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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传统文献的整理者和传播者，孔子为了启发学生，经常会以《左传》《尚书》《诗经》中的话来作为“引子”，以达举一隅能以三隅反的目的，整部《论语》直接或间接引用达十几处。《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虽然孔子及其弟子未曾亲自做过诗，但是，“我思古人，实获我心”，透过孔子及其弟子所引的诗句，我们得窥孔门学问之一豹。
关键词：诗经；教学相长；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27-03
一、求道不倦，修己成人
在《学而》篇，子贡向老师请教：“（一个人能）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则何如？”按照子贡的理解，穷人能无谄于富人，自足于己，富人能不自恃其财，与人平视相交就应该算是达到了孔门的修己之道了。可是，老师却认为此犹不足，只算小成而非大成。“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所谓“贫而乐”即是“安贫乐道”，一个人安贫不易，乐道更难，贫属“命”，“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穷通富贵均非人力所能左右。“道”之兴废亦在“命”，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因为“命”属“天”，知天命何其之难，因此孔门教导弟子重在修己正身。耽溺于未知之域非孔门学风，与其寄希望于不可知，莫如叩问于当下。孔门教人修己成人之学，即忠于己，恕于人，所谓“安贫”与“乐道”即是“贫而无谄”的升级版。正如《吕氏春秋》所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如寒暑风雨之节也。”《毛传》：“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指针对不同材质的器物使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精化加工。拓展到道德修养上，就是要求君子应该日有所进：“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子贡引诗于此，其实是在与老师探讨修己成人之途中的“灵犀一念”。如果说“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的子路是贫而无谄的代表，那么作为富人的子贡就是富而不骄的代表，二人实则均已登孔门之堂，却未如颜回虽居陋巷仍能不改其乐为可贵，也不如孔子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但“乐亦在其中矣”的修己之境。正因如此，周敦颐才在教程氏兄弟时让二人：“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除了安贫乐道，“富而好礼”也是“富而不骄”的升级版。朱熹云：“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一个人富而不骄是一种自我节制，还属于有意识的修身，而到了“富而好礼”则已然把“富”字脱落，和人相交，进退容止均有度，是修身到了一定境界。故而和其交往自然会予人“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之感。而子贡也因其能引诗以与老师相答，更是获得老师“告诸往而知来者”的称赞，朱熹认为是：“孔子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而无论是安贫乐道者还是富而不骄者，要想不为境所困，均需有仁心，无仁心则“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所以孔子虽罕言仁，但细读《论语》，夫子所言，前后实一也。与子贡相类，曾子一直谨慎勤勉用孔门学问自修，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病危时，也曾引用诗经中的《小雅・小F》语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虽然曾子引诗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如《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含义，但是联系散见于各处的曾子之语，我们更能看到的是一个在修身成人道路上一直谨慎小心的曾子。当然儒家教人修身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慎独”，其旨是让人不困于心，不做“戚戚然”小人态。故而当后世以自己的方式洞悉了这条闻道的奥义后，他们在修己成人之路上愈行愈开阔，才会脱口说出“为人处世间，得见事无可疑处，多少快活”这一番话来。
二、独居以慎，相交以诚
在《八佾》篇中，子夏以《卫风・硕人》篇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之语问于老师，老师用“绘事后素”之语答，即古人绘画之法先布五彩，再以粉白线条加以勾勒。没想到，子夏亦如子贡一般，举一隅而能以三隅返，由此及彼想到了“礼后乎”，“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门学问不同于诸子之处，孔子强调“复礼”，却并非如墨家一般确确然搬出了“明志天鬼”一说，用以恫吓下到百姓上至诸侯。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之礼是为感念先王先祖之德，故而当林放问礼之本时，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即所谓“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俭者物之质也，戚者心之诚也，故为礼之本”。于此可以看出，虽然孔子也说过“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样的话，但是相较于外在的形式而言，孔子更重视的是礼之本，即在行礼时，人的内心之质是否也与外在行礼之文相符合，如不符合，就会错把“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中的“玉帛”当成是“礼”之“本”，而将“诚”置乎末端。所谓“诚”，除了与礼相关，它还与仁心相系。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为忠？何为恕？朱子解释的极好：“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诚如子贡所云：“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以待己之心待人，方可谓之诚，而诚的前提就是“慎独”。《中庸》：“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谓慎独，就是毋自欺也，所以孔子病危之时，子路使门人为臣，来为孔子治丧时，孔子说出“吾谁欺，欺天乎”这样的话。不自欺欺人，秉心以诚，事人以诚，是孔子对自己也是对门人的期望。当我们看到后学子思编著的《中庸》里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样的话，才会明白孔门一脉相传者之为何，也才明了为何时代在变，而儒家文化中很多精华还一直具有适应性。
三、以行践知，知行结合
