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摘要：梁启超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尽管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文化背景不同。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很多认知局限，但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许多思考仍具有理论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梁启超；社会主义；认知进程；基本内涵；思想根源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120-09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兴起的三次探索社会主义热潮中，梁启超曾两度参与其中。作为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之一，他不仅以其生花的妙笔，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这一从日文书刊假借过来的词汇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而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不过，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非常繁杂和凌乱。故此，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其社会主义思想做一简要梳理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加深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一、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历程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源于古代拉丁文“Socialis”，原意为“同伴”、“社交”等。18世纪德、意等国出现此词时，它指的是人的社会性。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圣西门派和英国的欧文派开始把“社会主义”一词用作他们向往的与资本主义大不一样的一种新社会思潮、新制度的名称。此后，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西欧英、法等国家广为流行的新思潮。晚清以降，随着中西交往的日渐频繁，在欧美诸国蔚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逐渐为国人所认知。

据考证，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起义之时，中国外交代表团恰好正在法国，代表团成员崇厚、张德彝因此得以亲眼看到巴黎公社实况。张德彝后著游记《三述奇》一书对巴黎起义做了片段描述，这是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最早记录。不过，张德彝的手稿由于未出版问世，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影响。对欧洲社会主义最早进行公开报道的是洋务人士王韬。1873年，王韬在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上对巴黎工人起义和巴黎公社进行了评述，稍后又将这些报道汇编成《普法战纪》一书，由中华印务总局于1873年刊刻发行。除此之外，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也对欧美的社会主义有所介绍。其后广学会出版的《佐治刍言》(傅兰雅译)、《万国史记》、《富国策》、《时事新论》、《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中，也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有所论述。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传教士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一部译著即是上海广学会于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只是该书印数很少，影响不大。相较之下，《万国公报》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则受到国人更多的注意。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曾连续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中国人蔡而康撰写的《大同学》。该文不仅叙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现象，还对国际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做了介绍。文章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德国养民学的“名人”，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概括为“安民新学”、“养民学”。虽然这些书报对于社会主义还是初步的介绍，比较零散，甚至有些错误和歪曲，但是，康有为、梁启超等许多晚清士人正是通过这些书报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

通过康有为和一些中文书报，梁启超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早在前的1896年，他就读过美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回头看》，并在其主办的《时务报》上多次介绍西方社会主义者的一些活动。如1896年9月29日，《时务报》(第6册)就曾刊载古城贞吉的译文《社会党万国大会》，对1896年召开的第二国际伦敦大会进行了报道。“西七月三十一日，英京伦敦，万国社会党人等开大会……聚议时，首及公学校之事，欲使小儿自入幼学院，以至大学，皆以公款办理，庶贫民皆得高等教育也。又认定一禁例，凡十八岁以下之童子，不得使做夜工，又不论何等工业，一礼拜内做工时刻，不得过二十四时。”1897年12月，该报又刊登《论英国机器制造各工匠停工事》(第47册)一文，对1897年英国伦敦机器制造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作了报道。此外，《时务报》还译载过一篇关于在西班牙处死一个社会党刺客的新闻，在一篇评述德国政党的文章中提到社会党。

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赴日不久，他就掌握了“和文汉读法”，开始能够直接阅读日文书籍。通过日文书籍的介绍，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在《清议报》中发表的《论强权》一文，甚至已经尝试应用《共产党宣言》之语言及阶级斗争观点解释社会历史及社会发展方向。1903年，梁启超前往美洲游历，期间曾与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及社会党员有多次接触。“哈氏以其党之主义纲领等小册子及其丛报凡数十册见赠，余深谢之。”哈利逊他们声称大改革与小改革均是与社会现状作挑战，所费之力不相上下，中国若是进行改革，最好是从社会主义着手。哈氏竭力劝导梁启超与他们联手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梁启超虽然“以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为理由婉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美洲的见闻使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之一最大问题”，遂立意要著论进行研究。此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论俄罗斯虚无党》、《杂答某报》、《社会主义论序》等文，对社会主义进行公开评介。随着有关社会主义知识的日渐丰富，梁启超开始以“精通”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自居，甚至公开讥笑孙中山等人，“彼辈始终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并且还卷入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创办《民报》作为革命派的机关刊物，进行革命宣传。由于观点不同，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在很多问题上与革命派展开了辩论。起初，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革命的手段与革命的目标，即是否需要进行反满革命和建立共和政体。到了后期，论争的焦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问题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倡导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试图通过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节制资本等办法，防范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弊端在中国出现。对于革命派的这种“社会主义”主张，梁启超坚决反对。他认为社会革命在今日不必行，不可行，也不能行。孙中山等人不过是“摭拾布鲁东、仙士门、麦喀等架空理想之唾余，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贫民”。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不过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梁启超转而

