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姐事件”与传媒的社会责任

前有“芙蓉”，后有“凤姐”。想必在2010年，“凤姐”已成为继“芙蓉姐姐”之后网络点击率最高的女性了。罗玉凤是重庆綦江人，因一系列雷人言论在网络上走红，被人称为“凤姐”。她自称“懂诗画、会弹琴，精通古汉语，9岁起博览群书，20岁达到顶峰，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现主要研读经济类和《知音》、《故事会》等人文社科类书籍”。她在上海地铁站发传单征男友，条件是“必须为清华北大硕士、身高一米七六到一米八三、越帅越好、必须具备国际视野、东部沿海户籍、无结婚史、过往女友无堕胎史、年龄在25～28岁之间”。

不可否认的是，罗玉凤步“芙蓉姐姐”的后尘，以所向披靡的“超级自信”，挑战着现代人的审美和心理承受能力。她的出现就好像是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

尼尔・波兹曼曾说过：“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凤姐”在网络上大肆传播时，“美”俨然已经被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粗鄙化的东西。对于这种恶性炒作，网络传媒和传统媒体不仅没有拒绝，反而都在疯狂地传播着，并且对自己参与和制造了这样的热点沾沾自喜，深深沉浸在这样的虚拟热潮中。

虽然“传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的、无所不在的活动”①，但是“凤姐”这种“丑女经济”显然违背了传播学的社会功能。而所谓大众传播，是指传播者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将复制而成的信息传递给公众的一种传播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文化传递和娱乐等。

传媒要负担社会守望功能，为社会导航

环境监视是大众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大众媒介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关于社会上各种事件的信息，对文化体系来说，因环境监视而产生的信息广泛流通，既能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社会的文化发展，也可能因此而出现文化渗透甚至文化侵略的后果。

“凤姐”的出现和泛滥，一方面体现了“把关人”的，让这种低俗文化在网络中肆意传播，这将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恶性的互动”，特别是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轻人，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对他们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些人从网络世界找寻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补偿，在这个繁忙、压抑的社会生活的人，每天都要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限制和压抑，可当他们看到“凤姐”在尽情挥霍自己的时候，他们也从中获得了释放、满足和共鸣。不难看出，在这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对信息获取已经到了无选择的地步。阿尔温・托夫勒曾说：“有时选择不但不能让人摆脱束缚，反而使人感到事情更棘手、更昂贵，以至于走向反面，成为无选择的选择。一句话，有朝一日，选择将是超选择的选择，自由将成为太自由的不自由。”②我们这样饥不择食，会让环境监视这颗“社会雷达”在寻求和传播信息方面失去正确的导向，从而误导受众。

传媒要充当社会的调和剂

社会协调是一种组合功能，即大众传播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适应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或事件上。可以说，传播媒介操纵、决定和管理着所有信息，从外在来说它起着劝说、指挥的作用，内在便是解释、决定的作用。

传播的协调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应为人们提供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体现它减压阀的作用，但是这种宣泄不能是无节制的，不能触及人类的道德底线。虽然它为人们提供了消遣、娱乐、宣泄、表达自我情感的机会和平台，但是这些必须建立在法制、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否则它就会使大众传媒处于乌烟瘴气的环境之中。二、给予人们导向的作用。通过传播舆论去营造一种让好人得到好报，让坏人绳之以法的环境，也就是社会的规范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让好人好事发扬光大，成为大众学习的榜样，让不法分子受到大众的监督和法制的制约，也是给其他人敲响警钟，让受众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打个比方来说，社会的协调性就好比一个减压阀，它给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宣泄情感、表达自我、与他人沟通的平台，让大众心中的不快得到释放，从而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

在“凤姐”这件事上，传播媒介并没有履行它的职责，反而对这种恶性炒作推波助澜，让社会走向不和谐。虽然“凤姐”、“芙蓉姐姐”这类事件都在审美方面挑战了大众的眼球，也给予了人们宣泄情感的渠道，但是那些恶性炒作愈演愈烈，已经让减压阀超越了崩溃的极限，使它失去了平衡内外压力的作用。现在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但是任何言论都不能超越一个道德底线――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凤姐”本身并没有错，但是那些网络推手的恶性炒作使这件事情颠覆了社会的道德规范，使大众出现了价值判断失衡的现象。

尼采说“上帝死了”，这个世界便没有了权威。于是，各种思潮翻滚，人人成为自己信仰的主导，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宽容的多元化时代。③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大众传媒应当全力以赴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做好协调工作，让受众远离这些低俗、逆潮流的炒作。虽然网络传播具有平民化和极大的包容度，能让那些急于想出名的普通百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红遍大江南北，但以“凤姐”为例，这件事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回避的，大众传播具有面向全社会的公开性，它的解释将触及现存社会秩序，会引起广泛的反响。如“凤姐”的恶性炒作，由于它们已经加工处理，观点和意见都已被现成地提供，个人无须再去进行分析和评价，长此以往，作为信息接收者，主动的判断精神就会减弱，从而扰乱社会的和谐。

