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观察中国农贷效率

一、引 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制度内金融和农村内生金融，现有文献对制度内农村金融的研究已经很多，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现有农村金融组织改造的技术性措施，没有过多涉及制度性背景。在探讨农村内生金融的文献中，谢平(2001)等认为民间融资是一种有效率的铭行为，也提出了规范农村内生金融的途径，[１]但这些研究也多局限在技术操作层面。张杰(2004、2005)在一个长期视角下研究了中国农户的行为特点，认为农户信贷属于“维生性质”，国家农贷是国家与农户分割农业微弱剩余的产物。在国家和农户之间不存在理性金融市场，农户融资的先后次序是国家农贷、亲友借贷、高利贷。农户碍于“面子成本”轻不言贷。[2][３]现有文献并没有解释农户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国家农贷，也没有说明国家和农户之间如何沟通信息。如果没有信息沟通途径，那么农户获得国家农贷的可能性便令人质疑。

二、“生存小农”的界定与信贷偏好

（一）“生存小农”的界定

农户是借贷行为的主体。舒尔茨(W.Schultz)打开了农户行为的理性视角，提出了“贫穷而有效率”的农户理论：农户行为遵循市场理性，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产出时停止劳动投入。[4]按照舒尔茨(W.Schultz)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农户称呼为“理性小农”。另外一个影响较大的流派是以恰亚诺夫(V.Chayanov)为代表的“农户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强调农户经济行为并不遵循市场规律，对农户而言最重要的是生存。只要家庭生存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农户便会不断地投入劳动，农户“理性”是在生存与劳动辛苦之间做出选择。[5]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农户称呼为“生存小农”。比较上述理论，可以看出“理性小农”的基础是经济学理性，而“生存小农”的框架已经包含了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虽然在生存和边际产出之间，无法生存则根本谈不到“经济理性”，但“生存理性”奠定了农户行为的制度基础，为分析有着明显传统农业社会烙印的中国农户信贷行为提供了一条独特路径。

毋庸置疑，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代农户中，中国都存在乡绅和富裕者，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具备了“理性小农”的全部要件，他们完全可以适应现代金融框架。但对于大多数农户最重要的生产动机仍然是生存，只是当前生存资料的外延有所扩展，增加了家庭社会阶层变迁、个人养老等因素。这部分农户在农村应该还是多数。我们依然可以把他们定义为“生存小农”。本文对农贷的分析便在此框架下展开。

（二）“生存小农”的借贷偏好

在技术停滞的经济体中储蓄往往不被用于增加资本，而是建设金字塔、教堂和其他炫耀性消费品。[5]“生存小农”生产剩余的用途是消费或者应急，信贷资金也与之相同。这在中国当代农村得到了证明，在一项农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会干什么”，只有10%的人回答扩大再生产，5%的人回答创业，其他回答则是希望消费或者储蓄。[6]

基于此，我们可以用如下方程表述“生存小农”的信贷行为：设“生存小农”财富效用函数为u(w)=-e-yw，其中w为报告期农户财富，y为借贷资金量。可以证明此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倾向，[7]“生存小农”希望借贷行为使自身生存可能最大化。函数设计的关键是信贷资金不从事生产，经济上的获益是负的，支付本息的来源是原生产函数，风险概率也服从原生产函数。如果以p代表维持正常生产的概率，q代表农户借款量化后的制度性收益，i代表农户为借款付出的利息率。不以本金y，而是用量化后农户制度性获益q代表总成本，因为在“生存小农”的借贷逻辑中多有无息亲情借贷，这些贷款的成本只能以借款给农户带来的制度性收益来衡量。同时，若农户在的概率上不能维持生产，则无能力归还贷款，此时农户的末期财富为W-iq。

由此，我们得到“生存小农”信贷行为最优化方程式：

由上式可知，若自身的生产不能抵补生存成本，“生存小农”有动机全部以借贷方式补足这些资金。这个结论代表的含义是；“生存小农”无法靠自身生产获得的资金，只有靠借贷补充。

三、内生性农贷与国家农贷效率

（一）农村内生金融的效率

费孝通先生曾形象的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描述为“圈层”：中国农民活动范围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按照血缘关系紧密程度逐渐递减的“圈层”。[5]尽管“生存小农”有强烈动机获得自身生产能力以外的资金，但资金来源却不外乎亲情借贷和国家农贷。本文将民间商业信贷归结于圈层借贷，农户获得民间商业信贷的首要前提也是借贷双方圈层的存在。

以血缘为纽带的圈层可以被看作一个集体。这个集体的行动逻辑与“经济人理性”不同，与奥尔森所谓市场上的集体行动也不尽一致。农户圈层与“生存小农”的特点息息相关。集体存在的最大目的是维持圈层中每一个人的生存，这或许是中国农民应对外部风险的最后屏障。由于血缘关系和生活范围相近，圈层内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基于集体合作能力的借贷行为是有效率的。随着借款量增加，会逐渐超出圈层承受能力，也逐渐超过集体合作能力。相反圈层之外的商业贷款很难满足“生存小农”的生活信贷，若一个农民在自身圈层中都借不到资金，那更不可能获得商业贷款。

