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

摘 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基于在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发表了大量的译论和译作，并创办了《新小说》杂志，组织文学翻译和创作，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起到了集“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于一身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

关键词：梁启超 近代文学翻译 赞助人《新小说》

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方面，梁启超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习西方文化成就很杰出的人，他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行动，并一腔热情地在中国传播西方各种新学理。在政治上他是有影响的行动家，在思想上他是发聋振聩的启蒙者。梁启超基于政治维新改良的需要，在文学改良方面不但运筹帷幄，树立方案，而且还示范创作，启迪后生；不但如此，他还利用报刊，联络同道，造成声势。尤其是他的翻译理论、译作和他组织的翻译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和繁荣。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为其文学改良服务的，是维新派全盘改良的一部分。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寥寥可数。后，梁启超掌握了日文汉读的技能，能够阅读日本的文学作品及文献，又透过这些作品去窥探西方文学，这时文学改良才全面展开。改良需要翻译，翻译促进文学改良，在二者的互动之中，近代文学开始向新文学转变，而与此同时，近代文学翻译也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社会上有两个控制的元素，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的其他系统，不致脱离得太远。一是所谓的“专业人士”(the professionals)，另外一个则是指“赞助人”(patronage)。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关注作品是否与主流文化相符。“赞助人”是指在文学系统外的控制力量，关注作品的意识形态。勒菲弗尔清楚地指出：翻译的过程或结果并不是译者一个人所完全决定的，相反，他(她)的活动往往受到赞助人的操纵或影响，而赞助人的操纵则跟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紧密联系。因此，从赞助人的这个角度进行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研究翻译。

本文尝试探讨的是梁启超作为“专业人士”和“赞助人”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

一、梁启超的译论

要探讨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就要先谈谈他在翻译方面发表的文章和理论。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上了《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据《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这篇奏折实际上是梁氏起草的，奏折中提出了“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项建议。在“开译书局”中提到：

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与西人交流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译书。近年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余种，……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可以增益见闻，广开才智矣!（陈福康，2000：97）

这些见解，将“知夷情”作为与西人交流的重点，而又将译书作为“知夷情”的途径早已有之，但是提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所译书目也要变化和分类，这一点在当时显然是非常卓越的。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巨著《变法通议》，其中第七章是“论译书”，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译学思想。针对当时翻译界弊病，他提出：“今日而言译书，当是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梁启超有关翻译内容的选择，指出除了兵书以外，学校教材、法律书、史书、政书、农书、矿学书、工艺书、经济学书、哲学书等等对中国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认为都有必要翻译。梁氏在有关译名统一和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上的看法在当时是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梁启超还在1898年他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

从梁启超的这些主要译论中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他的政治维新服务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梁启超作为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政治家、学者，他在翻译方面发表的文章为当时的翻译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促进。

二、梁启超的译作

戊戌后，梁启超马上开展他的文学改良计划。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边看边翻译。1898年底《清议报》在横滨创刊，《佳人奇遇》译本即在其上连载发表，到1902年初（第35册）止。此书日文原著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很有名气，是广受欢迎的“政治小说”。

同时，梁启超还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也发表在《清议报》上。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八百字，却是梁氏两篇最重要、影响深远的小说理论之一（另一篇是发表在差不多两年之后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清楚地表达了要向西方学习的意向。他写道：

……欧西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最高焉。

梁启超向西方学习的途径是通过翻译。翻译是晚清启蒙者自林则徐、魏源开始就很重视的向西方学习的手段。康有为、梁启超于此尤为重视，他们办报，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建设维新理论，开设译局等，都涉及翻译。具体提出要翻译外国小说以作为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手段，虽然不是以《译印政治小说序》为始，但实际行动却由梁氏开始。

梁启超的翻译示例，以他自己的标准而言是有缺陷的。他主张小说要用“俚语”（白话），可是《佳人奇遇》却是用文言文翻译的。他未尝不想用白话翻译，只是在当时力不从心，梁氏在《小说丛话》中说：“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尝试。1902年初，他在《新民从报》第二号起连载用白话翻译的《十五小豪杰》。