致力于立宪运动，激烈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最后不了了之。

满清政府的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曾经给无数中国人带来了希望。然而急剧动荡的民国政局，严重打击了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心。社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由此获得了得以生存的土壤。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形形的社会主义学说纷纷涌入中国，各种社会主义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社会主义一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时髦名词。对于中国思想界这一社会主义热潮，已经退出政坛的梁启超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洲游历。在欧洲期间，他对勃然兴起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悉心的考察。通过考察，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已经不可避免。“贫富两阶级战争，这句话说了已经几十年，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时代。”不过，梁启超虽然认为社会主义在欧美是“救时良药”，但却反对中国效仿西方走“激进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他又卷入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与陈独秀、李达等人就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虽然马克思主义后来逐渐风行中国，甚至连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也表示同情共产主义，但是梁启超仍然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大加批判和抵制，直至病逝。

二、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认知

“吾认为社会主义为最高尚纯洁之主义”。虽然梁启超素以“流质易变”著称，但却从未明确表示过反对社会主义。相反，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实世界之公理，将来必至之符”，认为将来世界的发展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不过，梁启超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十分赞颂，主要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追求均平的学说。“社会主义，即以救私人之过富过贫为目的者也。”社会主义者，溺平等博爱之理论，而用之过其度者也。

从追求均平这一角度出发，梁启超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非常同情。1903年，梁启超出游新大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感到十分震惊，深感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生将不可避免。“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譬之有百金于此，四百人分之，其人得七十元；所余三十元，以分诸三百九十九人，每人不能满一角，但七分有奇耳。岂不异哉!岂不异哉!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周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纽约、伦敦其最著者也。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哎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的弊端更加暴露。战后梁启超游历欧洲，目睹欧洲民生凋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益发增强了对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好感。“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他断言，“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对于当时备受诋毁的俄国十月革命，梁启超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剩下最难解决的，就是劳工问题。我想不出数年，这问题定要告一段落，或是社会党柄政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气象自然一新；或是有些国家竟自继俄国之后，做一番社会革命，虽一时大伤元气，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未可定。……俄国过激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它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和前条所谓‘中庸政治’相争，还不知谁胜谁负哩。”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梁启超也颇为称道。“以人格论，在现代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不过，梁启超虽然同情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在中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却十分谨慎。在他看来，精神和方法不能混为一谈。社会主义可以具体分为社会主义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策)。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并且这种精神是中国本来就有的，孔子所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和孟子所讲的“恒产恒心”，就是社会主义的精神。至于采用何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采用，则要顺应本国现实社会的情况而定。梁启超曾把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一日社会改良主义派，即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者也，华克拿、须摩拉、布梭达那等所倡者与俾士麦所赞成者属焉；二日社会革命主义派，即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欲破坏之以再谋建设也，麦喀、比比儿辈所倡者属焉。两者易于混同。而性质实大相反。”对于这两种派别的社会主义，他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提出，“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在他看来，中国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过在发展资本主义之时要设法预防资本主义的弊病，以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覆辙。“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趋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来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梁启超认为，当前中国既要着力发展资本主义，又要对本国的资本家进行“矫正”和“疏泄”，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具体来说就是，对那些能够为本国增加生产力的资本家，要容许他们取偿较优。不过要同时通过政府立法、社会监督等手段，使资本家顾及劳动阶级的利益，不对剩余利益掠夺太过，缩小两个阶级之间的距离，以免遭到反噬。另一方面还要同时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将振兴生产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资本家的身上。在政治条件成熟的时候，要在人民的严密监督下，逐步举办国家公营和地方公营事业，同时还要极力提倡各种协社，办有成效之后，将来再联合扩充，以便将全国生产的中枢逐渐转移到公众手中。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渐进改良式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最优现实选择。

由于强调改良，梁启超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非常反对。尽管他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精神追求，甚至把马克思的“贫民无祖国”主张也看作是世界大同观念的一部分，十分称道；但是对于方法政策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很不赞成。梁启超认为，在欧美，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虽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过度的自由竞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矫治其所产生的弊病。而在中国，

