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放的鲜花

借用文艺评论的术语来比喻,如果说萧军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反面人物”的话,胡乔木便无疑是响当当的“正面人物”了。萧军在那次历史性的会议上提出作家不应受政治的“指挥(干涉)”,胡乔木当场“就站起来反驳”,声称鲁迅没有受到干涉“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胡的表态博得了出席会议的伟大领袖的好感,特地请胡吃饭,说是“为了祝贺胡开展了斗争”,随后又调去他身边做秘书,后来一步步升任中共党内意识形态方面的负责人。萧军此后却一路坎坷,多次被公开批判,吃尽了苦头,与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不能说没有关系。

然而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后,正是胡乔木本人“亲自”否定了这种“干涉”的意义,也算是间接地为当年的萧军平了“反”。胡乔木在七十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当代文学史是政治干涉文艺相当多的时期,这是客观事实……对于文学史最有意义的客观事实恰恰是主要的文学作品成果都并非这种干涉的结果”。胡乔木没有说“并非都”,而是说的“都并非”,意味着他对于“政治干涉”的作用是全盘否定的,认为“政治干涉”没有产生任何一件“主要的文学作品”。到了1981年,胡乔木进一步明确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我们经常说“主流文学作品”。以胡乔木的显赫地位,他的上述言论恐怕应该算作“主流文学评论”。在多年来不容许对《讲话》有任何一点批评的“无限崇拜”的情况下,胡乔木无异于扔了一颗“重磅炸弹”。正如胡乔木的传记作者所评论:“以他的身份,这样的话应当代表了中共官方对于文艺思想的全面检讨。”那些至今仍然对《讲话》不愿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而是盲目追捧的“粉丝”们,真应该坐下来好好学习一下胡乔木的“指示”了。

不知萧军听没听到胡乔木的上述讲话。要是他听到了,不知他作何感想。他会不会仰天长叹:“早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