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与魏晋玄学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时期，大量史著涌现，袁宏的《后汉纪》在诸家后汉史中占有突出地位。魏晋玄学的兴盛对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史学思想方面，也对史书的体例和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汉纪》这部史学著作中，玄学思想在其撰述旨趣、内容、体例以及对历史过程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式上都有所体现，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玄学化倾向十分明显，进而可知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会深刻影响着该时期史学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袁宏；《后汉纪》；魏晋玄学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22-03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中国古代正统史学在汉代形成以后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时期。这时期的史书数量空前增多，史著体例进一步完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有较大的发展。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史部13类，总计817部，13264卷，而记录前代史的著作，则“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只后汉史著，继《东观汉记》之后出现了13家。而这诸家后汉史著在历史过程中大多都已亡佚或缺失，只有袁宏的《后汉纪》和范晔的《后汉书》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刘知畿说：“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说明《后汉纪》在诸家后汉史中占有突出地位。

玄学于魏晋之际兴起之后，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直至后来的南北朝甚至隋唐，玄学的影响依然很重要。从本质上说，“玄学是以道家思想为圭臬而兼综儒学的思辨系统，是儒道合一的产物” 。从内容上看，是以名教与自然关系为中心，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政治问题、人生问题、精神境界问题，通过“有无”、“体用”、“本末”、“言意”、“动静”等范畴的讨论构筑其哲学体系。玄学开创者何晏、王弼等人主张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其特征是以儒合道，并以倡导“贵无论”来调和儒、道；而阮籍、嵇康将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推向极端，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极力排斥名教，其特征是儒、道分离；而后期的玄学家们则极力纠正贬抑儒学的倾向，维护儒学与名教的权威，向秀等人进一步论证自然与名教、儒与道之间的一致性，从理论上将有无、自然与名教结合起来，以道和儒，用儒家思想解释道家经典，同时用道家思想修正东汉后期被神学化、庸俗化的儒家思想。所以，玄学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完成了调和儒与道的思想进程，这种调和以新的方式继承儒学，而否定了传统的汉代经学。玄学促使魏晋士人以一种理性精神观察自然、社会、人生，追求个体精神出路，对于汉代迂腐繁琐的经学禁锢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影响着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史上，哲学的进步往往会成为史学发展的重要先导。而玄学兴起对魏晋史学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魏晋史家的思维方式到研究领域，从魏晋史著的内容到体例的变化，都可以看到玄学的影响。

魏晋玄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内容也随之变化，但因为玄学兴起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所限，其理论主题、思辨方法和评价标准相对趋于稳定，即探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作用、重视人物才貌器识的品评等。《后汉纪》中的玄学思想，也主要是从玄学的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体现的。

一、“通古今而笃名教”

袁宏在《后汉纪·序》中说道：“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这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不同。袁宏“通古今”的目的在于宣扬名教，此即《后汉纪》的撰述旨趣所在。他认为司马迁著《史记》，虽“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而荀悦著《汉纪》，对于“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所以他“缀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用八年时间撰成《后汉纪》一书，以达到“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的目的。对名教的认识，袁宏这样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而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夫天地灵长不能无否泰之变，父子自然不能无夭绝之异。故父子相承，正顺之至也；兄弟相及，变异之极也。变则求之于正，异则本之于顺。故虽经百世而高卑之位常崇，涉变通而昭穆之序不乱。由斯而观，则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可见袁宏是将自然与名教加以协调，视名教为天理之理，名教之本即君臣父子关系，君臣父子永恒不变的尊卑关系所体现的天地之性就是名教。袁宏认为人们都应遵循这种自然之理而行事，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来解说传统儒家的名教观，有着明显的玄学印记。

实际上，袁宏不但是一位史学家，更是一位玄学家，玄、儒合一是他主要的学术思想和治史方针。他在谈到儒家与道家时曾经说：“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则玄默之以司契，运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这段对儒道关系的表述，是袁宏对于玄学思想的经典之论，也是其对于儒道合流发展之势的预测性认识。

吴怀祺先生认为：“袁宏的名教观，不是儒家的名教观，更不能简单断定袁宏的名教观是一种腐朽的名教观。”虽然袁宏强调名教是自然之理，不可废易，但他也肯定名教的发展变易，肯定历史的治乱兴衰与政权更替，是“有时而然”、“各有其会”的。由此可见，袁宏对重名教的认识是理智而辩证的，但也深刻体现着玄学对他的影响。

二、“类书”与人物小传

袁宏对魏晋玄学的发展做了系统的考察，他在其玄学著作《竹林名士传》中对当时的玄学代表人物用“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进行了归类。这种记载人物的思想也被袁宏体现在了《后汉纪》中。不同于荀悦《汉纪》的编年体法，《后汉纪》在对前者的继承中进行了体例上的改造，用“类书”体例把列举数事的人物写法变成了较完整的人物小传，增加了人物传的类别，除将人物有涉及国事的言行随着历史事件的主要进程载出之外，还以“类书”的方法、人物小传的形式对人物生平的其他事迹进行记载，涉及人物的各方面，使之在形式上发展为较完整的人物小传，例如《光武皇帝纪》卷第三的《卓茂传》、《孝章皇帝纪上》卷第十一的《韦彪传》等，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人物的姓字、生平、世系、事迹等。但因是在编年体史书中，并不像在纪传体史书中一样详致，所以称其为人物小传。如在《光武皇帝纪》卷第一中写到耿弇时，除了记载了他的姓字、籍贯之外，还记道：“弇时年二十一矣，至宋子，会王郎反，从吏孙仓、卫苞功弇降邯郸，弇按剑叱之曰：‘所以涉难至长安者，欲以辅刘氏也。今我至京师，陈上谷、渔阳兵马之用，还出太原、代郡，反复数十日，归发突骑以奔乌合之众，如推枯折腐耳。观公等不识去就，族灭不久！’”突出记载了他无畏正直的言论与事迹。而在《孝章皇帝纪》上卷第十一中写到薛苞时，记载了他“丧母，以至孝闻，后母憎苞，出令别居……被殴打，不得已，庐住门外”的人生遭遇；在写到韦彪时，记载了其“曾祖玄成，皆致位丞相”的世系之功；写到陈宠时，记载了其祖上的相关事迹：“曾祖父咸，成、衰间以律令为尚书……莽篡位，召咸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

