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为什么衰落?

摘 要：晋商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都属罕见，完全可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等相媲美。但是，曾经如此辉煌的晋商却在清末民初整体性衰落了。本文认为，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在外国列强侵略与国内武装起义等外部冲击下，晚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与破产边缘，其日益加速的掠夺迫使晋商采取了“结托政府”以及偏好变现性较差的资产等低效率的产权自我保护形式。这一方面导致晋商的经营利润受损，一方面使晋商失去了应对经营波动的必要资本，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晋商赖以崛起与成长的企业家创新日渐消失，并最终在清末民初整体性衰落。

关键词：晋商；企业家创新；产权保护；政府掠夺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6-0028-08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评述

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明清时代）以善于经商而著称于世的中国山西商人，山西简称晋，故名晋商。在当时，晋商是中国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人集团。从明初到清末，他们在商界活跃了五个多世纪，区域遍及国内各地，并把足迹延伸到了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晋商的经营项目十分广泛，“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可谓无所不包，尤其是清代创立票号之后，商品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晋商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都属罕见，完全可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等相媲美。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骄傲地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1]。

但是，曾经如此辉煌的晋商却在清末民初整体性衰落了，主要标志是山西票号改组银行计划的落空及其纷纷倒闭。显然，晋商的整体性衰落不同于个别山西商人企业（或家族）的起伏。在晋商500年发展史中，有些企业可能仅生存几年即消亡，有些企业则可能百年不衰，并且也正是他们前仆后继地谱写了晋商500年传奇，即便是作为整体概念的晋商，也多有大难不死、起死回生之笔，但这次他们却集体性地告别了历史舞台。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与此同理，在晋商500年发展史中，肯定有很多企业中途夭折，也有一些企业延续至民国初年甚至更晚，但晋商整体性衰落的时间却公认是清末民初。于是，我们的问题可表述为：为什么晋商会在清末民初整体性衰落？

这是一个令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包括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甚至文学在内的诸多大家对其进行了多方探求，提出了多种观点相关著述众多，这里仅列举一些代表性作品：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台湾: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M］．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M］（张正明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黄鉴晖．山西票号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明清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明清晋商及民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史若民．晋商兴衰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余秋雨．抱愧山西［A］．山居笔记［M］．北京:文化出版社,1999．。归纳起来，已有观点可大致分为外因说与内因说两类：（1）外因说。此说又可细分为三点：第一，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晋商深受其害；第二，封建政府的腐败与肆意压榨以及内乱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晚清政府不但割地赔款，而且通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肆意压榨商人，加之同期发生的一连串武装起义，大大干扰了晋商的正常经营与发展；第三，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的改变，使晋商失去了原有的地理优势与营业市场。（2）内因说。此说又可细分为四点：第一，晋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性。明初晋商凭借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而执金融界之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晋商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并为之服务而兴盛，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晋商也必然祸及自身。第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典型表现是晋商利润的封建化，如大量购置土地，修建深宅大院（典型如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等）以及奢侈消费，甚至出现了“窖藏金银”这类匪夷所思的行为；第三，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典型事例为票号四次错失改组银行的机遇，最终导致晋商失去昔日光彩，以至当时票号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李宏岭惊叹：“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2]。第四，投资失误，比如参与山西夺回矿权运动，投资开办矿业公司，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历史的画卷五彩斑斓，晋商衰落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上述各种观点，虽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晋商衰落原因的理解，但与其说给出了答案，不如说提出了新问题。上述观点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主要有四点：第一，有些结论与史实不符。比如关于商（业）人地位的看法，尽管“重农抑商”的确曾经是我国很多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约在16世纪开始，就流行一种‘弃儒就贾’的趋势，而且渐渐地这种风气愈来愈明显”[3]关于“弃儒就贾”的原因，余英时认为有两个，“第一是中国的人口自明初到18世纪增加了好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却未相应增加，因此科举考试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另外一方面，自16世纪以后商业与城市化的发展对许多士子也构成很大的诱惑。”参见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A］．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6。，“不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已渐渐转变为士、商、农、工的新秩序，而且15、16世纪以来的许多‘士’也已成为‘商’的代言人，甚至象王阳明这样的大哲学家、李梦阳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说‘四民异业而同道’或‘士商异术而同心’了”[4]，更何况晋商自身还形成了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学而优则商”的观念反映这一观念的事例很多，这里不妨以晋商中的常氏家族为例。有清一代，常氏家族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十四世常旭春，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海洋”，但他最热衷的却是经营商业。参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139。；第二，有些观点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比如，晋商思想保守导致四次错失票号改革机遇之说，实难与晋商崛起与发展中的创新、冒险精神相吻合。时事变迁，人物更迭，但作为一个商帮的主流精神似不应如此前后判若云泥。实际上，仅举晋商参与山西夺回矿权运动，投资开办矿业公司一例（此事风险之大，显而易见），就足以证伪该结论。即便我们再退一步，承认晋商中某些人（如为李宏龄所诟病的蔚泰厚号总号经理毛鸿翰）确实存在思想保守的倾向，但倘若以此来解释整个晋商群体的衰落也实难令人信服。或许，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晋商的创新与冒险精神为什么消失，增长为什么停滞了？又如，关于晋商“结托政府”经营模式的评判，即便不问晋商如此热衷这一模式的原因，径直承认这确是晋商经营的一大特点，但倘若把晋商的衰落归因于此，也必然会随之产生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既然清政府的衰亡殃及了晋商，为什么明政府的衰亡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黄鉴晖从票号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工商业而不是清政府，对“清亡票号亡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票号的“服务对象既然主要不是清政府，就不能说票号是从属于清政府的，也不能说清政府是它存在的基础，当然清政府的覆灭也就不能成为票号衰败的必然”。不过，他也承认，“在中国历史上，钱庄和银号延续下来了，那票号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后就消失了呢？……这个问题提得有点绕人”。参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本）［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530-533。？再如，已有文献常常把晋商大量购置土地甚至窖藏金银等行为视为其思想封建保守的表现，但是，只要略加思考就可发现，对于驰骋商场多年、深谙商业之道的晋商来说，他们完全会知道“种地”的边际收益要远远低于“经商”，遑论“窖藏”金银，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简单地归咎于思想封建保守有可能掩盖了事实背后的真正缘由。第三，现有观点没有回答晋商衰落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晋商的衰落为什么恰恰是在清末民初而不是其他时期？在晋商500年发展史中，存在着太多理论上的衰落可能，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切最终发生在清末民初？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归纳法得出的现有观点缺乏系统性，难以说明各种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相互间逻辑关系。比如，在晋商的衰落过程中，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压制、国内的武装起义以及晋商自身的局限性与晋商的衰落到底是什么关系？诸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因果性链条？理论要求用最少的公理说明最多的现象，如果把一个现象简单地归结于多个层面或许只能引发更多的困惑。