这一矫治欧美社会弊病的良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如果贸然施行马克思主义，则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会把中国带入混乱之中。在他看来，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是“甘心引狼入室”。虽然国民革命军将万恶的北洋军阀打倒了，但是共产党人发动的工农运动实际上是让那些品质恶劣分子翻过来掌握政权，结果闹得中产阶级不能自存，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今后的国家前途仍然没有光明可言。“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为此，他甚至一度酝酿要出头组织一个政治团体，以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相抗衡。只是有心无力，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三、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认知逻辑

中国近代是一个“主义”并逐的时代。潮起潮落，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了历史的选择。尘埃落定之后回溯既往，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主张可谓是“逆势而动”，似乎很是不合时宜。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长期把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作“伪社会主义”或者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实质上，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尽管梁启超一生思想多变，但其进化论信仰却从未真正动摇。受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长期坚持一种线性时间的历史观。他把人类社会的演变看作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认为中国虽然目前落后于西方，但是将会沿着西方国家的足迹逐步前进。“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岗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鼋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惟政亦尔，……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并且这种演变的过程是按部就班的，既不能超越其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也不能避免其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从这一进化论史观出发，梁启超经常强调中国的发展程度不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不具备。“欲为社会革命，非体段圆满，则不能收其功，而圆满之社会革命，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后，犹未必能行之，而现在之中国更无论也。”在游历美洲之时，梁启超曾对各种社会主义进行过比较。在他看来，极端之社会主义，流弊甚多，不但在当时的中国不能实行，就是在欧美各国也不可行。只有“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的组织行极平等的精神，与中国的国情十分契合。这种主义除了土地国有一条万不可行之外，其余的主张如把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之类的大事业大部分都归于国有，比较适合中国采用。即便这样，他仍然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施行放在了遥远的将来，“特惜今日言之，非其时耳。”

梁启超虽然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持保守主义立场，但是他并不赞成中国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的老路。流亡海外之后，耳闻目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弊端，梁启超在坚持认为中国必将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同时，希望能够提早采取措施，免去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痛苦。“我以本质较良之社会，而采行先事预防之方针，则彼圆满社会主义家所希望之黄金世界，虽为可期，而现在欧美社会阴风惨雨之气象，其亦可以免矣。”一战之后，梁启超未雨绸缪的愿望更加强化。“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过渡之事物，而―任其自然之运，必将成为尾大不掉，积重难返，虽将来终有剥复，然元气所伤太多，非社会之福。”显然，梁启超虽然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线性的发展过程，但这只是就其宏观进程而言。在微观路径上，他并没有完全陷入机械进化论的陷阱。由此，我们或可理解何以梁启超虽然曾几度表示中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最后又对改良式社会主义大加提倡。

如果说进化论是影响梁启超对社会主义认知的潜在因素，那么中西国情的差异则是梁启超考虑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现实因素。早在与革命党人论战之时，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社会状况与欧洲完全不同。欧洲自产业革命以来，贫富悬隔现象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而在中国，“中产之家多，而富豪之家少”，“尚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因此，中国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此后，梁启超继续坚持这一观点。“我国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十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之，惟恐失坠，欲其冒险以从事于向上之运动，闻之将掩耳而走。抑此类人在全国中，不过占千百分之一二耳，吾辈若专为此类人谋，而忘却其他，则社会所能救济者几何?是故‘劳动者地位改善’之一语，在欧美言之，则一针见血，在中国言之，则隔靴搔痒也。”在梁启超看来，表面上中国现在的劳动者“盈天下皆是”，但是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游民，阶级差别非常模糊。“若利用游民以行社会主义运动，其结果必至毁灭社会主义。何也?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有增加游民。”国情不同，所要采取的措施自然也不同。故此，当前中国要把解决多数人的职业问题作为社会运动的第一步骤，而不是去从事没有凭藉对象的社会主义运动。“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日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除此之外，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与西方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在他看来，中国人素来笃信政治不干涉主义，对于政治极为冷淡。而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主张干涉主义的。由此他断定，“自今以往，若欲举马克思所理想，兰宁所实行之集权的社会主义移植于中国，则亦以违反国民性故，吾敢言必终于失败。”显然，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主张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国情进行缜密观察和思考之后才得出的结论。虽然他的有些观点未必准确。

在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中，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梁启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思考社会主义问题之时，他十分注意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主。“若夫中国，则资本家多为外人非我国人，资本家日多则我国家即日即于亡，可不惧哉?间闻有人倡社会主义，欲以此防资本家之出现，而剂国中之贫富不均者，我亦谓资本家皆为外人，我国人既不能发达本国之工商业以与之抗，此后亦仅有倡社会主义之一法而已。言念及此，讵不痛心，是以我辈之主张，则谓今日当竭力提倡中国之资本家，发达其势力，以与外国之资本家相抵抗，庶我国之工商业，可以发达，而我国民尚有自立之地。若以外国有社会主义，我国亦不可不仿而行之，则舍全国国民为外国资本家之