《后汉纪》这种采用人物小传的形式，广泛记载了各类历史人物，包括宗室、外戚、三公名臣、循吏、儒林、文苑、党锢、宦官、方术等各阶层的人物，几乎囊括了纪传体史书中人物传记中的各类别。有记载皇帝的，如在《光武皇帝纪》卷第一中记载刘秀：“世祖讳秀，字文叔。初，南顿君为济阳令，而世祖生，夜有赤光，室中皆明……”有记载后妃的，如对马皇后的记载：“后，马援女也。后有四兄二姊，长兄廖及防、光、二姊，与后同母……”有记载宗室的，如在记载孝明帝时期楚王英谋反之事时写道：“初郭后生东海恭王强、沛献王辅、济南安王康、阜陵质王延、中山简王焉……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除此之外《后汉纪》中记载名臣、史家的例子亦不胜枚举。这种记载人物的方式与魏晋玄学也有很大联系，魏晋玄学理论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主题即“群己之辩”，主要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强调各阶层的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就成为袁宏为人物作小传的目的之一。魏晋玄学中的“重人观”思想，对袁宏作《后汉纪》以及创造人物小传这一体例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这些人物小传中，袁宏除了记载人物各方面的情况之外，尤其重视对人物外貌和道德品行的记载。他大量采用“类书”方法，把反映某人外貌、德行的事例加以列举，例如写光武帝刘秀，说他外表“为人隆准，日角，大口，美鬚眉，长七尺三寸”，而且“乐施爱人，勤于稼穑”；写贾谊时写到他“身长八尺二寸”，“沉深有用，其所学者，可为人师”，“逵才学皆通，其所著论，为学者所宗”；写到卓茂时说他“温而宽雅，恭而有礼，其行己处物，在于可否之间，不求备于人”。袁宏在记载这些人物的外貌品行之后，还对其进行概括总结，按照各自关系分类进行叙述，组织成人物传群，形成类似于纪传体的形式。如《光武皇帝纪》卷第六中的鲍永、宣秉、王良等良吏，《孝章皇帝纪》上卷第十一中的江革、毛义、薛苞“三孝子”，《孝桓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二中的徐雅、姜肱、韦著几大处士等。他在《孝桓皇帝纪》第二十二卷中写到度尚时说：“其优贤表善，皆类此也。”这种在编年体中大量运用类传的方法是袁宏的创新，也是他在史书体例上的一大贡献。且在记载历史人物时，注重对人物外貌品性的记载，也与魏晋玄学不无关系。东汉清议就注重人物的道德评价，魏晋“玄学兴起之后，士人的文化核心主题就已经由砥砺品节转向形象的审美与哲思的追求，老庄哲学占据人们的意识，魏晋士人或退处保身，或诡行异论，以追求形象智慧为要”。清谈之风主要关注人物风韵神态与仪容器质，品评人物才性器识成为魏晋时期普遍的史学风气。这种风气实际上依旧反映出在玄学思潮影响下，整个社会走向重视个人、追求个体情性的普遍趋势。

三、历史品评的玄学化

袁宏在《后汉纪》中所体现的玄学对他的影响，不仅是在具化的体例与撰述旨趣上，更多是在他对历史演进的发展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认识上。

袁宏在对政治的认识上主张为政“贵在安静”。他说：“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也。故修己无求于物，治内不务于外。”在他看来，政治要只求清净无为，所以他认为尧、舜、禹三代圣王统治时期，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羁縻而弗有”的政策，圣王“不以区宇为狭也”，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但秦汉时期，君王开疆拓土，疆域虽数倍于圣王时期，但“地广而威刑不制，境远而风化不同，祸乱荐臻，岂不斯失”。袁宏的史学思想有着浓厚的“是古非今”观念，也与此有关。这是受玄学思想清静无为观念影响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袁宏还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出发宣扬清静无为的玄学思想，他认为统治者不应该“多欲”而使“民疲”。他说：“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弥广，虽方丈黼黻，犹曰不足；必求河海之针，以充耳目之玩，则神劳于上，民疲于天下矣。”同时他还反对统治者“过其才”，过度有为，而应该坚持无为而治的统治观念。

在对人物的评价上，袁宏更多地是用玄学影响下的人生观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他强调“顺世”的处世哲学，认为应该做到无为与有为、入世与隐世的统一，所以“顺势而为”就成了他人生哲学的主旨所在。《光武皇帝纪》卷第八中以东汉名将马援为例对此作了论述，袁宏认为马援之所以能够成为东汉著名的功臣，除了他“才气志略，足为风云之器”以外，很大的原因在于他恰逢乱世用人之际，他的才气“遇其时”。但马援死后屡遭怨谤，袁宏认为是他“过其才”，不懂得“顺其才”所致。他说：“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犹复垂白，据鞍慷慨，不亦过乎！”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玄学清净无为思想的影响。

《后汉纪》成书时，处在魏晋玄学思潮中的袁宏将玄学思想与自己的史学思想结合起来，撰成了这部流传近2000年之久的史学著作，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史学和玄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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