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是否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开端

[摘要]1985年广场协议拉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针对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持续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积累下大量的“泡沫”。国内外均有学者认为是“广场协议”开启了日本经济“迷失的二十年”。

[关键词]广场协议；泡沫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01-02

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着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日本的出口自然被看作是引起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的元凶。1985年9月，美国在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G5）上促成签订了“广场协议”，图消除贸易的不平衡。以广场会议为契机，日元汇率从1985年9月的250日元兑1美元一路上升至1995年4月的80日元（如图所示）。

针对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大幅度、持续放松银根，实行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日本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出现了持续的增长。但是，日本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积累了大量“经济泡沫”，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一、“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是不可估测和量化的，学术界也对此也充满了争议。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广场协议”的研究中，针对“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

（一）“广场协议”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

麦金农认为，正是“广场协议”让日本患上了“日元升值综合症”――由于日元升值导致了通缩和持续衰退。“广场协议”后，一方面美元相对贬值，导致日本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严重缩水；日元升值又恶化了贸易条件，传统商品的出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采取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剩余资金大量涌向股市和房地产等非生产性工具，从而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

（二）“广场协议”导致了日元升值，但其并不是日本经济萧条的核心原因

1985年9月，日元/美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左右，到1995年4月，最高峰达到1美元兑80日元，美元兑日元贬值达68%。为此，“广场协议”在国际汇率协同调整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一沉到底”是缺乏依据的。亚洲开发银行（ADB）行长黑田东彦（2004）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当；陈功（2005）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和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造成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失衡。黄晓龙（2007）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金融系统的内在缺陷，企业系统和金融系统存在严重的效率冲突。

（三）“广场协议”并非日元升值的原因，也非日本金融困境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巨额的贸易顺差本身就使得日元被低估，日本汇率不可维持，升值只是时间的问题。早在1971年日本就面临着“尼克松冲击”带来的升值压力。黄吴（2003）指出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日元升值压力下的国际经济政治协调的具体体现，并不是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升值恐惧症”更多反映了出口依赖型体质的心理。

二、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

一般来说，经济都按照繁荣物价上涨金融紧缩衰退的形式循环，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也莫过于此。日本战后经济的繁荣，在内外部共同作用下日元升值一触即发，“广场协议”后扩张性的金融财政政策必将招致投机热潮，1991年金融财政共同收紧，泡沫破灭。

日本战后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平成萧条一般分为三个阶段：1.1955～1973年，高速增长期；2.稳定增长期和泡沫经济期，1974～1991年，3.泡沫崩溃后的萧条期，1991年后。在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3%的高水平。而在稳定增长期和泡沫经济期，其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3.7%，增长速度笔记高速增长期的一半。其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在于受到两次巨大的外部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支柱的转变。

（一）“尼克松冲击”和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总统发表了“经济紧急对策”，宣告了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作为通胀对策。该年12月，史密森协议尝通过多国间调整维持固定汇率制，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308日元。虽然该汇率没能维持下来，但人们对于日元升值抱有强烈的危机感，政府作为景气对策采用了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基于这一政策，国内的货币供给开始增加。

1972年，田中角荣首发表了《日本列岛改造论》，图以新干线的架设、高速公路的建设等公共事业为杠杆，消除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距。正值公共事业的扩大和开发高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为缓解通胀而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为转折点，日本经济开始面临严重的萧条局面。197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在战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使在摆脱了石油危机的直接影响之后，企业的设备投资欲望依旧没有复苏的迹象。

（二）支撑内部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变化

进入高速增长期以来，日本“通过恢复实现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60年12月，池田内阁宣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的增长方式开始改变，由通过战后公共事业的建设来带动增长，转变为通过将技术成果商品化来牵引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这一时期，日本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和西方管理技术，使得社会生产率提高和企业规模扩大。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工资提高，需求扩大，物价的上涨。企业规模扩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的扩张进一步带动了消费需求。