本文遵循诺斯的新经济史学传统，从产权的攫取与保护入手，利用彭罗斯的企业增长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与国家理论，结合相关史料，试图对晋商衰落的原因提供一个一般性理论解释。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根据创新与企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推论晋商衰落的原因是由于企业家创新的消失，而企业家创新的消失则是由于私有产权受到了侵害；第三节通过分析晋商为应对晚清政府的产权攫取而采取的自我保护形式，说明私有产权受到侵害之所以导致企业家创新消失，是由于晋商采取的产权自我保护形式形成了对企业家创新的替代；第四节剖析晚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旨在揭示晚清政府对晋商产权加速攫取的缘由；最后部分总结全文。

二、创新与企业增长

彭罗斯1959年发表的《企业增长理论》一书，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及企业行为的开山之作。她认为，企业是一个生产性资源集合体，企业增长则是企业内可资利用的生产的函数。所谓生产，简单来说就是对企业内各种资源的组合能力，其中主要包括企业家服务与经营者服务两类：前者是指发现企业生产可能性的能力，后者是指执行企业家的愿景、提案以及承担监督经营的能力[5]。考虑到彭罗斯的企业增长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在企业微观层面的继承与发展，因而，彭罗斯的企业家服务可视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增长的源泉。

根据熊彼特的分类，企业家创新包括：（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等五种类型[6]。虽然企业家创新程度难以观察和度量，但企业家所做“判断性决策”的结果――企业的竞争状态，却由于必定要通过不确定市场环境的“生存检验”而使观测成为可能[7]。依此判断，晋商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无论是抓住明政府开中制的机遇而崛起，北上蒙古、俄罗斯，东渡日本开拓新市场以及创立票号、开中国现代金融业之先河，还是今人叹为观止的各种经营制度与组织创新，都无不体现了晋商的创新与冒险精神。这里不妨列举两个具体事例：一是乔家字号始祖乔贵发发明的“买树梢”。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当抵押申请借贷。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期货贸易的雏形。倘若考虑到其发明时间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且乔贵发又是一个未曾读过诗书的农民，我们就不能不为这一创新而心生敬畏。二是晋商在人事劳资关系上首创的“顶生意”。所谓“顶生意”，就是票号的掌柜、伙计等人员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与财东的银股（资本股）一样参与分红。这无疑就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应用以及员工持股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前身”。概而言之，企业家创新是晋商崛起与发展的活头源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顺理成章地假定：晋商的整体性衰落同样缘于企业家创新的消失？