牛马奴隶以外，又安有他种结果可言乎?”在梁启超看来，全体中国人都处于外国劳动阶级的蚕食和外国资产阶级的掠夺之下，都是被压迫阶级。当前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尽力发展本国实业以与外国资本家对抗。在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之下，如果盲目效仿西方搞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限制本国资本家的发展，结果不仅对外国资本家毫发无伤，反而会给外国资本家以可乘之机。到那时，“全国人民，乃不得不帖服于异族鞭笞之下以糊其口”。由此可见，梁启超之所以提倡改良式社会主义，与其对民族利益的考量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偏狭嫉妒的态度。”事实上，梁启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激烈反对，也与其民族主义情怀密切关联。“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在梁启超看来，苏联本身已经偏离了共产主义的轨道，实际上是“赤灰色的国家资本的帝国主义者”。苏联支持中国搞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压迫和侵略中国。他认为，共产党早已成了的“附骨之蛆”，他们在第三国际的指挥之下，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有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在《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一文中，梁启超更是公开放言，“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他是帝国主义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一国的国民性，可是换一面招牌就改得转来吗?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转轮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从前是‘沙’的脚下草，现在便照例承袭充当执行委员的脚底泥，中国从前是‘沙’的梦想汤沐邑，现在便是红旗底下得意的抛球场，苏俄啊，你要辨明你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哪一天立刻就相信你，但是能吗?”显然，尽管梁启超对于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认识不够准确，但是其维护民族独立的拳拳之心却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束语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本源上看，是欧洲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思想体系。因此，海通以后，虽然源自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陆续传人中国，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落差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早期中国的思想家大都难以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的理论蕴含。梁启超也不例外。

“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加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手段，或用平和渐进手段。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显然，梁启超主要是从经济问题和社会平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由于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看成是打破社会不平等和贫富不均的方法，因此梁启超虽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但却又一再强调“此等言论”实际上“吾中国固夙有之”。在他看来，不仅社会主义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在很多地方不谋而合，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与近代产生的社会主义也有着同样的立脚点，甚至连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墨子、管子、荀子等人也曾经提出过一些社会主义主张。“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亦与现代社会主义之派别多歧者略相似。”很明显，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误读和附会。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它不仅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要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梁启超忽略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仅仅从单一的分配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自然难以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精准的评判。

对于梁启超而言，社会主义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学说，它更是一种救国的手段。确切来说，梁启超并无意去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借助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来挽救中国才是他关注的重点。在早期，他曾积极向国人传播国外的社会主义思想，但这主要是试图通过“牖新说”的办法来开启民智，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随着认知程度的加深，梁启超开始明确意识到，虽然由于中国目前产业萎靡的缘故，社会主义离我们似乎还很遥远，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实业的发达，必将会遇到与西方同样的社会主义问题。因此他认为，“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通过认真思考和比较，梁启超提出，“我的主张是，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在他看来，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民族实业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而且能够未雨绸缪，避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覆辙。显然，梁启超是在试图超越单纯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探寻一条能够让中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条道路”。抽象地看，梁启超的这一社会主义发展思路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后续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仅“一向反对研究系的，自从全面，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之后，所采行的政策，几与任公所言无大差异”，就连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历经波折之后也认识到，中国既不能等待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再实行社会主义，也不能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合二为一，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先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社会必须经过这一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目标。

不过，美好的理论设计代替不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主张只能是纸上谈兵。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两难。“非奖励生产事业，则全国人非久且瘵死，更无何种主义之可言。”可是如果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实业，则“资本阶级必发生，其相缘之毒害亦随而发生”。为了破解这一困局，梁启超提出，既要扶助中国资本家的发展，以反抗外国资本势力的掠夺和剥削；又不能专注生产忽视分配，要发挥资本和劳动互助的精神，尽量使分配趋于公平，以避免贫富过分悬殊。他公开声明，“只要有破坏劳资调节精神的意思及行为，便与奖励国产的目的不能相容，一样也是我们大敌。”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梁启超的这一调和主张可谓是一厢情愿。格里德在谈及中国自由主义之时，曾经指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应该说，这一针对自由主义的论断也同样适合于梁启超。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由于不能找到实现其主张的有效依靠力量，梁启超的美好构想最终只能沦为纯粹的道德呼吁。岁月流转，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已经成为历史，不过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许多思考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恒久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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