这个过程可以由图1表示，“生存小农”借贷行为的有效边界为为IPF1，在IPF1上农户主要通过个人合作获得的贷款。SCP1表示“生存小农”获得信贷的偏好途径。可以注意到SCP1并不从原点出发，农户只有获得一定量的亲情信贷才有条件在市场上获得资金。“生存小农”信贷选择的均衡点为A，在A点农户通过个人合作获得的贷款要高于市场途径。“理性小农”借贷行为的有效边界为IPF2，在IPF2上农户主要通过信贷市场上获得贷款。SCP2表示“理性小农”获得信贷的偏好途径。“理性小农”信贷选择的均衡点为B，在B点农户通过市场获得信贷资金的数量要远高于个人合作途径。注意到IPF2要厚于IPF1，说明“生存小农”获得信贷的选择余地要远低于“理性小农”。“生存小农”不可能依靠借贷摆脱传统生活环境。

（二）国家农贷的效率

在中国农户与国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中间框架为两者沟通信息，即以刚性行政权力链条为基础的行政科层。国家意志最终要靠人实施，当行为人从市场上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行政科层中的官员，其行为动机依然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行政科层理性便建立在行为人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目标函数中的因子是仕途最优化、个人收入最大化和努力最小化等。而市场理性的含义则是通过收入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行政科层的存在会同时弱化国家理性和市场理性，增加农户与国家、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对农户而言，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农户直接面对的是实施国家意志的行政科层。在行政科层与农户的信息博弈中双方并非处于对等地位，行政科层会按照自身利益向农户传达信息，行政科层导致了国家农贷实际效用与国家初衷并不一致。就目前而言，与农村金融相关的行政科层莫过于农村信用社，它掌握着农村绝大部分金融资源，却又是面对市场的经营主体，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得农村信用社只能按照自身效用函数行事。“支农”或许是农村信用社争取优惠政策的砝码，但也可能不是唯一的命题，甚至不是主要命题。

如图2所示，IPF1、IPF2分别表示国家、行政科层在农户生存压力与获得农户支持（国家农贷量）之间的有效制度选择，SCP表示农户在支持国家与自身生存压力之间的无差异曲线。国家农贷制度设计的原本意图是使国家农贷量与农户生存压力合集落在A点。在A点，国家付出较高的农贷，农户的生存压力也较小。然而，行政科层的变异作用却使得最终结果落到了B点，在B点，农户没有得到原有制度设计中的贷款，生存的压力却变得更大。总体而言，由于行政科层的异化作用，使得国家农贷的实施效果远远脱离了国家初衷。

四、结 论

中国经济脱胎于一个落后的封闭系统，在农民和国家之间依然不存在完整的市场制度。农户要直接面对行政科层，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要依靠圈层，直白的表达就是“找关系”。居民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反馈和约束是非市场化的，这样的金融契约很难有约束能力。在这个视角上看，内生性的亲情信贷较体制内信贷更有效率。

正是“生存小农”偏低的生产力导致了现代国家农贷的尴尬。“生存小农”庞大的基数和低下的生产力远非金融制度可以扶持。货币资本在社会生产中最起码要获得平均利润率，“生存小农”寻找信贷资金难点便在于此。“生存小农”迫于生存压力的借贷行为并不符合现代金融要求，一次借贷用未来多年微薄的生产剩余甚至是以必要的生存资料归还，这样的贷款只有具备完全信息的圈层才能提供，而国家农贷在“生存小农”的信贷选择中并不存在。

农业贷款的本质应该是通过信贷行为优化资金配置，这需要农户有适应现代金融制度的能力。李剑阁曾经指出，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农户经济活动所生产的资金流量根本无法支撑任何商业性金融机构运行。[8]如果把这个论点稍做扩展则可以认为“生存小农”产生的资金流量同样也无法支撑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运行。要使“生存小农”超脱原有生存逻辑，使农村金融制度产生本质变迁，最主要的是增加“生存小农”的市场适应能力，提高其生产力和增加个人财富，而这不是以利润为基点的农贷所能承担。实际上，困扰当前农贷市场的问题并非新问题，支持“生存小农”的发展应依赖国家，却非农贷。

主要参考文献：

[1]谢 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Ｊ]．金融研究，2001(1)．

[２]张 杰．解读中国农贷制度[Ｊ]．金融研究，2004(2)．

[３]张 杰．国家、农户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的视角[Ｊ]．金融研究，2005(2)．

[4]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译文出版社，1996．

[6]刘玫．浅析农村社会结构变化[J]．北京：社会科学研究，1996（3）．

[7]安德鲁．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李剑阁．农民就业、农村金融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几点问题[J]．比较2003（7），中信出版社．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e Loan of China:

from New Instisu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Yang Dong

From the view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e study the action and efficiency on loan to farmers. The first important affair of most Chinese farmers,we called them “Subsistence Small-scaled Peasant”. The individual kinfolks loan is efficient to “Subsistence Small-scaled Peasant”. There is administration framework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asant, the intentions of government is diversified by administration framework.In fact, the state loan is impossible to “Subsistence Small-scaled Peasant”,so supporting “Subsistence Small-scaled Peasant”cannot be accomplished by credit.

Key words:Subsistence Small-scaled Peasant; kinfolks loan;state agriculture loan

[中图分类号]F30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6)12-00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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