证实这一假定，我们应从企业家创新的发生机制入手。熊彼特认为，驱动企业家持续创新的动力主要有三种：（1）一个找到一个私人王国或王朝的梦想与意志；（2）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3）创造的快乐，把事情办成的快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欢乐[6]。虽然为防止出现企业家创新的边际递减效应，熊彼特否认企业家的创新动机具有享乐主义性质，而是提倡一种“企业家心理学”，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第一类动机中，作为企业家活动结果的私有财产，是使得这种活动（创新）起作用的必要因素”，“金钱上的收益的确是成功的一个非常精确的表现，……使得难于取代它作为工业发展的动力地位”[6]。我们这里并不想做企业家动机的“一元论”简化，但是，强调利润是企业家创新的主要动机似乎可被普遍接受。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熊彼特论述的后两种动力理解成凡勃伦意义上“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8]，结合贝克尔新消费者理论中的广义效用函数[9]，同时考虑理论应具备可证伪性的要求，那么，利润动机对企业家创新的促进意义就更加明显。实际上，在晋商发展史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企业家，虽确有“小富即安”之辈，但更多的则是在拼命追逐利润。

除利润动机之外，企业家创新同样离不开必要的资本支持。恰如同纯粹的物质资本很难创造出财富一样，人力资本的实现也需借助一定的物质资本。当然，资本对于企业家创新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熊彼特所说的资本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是企业家创新的必要条件，更是由于彭罗斯所论证的企业家创新能力本身往往就是资本利用中的伴生物，是“学习”的结果。尽管企业家不一定是资本家，资本家也不一定具备创新能力，但是，无论是资本家通过委托企业家做“经理人”来实现资本的增殖，还是企业家通过自我积累、信贷等方式筹措资金实现“自我雇佣”，资本家与企业家的“联袂演出”都是必不可少。否则，创新与企业增长就不可能发生。在晋商的典型企业中，上述两种情形都存在，比如乔家字号的乔贵发，就是利用自己磨豆腐的积蓄从经营草料铺生意开始逐步发家；清末积极倡导、推进票号改组银行的李宏龄则是一个典型的纯粹企业家。

综上，我们推论，晋商企业家创新的消失是由于创新利润受到了侵害以及失去了必要的资本支持。实际上，这两个因素――利润受损与资本缺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密切相关。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创新利润越有保障，企业家创新就越会被激发出来，企业资本也越会得到扩大，同时，利润也会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用于企业的再发展，反之亦然。正如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的那样：“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10]。因此，“任何社会，除非有一套保障创新能获利的制度存在，不至于使企业家在辛苦一番之后‘一无所获’，否则，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不会出现。一种企图削减利润的政策，不论出于何种理由，都会给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带来损害”[11]。所以，晋商企业家创新的消失以及整体性衰落可最终归因于私有产权受到了侵害。问题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三、产权的攫取与保护

利润是企业家创新的报酬并引导着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但是，收入是一连串事件[12]。道理在于，“收入是资产提供的服务”，而任何形式的资产（土地、劳动、技术等）提供收入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资产状态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收入流的大小。关于这一点，巴泽尔说的更加透彻，“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构成”[13]，但是，“人们对资产的权利（包括他自己的和他人的）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们是他们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程度的函数。最后这点主要通过警察和法庭奏效” [13]。也就是说，人们实际拥有的产权大小是产权攫取与产权保护两者之间力量对比的函数：只有当产权保护力量大于产权攫取力量时，名义产权与实际产权才能同一；反之，假若产权攫取力量大于产权保护力量，人们的名义产权则形同虚设。

