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思想与环境保护模式创新

随着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道德和价值受到日益多的关注，20世纪初到60年代，生态伦理学在西方创立，从此成为人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反思与自然相处的方式的重要理论依据，促进了环境保护理念和行动的发展以及人类伦理道德的提升。20世纪70年代，生态伦理学在西方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二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道德支持提出了质疑，其中，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其重要内容。

生态中心平等主义主要思想和实践

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在宽泛意义上又称为生物平等主义或生命平等主义，通常与“自我实现”一同被认为是深层生态学的最高原则。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比较分析角度来着，它的主要内容和理念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对自然价值和权利的评价与定位，认为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的权利，反对“人类中心论”所蕴含的以人为生物系统的中心，从人的利益出发来评价自然价值，把自然价值仅仅归为对人类有用的工具价值和使用价值，而认为自然的价值可以在与人无涉的情况下产生，是客观的，由自然物自身属性和生态系统的功能性结构生成的。二是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的讨论，主张人类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也具备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人类对这些存在物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并且这种义务不能完全还原为人对人的义务。国际环境伦理协会创始人，提出自然价值说的罗尔斯顿指出，环境伦理是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新的试金石。认为只有超出了同类利益的道德关怀，才意味着道德的成熟；反之则是犯了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三是环境开发和资源管理实践中的方法问题，提倡顺应自然，反对现在实行的“科学管理模式”，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因为它忽略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并着眼于求得最大的生产量而忽略了生态系统所需要的复杂的生物量结构。指出“自然界最了解自己”，因此主张“无为而治”。

东西方传统教义对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影响

（一）东方传统哲学教义对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解读

1.儒家和道家的天人观

生态伦理学虽然出现于20世纪，但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在其中找到了它的理论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态伦理学一个共同思考的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凝结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这不仅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传统环境哲学观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中国古代哲学家在两千多年前就为其确立了基本格调。这里的“天”即指称自然界，儒家有很好的解释：“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富焉？”然而，尽管先秦的儒家认识到了人是万物之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并不承认与其他存在物的均等地位。因此，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更为推崇道家学说。

天人合一，反映在道家即“天人一体”和“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思想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观点，强调人来自然，只是自然中的“一大”，其地位并不高于其他三大即天、地、道；天道与人道和谐统一，不存在什么主宰者。人们要顺应这种本来，而不能出于自己的欲望干涉自然，无论这种干涉是好心还是恶意。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物中有我，我中有物，这就为尊重自然、与自然为友提供了一种情感参照。

由这些经典不难看出，中国主流环境哲学观的发展脉络，实则是围绕“天人合一”的主线，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倡人和其他存在物的统一性，反对将人置于超越于自然之外的特殊的位置。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非人类中心生义，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提供了参照和养分。

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东方传统文化思想对伦理学的理论突破会有所帮助，他认为环境伦理学正在把西方伦理学带到一个突破口，一个对所有生命给与恰当尊重的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口，而这是西方传统科学和伦理学所无法实现的，需要向东方的伦理观念和宗教教义吸取精华和寻求帮助。

2.佛教教义中的生态学

从外在形式上看，佛教与生态学谈不上什么关系，但是由于对人生的关注，对极乐世界的追求，佛教将生态的和谐看成众生解脱的条件，因此无意识地建立了一套生态伦理观，且其所倡导的内在价值观和所宣扬“万物平等”、“普渡众生”的教义为生态平等主义提供了又一理论来源。

首先来看佛教的自然观：它从佛性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自然的性和质，由此引发对其价值定位的思考。中国天台宗大师湛然将其概括为“无情有性”，即无论是有生命和情识的生物还是没有情识的山川、草木都具有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就是这种理念的诗意表达。这与生态平等主义的某些观点颇有沟通之处。在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看来，各式各样的个人生义，即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表达形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导致人我对立、天人对立。这一点与前面所述佛家对关系性的理解颇为一致。罗尔斯顿也意识到两者的共鸣，指出在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这些具有词源学意义的生态学，比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在保护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再来关注佛教以众生平等、生命轮回为基调的生命观。这里，“众生”是一个所指十分广泛的概念，不仅指不同个人、人群，而且超越人的范围，包罗宇宙间一切生命。因此，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佛家的根本观念和处事原则。