此书原为法国作家焦士・威尔奴（Jules Verne）所做，日本人森田思轩据英文重译为《十五少年漂流记》，梁启超和罗普又据日文重译。就“信”而言，梁、罗二人采用章回白话小说体合译的版本不能算成功之作，增加、删减、改写之处比比皆是。但是《十五小豪杰》曾在晚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近代翻译史和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决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以题材而论，冒险小说对于当时的中国读书界还是颇为陌生的题材。在为数众多的外国小说中，梁启超偏偏选中这样一部冒险小说来翻译是有其缘故的。他说：“欧洲民族，所以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贻其尤要者也。”

当然这里也需要指出，梁启超虽然采用章回白话小说体翻译，但并不是一味地更改原作来适应章回白话小说的体例，比如尽可能忠实地按原作的倒叙结构来译，其实在叙述方式上起到了瓦解章回小说体制的作用（王志松，1999）。从文体来看，文言混入白话使得行文更加紧凑，起到了由“说的文体”向书面语转化的效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从第四回开始“看官”之类的套语锐减。可以这样说，这种文白相间的文体是现代白话文的许多源头之一。也正是有了这种尝试，带来了白话文翻译作品的不断涌现。

三、《新小说》和“诗界革命”

《新小说》于1902年11月创刊，最初在日本横滨出版。编辑兼发行署赵毓林，实际上是梁启超主持。自第13号起迁往上海，改为广智书局发行。《新小说》至1906年1月停刊，共出版24号。

《新小说》的创刊是文学期刊创作的一个主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文学期刊创刊的时间越来越密，说明文学期刊成为了一种时尚，也标志着文学期刊开始寻求“独立”的风格。同时来讲，《新小说》又是梁启超实现他文学改良的阵地。

《新小说》是有着自己独特风格――即创作与翻译并重的文学期刊。在《新小说》之前，中国文人们已开始了翻译外国小说，但是有意识地号召并安排有关人员翻译外国小说的是《新小说》。刊物的主办者希望通过国外的可歌可泣的事情激发国人的革命思想。这些译作产生的影响还使得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文人发现了外国还有一大片很诱人的文苑，并毫不犹豫地翻译它们，从中汲取营养。这一点可以从《新小说》条例中清楚地看到：

一、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

二、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构，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

三、本报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但其书即用某体者，则全部一律。

《新小说》译作与创作并重。该刊共刊政治小说4篇，历史小说3篇，社会小说3篇，言情小说2篇，侦探小说2篇，科学小说1篇，军事小说1篇，共计16篇。其中创作7篇，译作9篇（范伯群，2000：531）。应该说当时的翻译作品无论是从艺术品位还是从翻译的文本的语言上推敲都是不合格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不合格的翻译作品如此大量地涌现，说明了一种时代的阅读心态。读者通过阅读这些翻译作品了解到了外国文学。在《新小说》的引导下，各种文学期刊、小说杂志之出版如雨后春笋，《绣像小说》（1903）、《新新小说》（1904）、《月月小说》（1906）、《小说月报》（1909）等相继创刊，都有大量译作刊登。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的繁荣和发展，梁启超功不可没。如果说梁启超自己亲自从事翻译倡导文学改良，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发挥作用，引导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话；那么他出资办刊，以稿酬资助作家和译者，实际上充当的是一个赞助人的角色，但是作为赞助人的他对作品的控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诗学方面的。

除了小说以外，梁启超也非常重视诗歌的创作与革新。由他发起的“诗界革命”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结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虽然强调旧风格，梁氏的诗歌理论仍然是面向世界的。像他推行的“小说界革命”先要透过翻译向国外取经那样，“诗界革命”也是如此。

梁启超是最早把拜伦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借用黄克强之口颂扬拜伦说：“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从军而死，真可为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又在《新小说》第2号刊出拜伦的肖像，称之为“大文豪”。在梁启超的鼓吹之下，许多文学青年以拜伦为偶像，并从而投身文学翻译和创作之中。梁氏所译的《渣阿亚》和《端志安》也是中国最早的拜伦的译诗。在他之后，拜伦的《哀希腊》还出现了马君武、苏曼殊和胡适等人的译本。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远不止拙文中所提到的这些，他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以及在后来他对佛经翻译的研究和整理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梁启超在文学翻译方面所做的贡献，这些内容就不再赘述了。梁启超的译论、译作和他组织的翻译活动都是基于在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但是他在文学翻译和创作上的投入远远超过了维新改良的这一目的。应该看到，他的鼓吹呐喊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对新文学的诞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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