在《论语》中，有三处直接谈到过学诗的重要性，一处为孔子教其子孔鲤学诗时说：“不学诗，无以立。”一处为夫子自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处为学诗后若：“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综合三处夫子论诗，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诗教上注重两点：一是需下功夫研读《诗经》，因为读诗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不断累积人文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养心及了解社会的过程；二是不能只满足于能诵诗，更要知行结合，居于一国可“事君”，出使他国亦可“专对”。而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更包含了孔子对其弟子的期待。依钱穆先生所言：“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到无不在……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道达于仁。”这种对于天地万物的深切关爱之心，其实已经是儒学“仁”的理想的泛化了，这与后来屡屡被二程所称道的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是相通的。于此可知无怪乎弟子慨叹“夫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因达于“仁”对一个人的要求太高了，甚至孔子自己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至于诗的作用，孔子则以“兴观群怨”概括。简而言之，“兴”体现了《诗经》由物及道、由景及情的启发作用，“观”表达了诗歌的认识省察作用，“群”和“怨”则表达了诗歌的政治伦理和人伦教化作用。由此可见，孔子对以《诗》来教导孔门弟子的良苦用心：一个合格的孔门弟子，除了文质彬彬，还要有所止、有所为，即对社会有所担当，而非去做高蹈遁世的隐者。虽然孔子也说过“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他从未真正放弃一个仁者所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正因如此，当子路告诉石门的守门人，自己的是从孔子那里过来时，守门人第一反应就是：“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吗？”这与后来孟子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何其相似！而孔子也曾对其子伯鱼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二南》之诗，适合乡乐中众人合唱之用，人若不能唱《二南》，就是一人独默于人群中，好似面墙而孤立。于此可见，孔子之道非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躬行。正因如此，当孔子诵“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斯远而”时，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如果真心思念，何惧路途之遥远！进而引之，如果一个人真心向学，又怎会因行道之难，而轻言放弃呢？后来《中庸》也有：“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这种起而行之的态度无形中也开启了《大学》中“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为后世儒生拾级而上提供了途径。
四、执两用中，过犹不及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诗》有过两句评价：一为思无邪；一为评价《关雎》时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o》，曰：“思无邪，思马斯徂。”此诗以骏马善于行走、稳健直行的特点来颂扬鲁公崇奉先贤、品行无邪和治国有道之德，进而譬喻人能恪守先贤遗训，崇德守道，不为邪曲所动的道德意义。而后者则是对《关雎》中的主人公的赞扬，他虽然未能与朝夕慕念的淑女携手，但仍能“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痛苦”。联系陆机的《文赋》：“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孔子的评价充分表现了一名君子所应有的节制与风度。孔子曾在《论语・尧曰》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诗教中的这种“中庸思想”在孔门学问中并非孤立的存在，它其实是孔子一直以来倡导的“礼”的思想的体现，而“礼”的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正名”。关于正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上下各安其位；二是明于己份。因为儒门要培养的是“君子儒”，孔子在给弟子们传授学问时也是致力于培养可以能真正“弘道”的“士”。故而一个君子若真正了解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即便是乐于群，也只是会求和而不求同的。正如朱熹所言：“和而不流。”内心有仁，进退有度，外化为礼，自会在不经意中让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更不用说他会有“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乱，直而无礼绞”了。所以孔子《论语・卫灵公》曰：“放郑声。”并且自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种种之故表面看来只是对诗句中情感的“过”进行批评，对语言中的“俗”进行雅化，实则包含了孔子通过“诗”中的“中庸”思想对“礼”的思想加以阐发的意图。《论语・颜渊》中关于培养仁心，克己复礼的四个条目即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明于此，我们再读孔子那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才会别有感悟。把孔门的“中庸”思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就是《礼记》，诚如顾随先生所言：“如果说一部《礼记》皆讲外在的礼，那么唯《中庸》篇讲内在的思想，故读《礼记》不读《中庸》则只有躯壳而无灵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和孔子在《论语》中通过“诗教”来阐发“中庸思想”一脉相承。在《礼记・中庸》中，作者正是通过事物内在两级关系、事物的常与变的关系、时间运行的观念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中正”、“中和”、“执中达权”、“时中”、“中行”准则。而与《论语》中对中庸思想论述相比，《礼记・中庸》里所谈的“中庸”更具体，并且在要求上更严格，要求一个君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中庸”来待己接物。于此我们也可看到，先秦的儒家思想在接引弟子时还是较为简明平易，操作性颇强，后来的儒家思想开始走上了一条“极高明”的道路，在理论上日趋精密，在体系上日趋宏大，故而《中庸》篇中也说：“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诗经》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并没有局限于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引诗入怀。因为他对《诗》熟知于心，所以才能在教学上与学生“同声相应”。所以对《诗》的解读，正是我们踏入孔门的一个途径，如此，就不难理解何以孔门一时桃李繁盛，而孔子的学说，也得以通过孔门后学流布天下，泽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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