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看敦煌吐蕃时期庶民像

[摘要]《王昭君变文》的创作年代虽然没有定论，但是通过史料可以推断其创作于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昭君故事进行改编创作，并赋予昭君悲剧性女性像色彩。作为一种庶民文学形式，变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敦煌普通民众的生存形态和心理状态。

[关键词]《王昭君变文》；敦煌；吐蕃；庶民像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24-03

敦煌写卷P.2553号为《王昭君变文》孤本，学者历来对其颇为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丰，在此不再赘述。王昭君作为历史人物最早记载于《汉书·元帝纪第九》和《汉书·匈奴传下》中，但这两者都只是单纯叙史，并未对昭君本身的情感有任何描述，更不用说提到单于对昭君之宠爱了。《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昭君字樯，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1}始将昭君出塞略带故事感彩描绘出来。随着时代变迁，王昭君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历代文人对其挥毫泼墨，以自己的理解对其形象进行描绘和改造。而将昭君故事庶民化，则还是要数敦煌本《王昭君变文》。

对于昭君的命运，文人墨客多着以悲怆之色，我们比较熟悉的《西京杂记》、《昭君怨》、《昭君辞》等都是用悲剧眼光看待昭君出塞这一史实。这些加了自己主观猜测的描绘究竟可否代替昭君本身，也要见仁见智了。在《汉书·匈奴列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对昭君出塞后的生活有比较清楚的介绍，昭君于竟宁元年（前33）嫁于呼韩邪单于，但呼韩邪在建始二年（前31）死去，于是昭君又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继承人，成为新单于的阏氏，新单于又于鸿嘉元年（前20年）死去。{2}这以后对昭君再无任何记载，所以昭君的生卒年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昭君最少历经二夫，并没有很快死去。但是《王昭君变文》中昭君虽得到了可汗百般恩宠，但她还是逐渐羸弱，郁郁而终。为何变文给昭君的命运加注了死亡这么浓厚的悲彩呢？这得从《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代及其背景说起。

那么，《王昭君变文》到底为何时所作，这在学术界并未有定论，究其考证过程，我国学者有主要有以下十种观点：高国藩认为是在“初唐至盛唐之时，也即唐代的上半期”； {3}容肇祖认为其作于公元767～857年{4}，俞晓红也持此观点{5}；邵文实认为在781～848年，也即吐蕃占领河西地区之时；{6}张寿林认为在850年左右；{7}陆永峰认为其应在848年左右；{8}郑文认为其创作时间“必然在大中之前，甚至远在大中之前，也就是远在847年之前”；{9}张辉将时间缩至780～830年，或者稍晚一点的时间里；{10}程毅中认为其创作于8、9世纪之间；{11}张文德认为应该在817年前；{12}王伟琴认为其创作于786～816年。{13}对于国内学者考辨的内容，大家一般都比较熟悉，在此不再赘述。

下面说说日本学者根本诚主张的创作时限。其认为《王昭君变文》创作上限“不应该追溯到元和三年（808）以前”，{14}也就是说最早不能早于元和三年（808）。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在《王昭君变文》中明确涉及其创作年代的只有一句：“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15}根本诚认为这“八百余年”的起时应该是从汉哀帝在位年间算起，因为书中提到了汉哀帝，“后至孝哀皇帝，然发使（使）和番。遂差汉使杨少徵扙节和来吊”。汉哀帝的在位时间为绥和二年（前7）到元寿二年（前1），{16}昭君于元帝时出嫁匈奴，元帝之后是成帝即位，但是变文中没有提到成帝，直接是由哀帝派使祭吊，那么可以推测昭君很可能是死于哀帝之时，也就是公元前7至前1年，那么文中的“八百余年”也应该为公元800年左右了。

其二，推算到其不早于元和三年（808）创立的第二个原因是咸安公主于这一年死去，可能是借由王昭君之故事来缅怀有着同样命运的咸安公主。{17}笔者认同此观点。因《新唐书·诸帝公主列传》记载：

燕国襄穆公主，始封咸安，回鹘武义成功可汗，置府。薨元和时，追封及谥。{18}

《新唐书·回鹘列传》（上）记载：

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三年，来告咸安公主丧。主历四可汗，居回鹘凡二十一岁。{19}

由上可知，咸安公主为唐德宗第八女，是远嫁到回鹘的一位公主，其在回鹘21年历任四位丈夫，最终未能返回长安。《王昭君变文》很可能是由这件事情为契机而创作，以隐喻咸安公主之死，同时怨叹敦煌陷蕃时间已久。这个理由似乎有些牵强，但根本诚先生没有提及的第三个原因笔者想在此做一陈述。

据王伟琴《敦煌〈王昭君变文〉河西地域特征探析》对变文主人公最终去向地“紫塞”、“玉塞”等地名的考辨，皆指向敦煌。{20}敦煌在这一时期正处于吐蕃统治之下（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为公元786～848年），这应该是《王昭君变文》创作的大时代背景。而且，每一部文学作品的创立都必然有其创作契机，不能凭空而出。陷入吐蕃统治，民众有过反抗，而且有史料记载河西民众的反吐蕃情绪是非常激烈的。敦煌陷落吐蕃，敦煌庶民悲愤而惶惶度日，敢怒不敢言，只能付诸于笔端，借助于讲唱舞台宣泄悲愤之情。而咸安公主和亲又和昭君出塞故事相似，出于当时敦煌陷落蕃邦和周边的环境，便假借昭君之名来感怀咸安公主之死，同时也通过变文来悲叹敦煌民众的命运。

另外，变文中有“澣海上山鸣戛戛，阴山的是搌危危”，而在《新唐书·回鹘列传》中有“明年（730）复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笔者认为，“澣海”即为“瀚海”，在变文残缺部开始“搜骨利幹，边草叱沙纥罗分”中的“骨利幹”应为回纥部落。《新唐书·回鹘列传》记载：

