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文化的拉锯战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立其实是数千年来精英和大众对立的延伸和结果，今天当人们在受教育和获得信息方面的差别逐渐缩小时，当大众借助互联网和便捷的信息检索，能够轻易步入知识殿堂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就瞬间模糊了，文化的风尚也随之转变。

互联网文化的第一代研究者是深受印刷文化浸染的学者，当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并形成新型的人际和人机关系时，就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和警惕，如马克•波斯特（著有《信息方式》、《第二媒介时代》、《互联网怎么了？》等）、曼纽尔•卡斯特（著有《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因特网星系》）、威廉•米切尔（著有《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约斯•穆尔（著有《赛博空间的奥德赛》）等在世纪之交的十来年间相继出版了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著述，分别提出了诸如电子网络使主体去中心化；互联网开拓了人文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互联网催生了更加智能化的新型城市伊托邦；赛博空间取代地方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取代工业时代的时钟时间等相关的观念和种种理论。

新媒介技术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使得学者们深深体会到了文化的不确定性，为此马克•波斯特在《互联网怎么了？》（易容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中劈面第一章就以“文化的不确定性”为标题，展开其学术理路。所谓的文化的不确定性，其含义是多方面的，既是指文化原有的疆界被打破，进入了难以名状的新领域，也是指人机关系、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改变和不确定，又是指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与经验的获得途径。当然九九归一，这一切还是要归到互联网上，互联网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加入到原有的文化格局之中，使得文化领域变得难以掌控。当然，在许多人文学者眼里，新技术似乎总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而存在，所以，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会将“文化向技术投降”作为整本书的副题，来讲述文化在技术面前节节败退的历程。然而，科学技术从来就是人类文化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为何会被人文学者作为与文化相对的力量来看待？

归根结底，原因还是在于传统文化里没有新技术的地位。既然两千年来，人们几乎一直以书面语文化为基准，来讨论其他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工业革命也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状况，大机器所产生的巨大效益似乎只是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没有对所谓的社会文化形成巨大冲击。由此，在人们的感觉中，文化是一个外在于物质生产技术的独立的系统，和经济及政治等系统相并列。电子媒介猛然崛起，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间所造成的剧烈的文化震荡，让人感到茫然和无可奈何，越无可奈何就越是使人产生疏离感，越是将新媒介新技术看成是外来者，由此，文化因电子技术的侵入，而变得不确定起来。

其实文化中最大的不确定性除了新技术和新媒介，另一个重要因素被马克• 波斯特等学者忽视了，那就是人，就是年轻人！大批的年轻人进入互联网，他们没有来得及受传统文化严格的训练，就已经融入了赛博空间，年轻人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和前辈学者不同，这对于既成的文化格局来说就是一个异数。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但是人们只是抽象地承认这一点，不怎么关注具体的过程和代际的差异。

例如，在马克•波斯特等人那里，不仅新技术和新媒介是外在于文化的，而且文化也是外在于个人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个人被文化所规训（甚至怎样被规训的方式也是相对确定的），而不是个人改变文化。对个体而言，文化是相对强大的一端，个体在其中被改造、被规训就是文化确定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互联网的产生使得这一情形发生了大逆转，传统文化的规训力量受到极大的挑战，互联网终端的无数个体的互动，使得传统文化的确定性在逐步瓦解，尤其是文化的各种交流和传播方式以及相应规则的迅速改变，更是让人难以把握。

对于马克•波斯特和尼尔•波兹曼等人来说，印刷文化、书面语文化是相对确定的一端，他们正是以这一端作为自己固有的立场，以此来描述和分析互联网文化。既然他们所用的参照系是传统文化和书面语文化，那么，互联网带来的电子文化的不确定性就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互联网倒是相对确定的一端，他们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依赖于电脑和互联网，因此，在新生代看来，互联网并非那么不确定，互联网文化也非异质的存在，而是同他们的文化实践相融合的。不必说当代文化，即便是传统文化也正是通过互联网才变得面目可亲的。

在我们通常的概念中，媒介是某种技术手段和方式，新媒介是新的技术手段和方式，然而，有时人就是媒介，新一代人就是新媒介。新的文化环境和新的文化力量就是通过新生代为我们传递过来的。人们在讨论文化和媒介时往往只关注物质因素的媒介，而遗忘了人有时也会发挥媒介的功能。人是主体，是目的，不是手段，但是对社会文化的整体构成来说，个体和阶层可能是某种媒介，新的文化就是由善于使用新技术的个体和新生代创造和引入的，否则新技术不会自动产生文化意义上的作用。对于文化守成的一代人来说，新技术是效率，新技术为他们提供了工作上的便利、速度和效能。当这一效率将所有的年轻人带入互联网文化圈时，新技术就是大环境，新一代人在其间开拓属于这一时代的文化。今天所有的新媒介文化，都是由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年轻人所引入，无论是博客还是播客，无论是动漫还是电子游戏，都是如此。青年人创造了一种网络生活，并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其间，他们在网络上学习、工作、交友、恋爱、购物、聊天、论辩、围观、收看新闻和娱乐节目，他们以网络知名度来作为一个人是否具备社会影响力和功成名就的标志。当人们还一如既往地以“虚拟社区”来命名网络社区时，网络生活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并且，当网络生活形成一定规模时，就产生了引力，就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般，引力的大小与质量的乘积成正比，网络生活越丰富，其规模越广阔，对人们的吸引力就越大。它吸引大量社会人群，越来越多的中年人、老年人也纷纷涉足其间，领略网络生活。在文化转型过程中，虽然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确定，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人们知道未来的文化与青年人的选择密切相关，与电子技术和互联网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不确定性是年轻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文化的不确定性是众多的参与者所带来的。例如，正是参与者众多，微博作为个人通信工具才成为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和资讯空间，同时又成为最即时、最便捷的新闻媒体，由于其特殊的新闻即时功能，微博又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微博功能的这一演化是人们事先难以预料的，然而当互联网刚产生，似乎就给了人们某种预期，人们相信电子民主时代即将来临，不确定性中有着某种确定性。

以印刷文化的立场和标准来说，互联网文化是肤浅的、浮表的、没有深度的文化，但是互联网文化的广度却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的覆盖面也是前无古人的。互联网文化是以其广度来接纳一切的，当然，也会容纳有深度的印刷文化。印刷文化的深度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仅仅由线性思维的表达和阅读所决定，它也是拜传统所赐，是数千年书面文化积累所形成的。这一文化的积累体现在知识精英身上，精英就是文化的替身，因此亦可说，文化精英是传统文化得以流播和承传的特殊媒介。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立其实是数千年来精英和大众对立的延伸和结果，今天当人们在受教育和获得信息方面的差别逐渐缩小时，当大众借助互联网和便捷的信息检索，能够轻易步入知识殿堂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就瞬间模糊了，文化的风尚也随之转变。早有人指出，互联网的出现，博客的出现，使自上而下、自精英而大众的时尚走向逆转，文化的流播路径不再是从知识精英到普通大众，而是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参见《媒介批评》第二辑，马秋《时尚，悄悄改写博客》，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6月）或者说呈多向度的立体交叉方式的走向。当文化的传播路径复杂多变时，文化就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不确定性的文化。

文化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文化的理解应该包含其媒介形态和传播路径，互联网时代文化的多面性是由传统、科技、经济力量和每一个个体共同构成的，它永远无法回复到以往的确定性之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