传媒要关注社会未来，传播文明

文化传递功能就是社会遗产传递功能，是指通过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后代，并继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使社会成员共享同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可见，这是延续社会传统、传播社会经验与知识的教育功能。这一点，对社会或个人都有相同的积极意义。

加拿大学者瑞妮・霍布斯如是说：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使人学会欣赏和包容复杂事物，使人在各种媒介信息包围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使人理智地对待和尊重多种观点和视角，也使人熟练地构建和解构媒介信息；使人成为受人重视、尊敬且运行良好的团队或社区的一员，也有益于受教育者为自己设定有意义的人生目标。④可是在“凤姐事件”中，那些所谓的“网络推手”，你们到底要给予受众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呢？

记得雨果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无论是“凤姐”本人，还是她所主演的这场闹剧，我们实在是无法从中找到一丝美感。现在大众传媒的注意力都不约而同地被“凤姐”吸引过去，这种现象背后是社会深层心理的一种潜意识反映，其中包括存在价值的审丑化、社会自我嘲弄、网络时代烙印等丰富含义。⑤

“凤姐”曾说过：“我一定会成为奥巴马的情人。”“我找男朋友是因为我也寂寞，不高调我找不着男朋友。”“有一天我要领导世界。”不可否认她的这种自信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但网络毕竟是个普及性很高的媒介，任何人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就现在网络上流传的“90后各种门”不雅照来看，都是受到了非主流思想的影响，当然“凤姐”也在其中。“凤姐”的那种极度自信被这些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学得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这种现象还不能引起我们对大众传播的反思吗？

现在有些初中女生受“非主流”的毒害，并且盲目崇拜“非主流”文化，迫切地想成为其中一员。不难看出，这种非主流文化，宣扬的是叛逆的、癫狂的、几近痴狂的逆社会潮流思想，他们致力于把主流的那些神圣的东西撕扯下来，蹂躏一番来体现他们那颗叛逆的、潮流的躁动的心。这难道不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表现吗？如果这种非主流文化在青少年中肆意蔓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众媒介既然身负文化传承功能，那它就必须要传播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不要大肆炒作，要给予受众一个正确的思想导向，使他们形成一种自觉、自发地拒绝非主流文化的免疫能力。

传媒要愉悦心情，防止“娱乐至死”

娱乐功能是大众传播最明显的一种功能。传播学研究已经越来越强调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其原因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需要娱乐。而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的飞速发展，使娱乐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娱乐消遣的正负功能都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娱乐的负功能是，它可能会增加人们的被动性，降低他们的审美情趣，并可能助长厌世情绪，从而转移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限制人们的社会性行动。

“凤姐”很好地完成了娱乐大众的任务，但同时她也毫不吝啬地、狠狠地娱乐了自己。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她这种自杀式的娱乐方式，达到了一般娱乐节目无法达到的效果。“凤姐”与其背后的网络推手以一种极其廉价的娱乐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当然，她也释放了那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受众，让他们的负面情绪有了一种新的发泄方式。

这种由默默无闻到路人皆知的转变，不知“凤姐”自己是否真的开心，但她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值得思考的：网络是个巨型的舞台，无论谁都可以在上面表演，娱乐别人娱乐自己都可以。只要你敢于表演，就有成名的机会，机会很大，成本很低。出名，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名垂青史不了，那就遗臭万年吧，只要能让大家记住就行。⑥

在娱乐之后，人们总是要回归现实生活，总是要按常态去生活、去劳作，总是要与现实中的人打交道，进行有效沟通。娱乐是为了放松身心，但绝不是为娱乐而娱乐。当“凤姐”成为一种娱乐符号，现实中“凤姐”的人格、尊严，乃至最基本的生存便被娱乐“至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姐”恐怕只会变成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注 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美]：《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②阿尔温・托夫勒[美]：《未来的震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③浩瀚：《“芙蓉姐姐”，多元化网络社会的狂欢》，《社会观察》，2005（10），第26页。

④蔡帼芬、张开、刘笑盈：《媒介素养》，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⑤邓迪、刘敏：《大众传媒与审美文化――从“芙蓉姐姐”审丑教育的真人秀谈起》，《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8（6）。

⑥符臻：《“芙蓉姐姐”为何能在网络上走红》，《编辑之友》，2005（5）。

参考文献：

1.李茂：《新时代偶像变迁:“呕像”颠覆偶像》，《当代青年研究》，2006(7)。

2.叶朗：《现代美学教育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周宪：《美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尼尔・波兹曼[美]：《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王鲁美：《防范“网络红人”现象的负面影响》，《今传媒（学术版）》，2009（8）。

6.丁国荣：《“恶搞”风行中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6（6）。

7.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