对于晋商而言，企业家创新利润一直受到各方攫取。这其中既有外国列强的霸占、匪盗的掠夺，也有封建政府各种苛捐杂税的明争暗取。当这些“日常性攫取”停留在企业家的“可容忍”限度之内时，企业家创新虽受影响，但却不一定消失。实际上，在晋商500年发展史中，诸如此类的攫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倘若各方或一方的攫取突然加速，大大超过了企业家的“可容忍”限度，那么，企业家就会“关闭”自身的人力资本，相应的创新也必然随之消失。因为，人力资本的产权天然属于个人[14]。令人惋惜的是，历史恰恰是沿着我们不希望的路径发生的。比如，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一落千丈。据俄人波兹德涅耶夫记载，“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15]。又如，由于战事频繁，土匪蜂起，社会不靖，晋商接连遭受损失。清人徐继畲说，山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16]。保护私有产权原本属于国家职能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国家契约论的基础。但是，晋商面临的这些攫取表明，封建政府并未能有效地履行产权保护职能。更令人心痛的是，晚清政府竟然也加入了产权攫取之列，从而引致了晋商的衰落。个中原因与形式，我们将在下文说明。这里，我们首先说明晋商为保护私有产权所采取的措施及其与晋商衰落的关系。

在自身产权不断遭到攫取的情形下，晋商不得不寻求产权保护的某些替代方式。由于实际拥有的产权大小是产权攫取与产权保护力量对比的函数，所以，晋商采取的产权自我保护方式也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尽量争取政府对自身产权的保护，二是尽量减少产权被攫取的可能。前者对应的主要方式是结托政府，后者对应的主要方式是偏好变现性较差的资产。

先看结托政府。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作为政府推行财政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比如，晋商的崛起即是利用明政府的开中制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入清之后，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款抵还外债，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以至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二是大量捐输。所谓捐输，就是清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在正常的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之外，对若干官爵实行明码标价的办法，一些有钱人只要捐出一定数额的银两，就有机会获得某个官爵。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逾千万”[16]。三是结交官员。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不但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而且还施尽手段结交在任的王公大臣。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等等，可谓是“一个成功的票号背后总有一位大官员”。

晋商结托政府的目的无非是“花钱买保护”。这是人们常说的晋商“结托政府”或“”经营模式的实质。不过，这种产权保护的替代方式有两重性：一方面，结托政府可缓解政府对自身利益的掠夺，增大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并且有时还可获得一定的“赎买利益”，比如政府垄断性业务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商家与政府的关系程度不同，从而削弱了商人阶级联合起来推动政府改革现有产权保护制度的动力，并最终陷入“政府掠夺―商人结托”的恶性循环之中或许，这可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明清时期中国的商人资本虽已获得长足发展，但却没有发生类似英国那样的“光荣革命”。 关于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情况，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再看偏好变现性较差的资产。历史研究表明，为减少各方尤其是政府对私有产权的攫取，晋商选择了变现性――从资产转化为收入的难易程度――较差的资产形式。大量购置土地、奢侈消费（如建设晋中大院）甚至窖藏金银等行为可视为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晋商的这一偏好主要由两个原因促成：一是晋商对封建政府的暧昧态度。虽然晋商希望通过“赎买”来换取政府保护，但由于政府存在出尔反尔的机会主义可能且其自身又是一个“科层组织”，赎买了一级政府的保护不一定能得到更上一级政府的保护。所以，“赎买”来的政府保护极不稳定。二是不同资产形式被攫取的可能与程度不同。一般来说，一种资产的可变现性越强，其被攫取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显而易见，土地比黄金更难被攫取。对于谙熟经营之道的晋商来说，尽管他们也知道选择土地等变现性较差的资产形式，收益肯定低于商业经营，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们还有其他更好、更安全的选择吗？

概而言之，无论是结托政府还是偏好变现性较差的资产，都形成了对晋商企业家创新的替代。这不仅使大量原本可用于商业扩展的资本“沉淀”下来甚至“浪费”掉，而且严重打击了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在根本上扼杀了晋商的发展动力。具体体现就是晋商的利润“封建化”，大量原本处于流通中的商业资本回流到消费领域以及“固化”于土地等不动产。毕竟，企业的再投资水平与私有产权保护成本呈反向关系，即产权保护成本越高，再投资水平越低，反之亦然。所以，随着晚清政府对晋商掠夺的加速，晋商私有产权的自我保护成本不断提高，其再投资水平必然日益降低。或许，这正是晚清时期的晋商给人以思想保守、固步自封的印象以及四次“错失”改组银行机遇的根源所在。那么，为什么晚清政府非但没能有效地履行产权保护职能，反而还采取了“杀鸡取卵”的方式，对晋商的私有产权加速攫取呢？