然而，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滞涨。一方面，企业不得不“减量经营”，通过节省能源、尽可能雇佣较少的劳动力（减少正规员工，雇佣非正式员工）来降低成产成本。另一方面，农村转入城市的劳动人口对耐用品（如彩电）的消费需求逐渐饱和。日本经济不能再靠设备投资和消费需求带动增长。但是，正是石油危机使得节省能源的日本汽车开始占领美国市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扩大了美日间的贸易差额，加剧了美日间的贸易摩擦。

（三）前川报告，扩张性的金融财政政策

以“广场协议”为契机，日元迅速走高。但是，由于J曲线的效应，以美元结算，出口额反而上升了，压制经常收支赤字的效果也没有显现出来。尽管出口产业美元收入增加，但是由于以日元结算的出口额减少，陷入了核算恶化的讽刺局面，不要说消除贸易摩擦了，就连国内也发生了严重的日元升值萧条问题。

在这样的形式下，政府成立了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并于1986年发表了呼吁扩大内需和开放市场的报告（前川报告）。这一报告可以说是针对美国围绕贸易摩擦进行的批评、要求做出的回答。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中写道，当时日美贸易不均衡已成为日美之间的一大政治为题，美国再三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土地上涨、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结果造成日本国内市场流动性大量过剩。

（四）政策转换的时滞性和没有及时实施金融紧缩政策

日本银行为了改善经常收支不平衡，抑制超过预期的急速的日元升值，于1986年1月从将5%官方利率下调到4.5%开始着手，实施阶段性金融缓和政策，最终于1987年2月，下调到战后最低水平2.5%。事后，从1986年开始，持续4年的低速增长来看，政府的金融财政政策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但由于政策转换的时滞性，导致了地价、股价的急速上升。实际上政府和银行在1987年已经能看出资产大幅度的上涨，但并没有及时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关键在于，究竟怎样才算是泡沫，这个问题本身很难界定。泡沫经济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察觉价格上有什么不对，要是真有一套客观标准摆在那儿，现在也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可现实是，每隔10年世界上就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泡沫经济。

泡沫可以避免吗？日本经济在繁荣之后衰退，是符合经济周期规律的。在内外部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缓和经济衰退的速度。池田信夫认为，泡沫经济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向金融自由化转型的国家都会遭遇泡沫经济，日本不是例外。08年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

三、“广场协议”带给人民币升值的启示和教训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汇率改革方案。此次改革带来的升值预期使不少学者担心中国可能重蹈日本覆辙。诚然，人民币汇价自7月21日调整以来，仍然在严格的控制之下，升值幅度很小――不足3%，远远低于美国批评者喋喋不休地要求的20-25%的升值幅度。但是，这次汇价调整行动却发出了一个信号：在实现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姿态下，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成为可能。虽然今日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所面对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从“广场协议”前后美日间的政策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和教训。

（一）本币升值是外部压力和内部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

05年，中国放弃实行了10多年的固定汇率，这种积极自愿态度为人民币升值争取到了主动性和调整时间。渐进有序的升值有效地避免了贸易摩擦加剧导致最终急速被动升值的后果。

（二）经济衰退是顺应经济周期规律的，经济政策只能加速或减缓泡沫的产生和破灭

虽然麦金农认为日本超宽松的金融财政政策，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但事实，日本在1986年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并持续多年低速增长，说明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中国政府在实施政策时，应多关注通货膨胀率，尤其是资产市场（房市和股市）；并兼顾稳定原料价格，避免成本型通货膨胀。携夫人一行访问俄罗斯和非洲其目的之一就是稳定原材料的来源与价格，为人民币升值积极寻找出路。另外，还应正确对待政策实施的时滞性与连贯性。

（三）调整出口产业的结构模式

日元升值多年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市场积极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的船舶、纤维出口萧条，取而代之的是汽车、机械、精密技术等的出口。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若不及时进行技术改革，产业提升，加工贸易的优势将受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威胁。

逐步自愿升值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智慧和勇气。先谋于局，后谋于略，在全面把握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做好金融外交这篇大文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时期如果能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着力将经济优势转换为战略优势，就一定能够顶住来自一些国家的压力，不断开辟中国金融外交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