比较有限，大多数仅采用2007年一年的数据来说明公司在新准则实施以后的行为，本文认为缺乏说服力。故本文选取我国2001年以前沪市和深市的上市且目前仍为上市公司的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特征与其他行业存在显著差异，因而本文在选取样本的时候将其予以剔除。另外，剔除资产减值准备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个样本977个，根据本文模型数据需要最终选取从2002年至2011年的数据。本文所用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相关统计数据的处理主要采用 SPSS18.0 和 EXCEL2007。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借鉴已经有研究成果，通过建立以下回归分析模型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AIPit = β0+β1STD1 it +β2 STD2 it+β3 INDROA it +β4 INDPEGR it +β5 ROE it +β6 PRGR it +β7 LEV it +εit

AIRit =β0+β1STD1 it +β2 STD2 it+β3 INDROA it +β4INDPEGR it +β5 ROE it +β6PRGR it +β7 LEV it +εit

模型中相关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AIPit表示公司i 在年度 t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包括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SAIadd）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LAIadd）两部分。而AIRit则表示公司i在 t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额，包括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额（SAIR）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额（LAIR）两部分。（2）解释变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分为两组，第一组解释变量包括STD1it 和STD2it，用以检验新版会计准则颁布及执行前后上市公司实施的资产减值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的不同。其中，变量STD1it表示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上市公司在实施资产减值行为方面是否存在显著不同，新准则颁布前年度为0，新准则颁布后年度为1。所以STD1it 在2002年至2005年取值为0 ，在2006年至2011年取值为1。相应地，STD2it表示新版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行为是否存在显著不同，新准则执行前年度为0，若新准则执行后年度为1。因此，STDit 在2002年至2006年取值为0 ，在2007年至2011年取值为1。第二组变量用来检验公司层面的经营因素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行为的影响，指标包括ROEit、PRGRit、LEVit，分别表示样本公司i在第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率和资产负债率。其中，PRGRit主营业务收入率，表示公司 i 第 t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率，等于公司 i 第 t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除以该公司第 t 年的总资产和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之和。这组变量用来反映上市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3）控制变量。上述模型的控制变量选取了考察行业经营环境对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的指标。这两个指标INDROAit 和INDPEGRit，分别代表样本公司 i 所在行业 t 年度的总资产收益率增长率（ROA）、主营业务净利润率增长率。两者的计算过程为样本公司所在行业第 t 年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平均主营业务利润率减去第 t- 1 年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平均主营业务利润率， 再除以第 t- 1 年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和平均主营业务利润率。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可以看出，2006年新会计准则体系颁布当年，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略有增加，但是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幅度较之其计提增长率有明显的增加。2006年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比新准则颁布以前2002年至2005年样本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平均值增加了45%，而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额却比2002年至2005年样本长期资产价值准备计提额平均值增加了67%，长期资产转回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长期资产计提增加速度。而另一方面，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当年的转回额占当年计提额的比来看，2006年的比率也比2002年至2005年的平均比率高出2.1%。上述结果中，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仅计提额提高，而且转回额占计提额的比率更加有力地支持了假设2，即2006年比新准则颁布前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幅度更大。从表（2）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看，在新版会计准则实施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金额比之前年度略有下降，其中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额新准则实施后比新准则实施前减少了25.49%，而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额体现出16.44%的增加幅度，很好地支持了假设3和假设4。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2001年以前在沪市和深市上市的977所上市公司从2002年至2011年度的样本数据进行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3），用以判断样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状况对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的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变量净资产收益率ROE、主营业务收入率PRGR和资产负债率LEV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均为0.000。而反映行业经营环境的变量中，主营业务利润率增长率INDPEGR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总资产收益率增长率INDROA则在0.0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AIP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呈负相关，与主营业务收入率PRGR和资产负债率LEV呈正相关。即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越差，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就会越多，而资产负债率偏高的公司，则为了利润平滑有将未来期间的收益提前的动机。这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的价值毁损因素和企业自身盈余管理因素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由此可验证了假设的推断，即企业自身经营业绩影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三）回归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新准则实施STD2在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和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由表（4）知新准则的实施STD2对长期资产减值呈负相关作用，而由表（5）知新准则的实施STD2对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呈正相关关系。回归分析结果同样支持了假设3和假设4的推断。

四、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企业自身经营状况会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新版准则实施以后，上市公司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面比新准则实施以前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而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大幅的上升，短期资产减值转回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通过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由于规定资产减值不能转回，因而即使在增加了纳入计提范围的资产后，企业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使得企业在计提减值准备方面能够秉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企业计提短期减值准备的额度有显著的提升，主要在于企业依旧可以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等方面的手段来调节利润，进而对综合性盈余产生影响，此外，企业在管理层发生变动以及盈利不达预期的时候依旧能够通过大清洗的方式调节盈余，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依旧无法有效得到提升。鉴于此，本文建议应当针对新会计准则设立调节机制，在细节方面提升准则的可操作性，对当前较为普遍的盈余管理现象制定相应措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信息市场和价格市场，降低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进而提升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减少资产减值会计中的操控性因素影响，压缩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存在不足，模型的设计未能扣除中观和宏观层面因素变动的影响，对经济因素控制变量的设定存在改善空间，选取数据的时间窗口过长，以及研究理论支持相对不足等。今后研究应做出改进。

参考文献

[1]戴德明、毛新述、邓：《中国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研究》，《财经研究》2005年第7期。

[2]赵春光：《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论 准则 的政策涵义》，《会计研究》2006年第3期。

[3]郭艳萍、王天文：《新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影响的实证分析》，《财会通讯》2008年第5期。

[4]李增全：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的实证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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