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览葛、僕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21}

明年复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僕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为幽陵……其西北结骨部为坚昆府，北骨利幹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22}

由此可知，“骨利幹”为回纥的一个部落，而回纥在贞元四年（788）迎娶咸安之后请求改回纥为回鹘，意思是说其凶猛敏捷如同鹘一样。变文中“衙官坐位刀离（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的“九姓”在《新唐书·回鹘列传》中亦有“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啒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23}可见，变文中的主人公所嫁的地方是以回鹘的统治环境为背景的，而回鹘与唐朝和亲始于肃宗干元元年（758），肃宗将宁国公主嫁于回鹘可汗，且派荣王之女陪嫁，后来宁国公主回国，而荣王之女留在回鹘，称少宁国公主。少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至天亲可汗时，始居外。其配英义生二子，皆为天亲所杀”。{24}其死于贞元七年（791），虽然这时敦煌已经被吐蕃侵占，但是就其悲惨的命运来说，已经被视为“弃子”，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之外，是无可汗恩宠可言的。相比之下，哀悼身为德宗亲女的咸安公主，可能会更让人信服。

从上述来看，将变文上限定位在808年咸安公主离世之年，笔者认为可信。

其创作下限王伟琴已经推之于816年之前，原因是李贺作过《许公子郑姬歌》和《塞下曲》，说明李贺听闻过《王昭君变文》相关的讲唱故事。李贺死于816年，故有此推断。据朱自清《李贺年谱》考证，李贺应生于贞元六年（790），卒于元和十一年（816）。从《许公子郑姬歌》中“桂开客花名郑袖，入洛闻香鼎门口”和“自从小靥来东道，曲里长眉少见人”两句可以看出此诗的创作地点应该是洛阳，而李贺到过洛阳的时间经朱自清考证应为元和八年（813），由“元和八年癸巳（八一三）二十四岁。是年春，以病辞官，归昌谷……冬十月，复入京，与黄浦湜别……贺之行当在十月望后，复有洛阳城外别黄浦湜诗云。”{25}可见其813年十月经洛阳，而在元和九年（814）秋天到了潞州（今山西长治），投靠张徹，寄人篱下两年之后于元和十一年（816）回到昌谷，不久离世。笔者认为，根据其作《许公子郑姬歌》的最晚时间应该不晚于813年十月，那么《王昭君变文》的成立时间也应该不晚于这个时候。

归总起来笔者认为，《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应该是808～813年。

变文前半部分残缺，后半部分着力描写昭君的思乡情绪，而对单于也是极尽溢美之词，将其描述为一个对昭君万般疼爱、千般呵护的好丈夫形象。尽管昭君远离故土，但是丈夫对自己如此费尽心思，亲情的离失感应该会从爱情的滋润中有所补偿，但是昭君却“既登高岭，愁思便生……一度登千山，千回下泪……乃可恨积如山，愁盈若海……因此得病，渐加羸瘦”。{26}金冈照光认为，《王昭君变文》反映了悲剧性的女性像，{27}单于（可汗）越是对自己好，自己越是消受不起，越是显示出了思念故土的无奈与痛楚。笔者认为变文作者越是极致描写昭君所受的恩宠，就越是反衬出她迫切归故土的赤子之心，其不仅反映出了当时悲剧性的女性像，更反映出了当时悲剧性的庶民面貌。用这种故事与现实的极大反差，映衬出当时敦煌民众在吐蕃统治下积怨已久，百般呵护尚且还得不到人心，更何况吐蕃对敦煌是一种侵略霸占。

因此，通过《王昭君变文》可以窥探到敦煌庶民的一般心理状态，身体是在吐蕃的统 治之下，但是心却依然系着大唐，在吐蕃统治之下的生活如同“丧孝之家”、“败兵之将”。身陷蕃里，透露着民众的无奈，因为“不嫁昭君，紫塞难为运策定”，不把敦煌让于吐蕃统治，敦煌将无法生存和暂时稳定，人民生活只会更加困苦。

综上所述，变文通过对柔弱女子王昭君故事的改编，揭示出敦煌庶民阶层身陷囹圄但宁死不愿屈从吐蕃的一般群体像。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暗流涌动，所以才会有最终的张议潮揭竿吐蕃统治，将敦煌再次纳入大唐领土，进入归义军繁盛时期的壮举。

[注 释]

{1}刘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1页。

{2}{16}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9页。

{3}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第53页。

{4}容肇祖：《迷信与传说》，见《敦煌变文论文集》，第605～606页。

{5}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6}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7}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文学年报》，1932年第1期。见《敦煌变文论文集》，第631页。

{8}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74页。

{9}郑文：《〈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臆测》，《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29～30页。

{10}张辉：《〈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考探》，《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8月增刊，第161～162页。

{11}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7页。

{12}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

{13}王伟琴：《敦煌变文作时作者考论》（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

{14}{17}〔日〕根本诚：《王昭君变文の成立年代考》，《东洋文学研究》，1961年第9期，第57页、第64～65页。

{15}{26}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第124页、第100～102页。

{18}{19}{21}{22}{23}{2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65页、第6126页、第6101页、第6111页、第6112页、第6114页、第6125页。

{20}王伟琴：《敦煌〈王昭君变文〉河西地域特征探析》，《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59～162页。

{25}朱自清：《李贺年谱》，《清华学报》，1935年第4期，第905～909页。

{27}〔日〕金冈照光：《唐五代庶民の女性像—敦煌文献を中心に》，见石川忠久：《中国文学の女性像》，汲古书院1982年版，第192～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