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国学大师”的生意经

1950年生，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所教授。2009年6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出席上海书展，为其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傅佩荣谈人生：哲学与人生》（第二版）造势。次日，他便要马不停蹄赶往重庆。

“我在很多地方讲《易经》，明天去重庆也是讲《易经》。讲《易经》有个特色，你讲完之后最后半小时做示范，数字卦，用数字来取代古代复杂的方法，用来占卦。我在全国各地讲这样《易经》的课至少讲过30场，每一场都有五六个人要上来示范，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不准的，从来没有。”上海炎热的夏日，依然西服革履的傅佩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即便是坐在酒店靠窗的咖啡厅，他也是一副随时准备登台的姿态。

翻开这位来自台湾的“国学大师”的履历，其上有关“主要作品”的介绍里，多少带有“心灵鸡汤”的味道—《傅佩荣谈人生：易经与人生》、《傅佩荣谈人生：心的旅程》、《向孟子问道》、《向庄子问道》、《向孔门弟子解智慧》、《领导处世智慧》……

他给“国学热”定了个30年计划，“从普遍推广，到回到经典，最终改善生命”。“改革开放经济要搞30年，搞文化30年最起码。”

台湾“国学”明星

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傅佩荣，在台大开设的“哲学与人生”课程，讲了17年。2005年后，他抢滩中国大陆国学市场，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书封上画着一个抽象的人脑在接受知识。

傅佩荣第一次到大陆公开演讲，是在2006年9月。线装书局将傅佩荣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的解读，分别成书五册，构成“傅佩荣解读五大经典”。基于新书宣传的考虑，图书策划公司借用他曾频频在台湾校园外演讲的功力，安排了演讲场所，并联络媒体，营造出迎接台湾“大学者”的气势。

十天时间，六个城市，十所大学—傅佩荣对当时受到的礼遇印象深刻，“南方开始，浙大、复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然后上海社科院、中国社科院，加起来总共十个学校，都讲国学。反应还蛮热烈，”傅佩荣回忆，“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对传统文化这么热衷的。当然里面可能有‘’的原因，要寻根、要补课。”

正是那次巡回演讲之后，有人找上门来。“最早是凤凰卫视，找我讲《国学的天空》。2008年上半年讲了137集，之后南方人都知道了，好像是广东人看得特别多。而且知道我这个人讲国学好像还蛮到位的，都会根据原典。后来在2009年上半年，上央视讲《孟子的智慧》，那才让大陆人都知道，这个人讲国学，好像还不错。因为央视有一定的号召力。”

他刻意回避了2006年与“国学超女”于丹的那段纠葛。当年的“十一”假期，央视 《百家讲坛》连续7天播出“于丹《论语》心得”，让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一举走红。但实际上，《百家讲坛》原本计划《论语》的讲习安排，是于丹7集，傅佩荣30集。于丹一上镜轰动全国，主播方因势利导，取消了傅佩荣的《论语》档期。

这件事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傅佩荣的“成名之路”—他变成了大众心中的“台湾版于丹”。“那时候，只要于丹出一本《心得》，我的书明明是《的智慧》，书商也要把书名改成《心得》；于丹出一本《庄子心得》，我的书叫《向庄子请益》，书商还是把它改成《庄子心得》。弄到后来，甚至有人问我：你怎么跟风？”傅佩荣对这段过去十分介怀，到2009年上海书展，他甚至不掩其怒，公开声称：“别叫我‘台湾于丹’，我在台湾已经成名30年了！”

然而无论如何，借着国学的通俗化演说大红大紫之春风，傅佩荣还是红了。

出名后的利益纷争

成名自然会有“副产品”—书大卖、节目收视好，各地演讲邀约频频。经济收益上的事他雇用专人打理，然而早年因缺乏对大陆市场的了解而签订的一纸图书版权合同，因为各类书籍的大卖，逐渐让傅佩荣感到“分利不匀”—“因为一个无良书商，傅老师亏了不少钱。”一位了解事情经过的出版社编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早在2005年在大陆出版第一本书之前，一位大陆出版商到台湾找傅佩荣，商议到大陆出版事宜。直到第一本《哲学与人生》出版，看到书的傅佩荣才得知是“东方出版社”。“但我在台湾不了解大陆的情况。因为他是第一个到台湾找我的出版界朋友。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出版商，什么叫出版社，还有书号问题，台湾没有那个概念。台湾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正式的出版社，就是合法的。我很信任他，所以我所有的著作交给他处理。”

傅佩荣逐渐意识到书商的“商业化”操作。“他纯粹做生意，所以我这本《哲学与人生》，不管卖多少本，永远是第一版。出版商不愿意写卖多少本，他有抽税的问题，所以这种做法就不太合理了。读者永远买到第一版，封面一直换，出版社一直换，再换个书名，我看到的总共有8个封面，他说他只负责5个，另外3个是盗版的。这个出版商换5个封面，好几个出版社，永远第一版，永远不说印了多少本。读者就问我说怎么你的书买过的书名都不一样，我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说，根本在我控制之外。”据傅佩荣自己了解，书商所给《哲学与人生》版税只有前面的3万册，而该书第一版“至少卖了20万册”。

一位从事图书出版多年的资深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版税”的抽税方式：“我举个例子，比如一本书定价10元，印了10万册，那么码洋就是100万，我们通常说作者拿10个点、12个点，意思就是说作者拿了10%或者12%，也就是10万、12万。如果傅佩荣就拿了按照3万册的数量的版税，那就没多少钱了。”

据这位资深人士透露，傅佩荣所遭遇的情况“肯定是最初的合约签订有问题，没有单独与某个出版社签死，这样书商就可以卖给很多家”，而实际上不少“明星”作家、学者对这种情况均知情，也正是靠着这种所谓“无良”的手段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