（二）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教义的背弃

尽管生态平等主义产生并盛行于现代西方国家，但是西方的传统环境观念并没有像东方那样为其提供有力的支持，反而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阻碍。也就是说生态平等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西方主流生态伦理观和价值论的背弃。

基督教在西方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定会向基督教寻求理路。传统的基督教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经典解释是：惟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并分享上帝的神性，因此人是超越于万物的；上帝是要人在地上行使统治万物的权利，人是万物的主人和占有者。根据这些教义，传统基督教认为，只要为了人的利益，征服掠夺自然是天经地义的。

流行于现代西方的工具价值论是以人的主观偏好为标准的，认为价值是“欲望的函数”，是由“意愿”而产生的。詹姆斯曾提出“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部没有意义色彩，没有价值特征……我们周围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只不过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一个礼物。”这种观念显然与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讨论基点“人与万物的平等”、“客观的内在价值”完全相悖。

对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反思与环境保护模式的创新

以生态平等主义为内容之一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和历史给养，给人们认识自然提供了新的视野，得到越来越响亮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但并非无懈可击的。

对自然价值的认定是生态平等生义的立论基础，其认为，道德权利的概念应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的过程，尊重自然，不仅在于把它们视为对人类有用的工具，而且应当视为一种活着的存在，这是对自然界内在价值的论证。所谓“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即自然界作为生命共同体在宇宙环境中，是自我维持系统。例如，荒野中丰富物种的生存是地球上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部分，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矿产资源成为自然史上储存成就……它们都不依赖人的感受为转移，是客观存在着的。

我们承认有客观价值的存在，但很难找到脱离了主观价值而单独自在的客观价值。自然价值无法自己彰显，尽管它是现实具有的，甚至其存在的时间比人类历史还长久，但是从价植认识论的角度，主体只能是人，即人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只有人懂得发现和评价这些价值，并自觉地把自己的“内在价值”运用到任何对象上，这一过程就使得自然的内在价值渗透了主体性。自然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评价和宣告自己的内在价值，而总是要借助人的认识。然而对这一点，生态平等主义采取的近于回避的态度掩饰不了一个悖论，它对人不干涉自然的要求实际意味着把人排除于自然之外，而非之中的一员。

生态平等主义注重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自然的价值，但是它忽视了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世界不再只是自然和人的二元，而是多了一个“社会”，它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任何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讨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进行。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且最终要落实为社会问题，即人与人关系问题的解决。人和人的关系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彼此为中介的。如果我们不能在人类内部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公平配置，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就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中心论把环境问题与现实的人际利益分配问题紧密联结起来，内在地包含了对自然的道义与情感，包含了人的长远利益的实现，把人的利益当作环境保护的动力来理解，是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相反倒是生态中心平等主义会遇到较大的麻烦，在这样一个本就资源匮乏、生态严重破坏的现实中，再将某些物种置于与人一样的主体地位，具备同样的优先性，难以证明不会引发更大的环境问题，并最终导入神秘主义的胡同，而找不到来时路。

当然，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提出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它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足，限制了将人类凌驾万物之上、貌视和随意处置自然的境地，为我们对人类道德和价值理念的反思开启了一扇窗，在伦理学意义上极大地促进了人类道德的提升。同时，为探求环境保护模式注入新的内容，开启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在自然、社会、人这多重层次交融的地球上，影响人类和自然发展的因素和作用方式之复杂，决定了生态保护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无论在怎样的路上，以怎样的姿态或方式前进，人类都应意识和发挥自己的功能，成为道路的开拓者和前进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