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笔写北洋

对个人预期利益的计算，并不比道德和观念的影响小

习惯了读“史纲”的我们，几乎忘了中国史籍还有一种“原生态”。它讲究“皮里阳秋”，将褒贬寓于表面平静的叙事之中，不能有太史公直接跳出来“曰”，更不能观念先行，按照自己脑子里事先设计好的框架选择史实，得出规律。

重版的五卷巨著《武夫当国》让读者有幸一睹久违的春秋笔法。

能够让史书如先秦《左传》、《国策》那般刀光剑影栩栩如生，充满现场感，得益于作者陶菊隐的特殊身份，他不光是研究者，也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

陶菊隐14岁当记者，厕身北洋衮衮诸公之中，与各路军阀都很熟悉。奉系秉政北方之前，当局者尚不敢轻视新闻界，陶菊隐于交接往还之间，颇得幕后真相。政府完成统一，加强新闻控制之后，陶氏就不写新闻，改写旧闻，有心搜集了大量的史料，综合起来并经过进一步的考证，就成了这部《武夫当国》。写北洋那段历史，当不做第二人想，可谓“斯人也而有斯作”。

《武夫当国》运用史料精微细致，情节历历如亲睹。袁世凯准备称帝之际，冯国璋和段祺瑞去给袁克定拜年，两人给袁太子磕头，袁太子少年气盛，不谙韬略，摆一摆手，爱理不理的，不会如袁世凯那般客气，赶紧起身扶他们起来。这两个人一出袁府就议论说，这小子，咱们给他上一辈当狗，不能还给下一辈当狗，他老头对我们还客气点，这家伙对我们这么不客气。读者自然信服，冯、段会有这样一个预期：如果帝制实现，我们的利益就会受损，看看太子对我们的态度就知道了。

书中常常考察每个具体人物对个人预期利益的计算，因为作者相信这种预期对历史人物行为的影响，很多时候并不比道德和观念的影响小，这是此书分析史实一种基本手法。

细致的史料留存下来，也能让后来的有心人自己读出“史识”，而不必接受作者一己之见的“史识”。书中描述宋教仁被刺一案，虽未能解这千古之谜，拿不出百分之百的证据说是袁世凯派赵秉钧布置的暗杀。但书中写到，当时上海检察所提出要传讯赵秉钧，一直主管政法、手创北洋警察系统的赵秉钧，这时作为国务院总理，表示愿意接受传讯，但是不能到上海，可候探员到北京来，因为他有病，有医生证明。第一次有以总理之尊表示愿意接受法庭传讯的事情。应该说在中国法制史上很有意义。北洋军阀为什么更加守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权力在北洋时期还不太集中，守不守法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非常厉害。所以说虽然袁世凯也是搞暗杀活动，也搞阴谋，但是一亮出来之后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这段史实让后人读来就觉得北洋军阀的守法程度比动辄逮捕软禁不同政见者的守法程度好一点。

有时候，对某些史实的记录本身就寓有判断。比如书中有一个一般人不会重视的细节，陶菊隐用了相当篇幅。这就是黄兴与孙中山关于民国国旗的争议。民国肇建，一种意见是用红蓝白三色旗，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三种现代价值，一种意见是用五色旗，象征满蒙藏汉回五族共和。孙中山则主张化党为国，把青天白日党旗变成国旗，结果没有被民国议会所采纳。不是陶先生刻意留下这样的记述，这样一件重要的史实也许就被淹没了。他记录下这件事，虽不说什么，其意见倾向也是很明显的。

(《武夫当国》陶菊隐著　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