四、财政危机与政府掠夺

国家是一个具有“暴力潜能”、通过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它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7]。这一悖论的产生缘于国家的两面性：一方面，没有国家及其对产权的保护制度，高交易成本将使复杂的生产系统陷入瘫痪，同时也不会有涉及长期关系的投资；另一方面，国家的两个目的――统治者租金最大化与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的持久冲突有可能使国家行为短期化――不是追求国家税基的长期最大化，而是通过对特定集团的保护或掠夺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国家行为的短期化是国家增长内在不稳定性的结果。现实世界中的统治者受竞争压力与交易费用的约束，信息费用、技术和人口（或一般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以及统治者的寿命长短都有可能改变上述约束条件，从而改变已有的产权结构，造成无效率产权的存在。所以，“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10]。这也就意味着，原本行使产权界定与保护职能的国家，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有可能演变成产权的践踏者与掠夺者。

清朝不同时期的商业政策就反映了上述理论概括。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恤商”、“扶商”政策，如整饬官吏、革除私税、改进度量衡等，但到了晚清时期，中华民族遇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日益加重与国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的冲击下，晚清政府的商业政策体现的就不再是扶持，而是裸的掠夺[18]。

晚清政府对商业加速掠夺的主要起因是财政危机。乾隆朝中期，清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约为7 100万两白银，约占当时生产总值的4．98%。但自乾隆朝后期起，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呈明显下降趋势。至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一个很低水平，财政危机已初步形成。财政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总量的减少，如嘉庆三年（1798年）户部的实际存银仅有1 918万余两，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和二十二年的实际征税额仅为3 800万两左右[19]；二是财政收入的失控，如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大致在4．5%左右，但实际财政收入却基本不超过生产总值的2%[19]。

对于晚清政府来说，财政危机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税源减少。这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1）外国列强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的自由贸易特权与免税特权，使晚清政府的海关关税以及贸易税收入直接减少。（2）外国列强对国内民族工商企业的挤压，导致国内企业收入减少。如前述晋商在恰克图贸易的一落千丈。（3）外国列强与国内战乱对国内企业的财产掠夺，实质是对晚清政府财政的间接掠夺。比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俄国各地的山西票号的损失就折合白银数百万两[20]；国内战乱中，天成享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就因土匪抢劫损失白银100多万两[20]。二是支出加剧不少人把清廷皇室奢侈浪费的生活支出与政府官员的作为财政压力的来源因素，但就本研究而言，这些因素可忽略。理由在于，对清政府而言，上述两点是“常量”不是“变量”，而只有变量才是新现象产生的原因。。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1）为抵御外国入侵与镇压国内武装起义惊人的军费支出。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清政府的战争费用累计耗银1亿多两[21]，镇压天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西南和两广闽台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共耗银42 229万两[22]。同时，对军事工业的投入也很大。比如，从1867年（同治六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总经费投入就达1 700多万两。（2）战争赔款。据不完全统计，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的赔款累计达117 000万两，年均2 000万两以上，约占清政府年财政支出的10%―20%[22]。（3）外债支出。从1894年（光绪二十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清政府的外债实数已达到66 035万两，年均应偿还4 200万两，占中央财政年支出量的30%[22]。

为应付财政危机，晚清政府采取了发纸币、行大钱、广捐纳、对外举债等多种举措关于晚清政府为应付财政危机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可参见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2．尤其是其中的第68-125页。，与此同时，对社会各阶层的掠夺也随之加速。由于商人是财富的主要集中者，因而对商人的掠夺尤甚。这一点不难理解，作为战败国，晚清政府没有与外国列强讨价还价的能力；但作为惟一拥有“暴力潜能”的组织，晚清政府却拥有比商人大得多的谈判优势。晚清政府加速掠夺的表现之一是各种赋税项目的大幅度增长。如盐课，在清代前期，盐课收入只有600万―700万两白银，到了光绪末期已增至2 400万两[23]，仅就盐课增加而言，1840年以后，国民上缴额的负担就加重了3―7倍[21]；再如厘金厘金本是在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为筹措军饷临时征收加征的商业税，但战争结束后仍不废止，成了一个新税种，且大为泛滥，变为清政府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大宗。厘金的征收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对商家店铺即坐商征收的交易税，称之为板厘或坐厘；二是对转运途中的商货即行商征收的通过税，称之为活厘或行厘。厘金的税率初定为商货值的百分之一，谓“金取一厘”，故称厘金。，1891年（光绪十七年）时，厘金的收入为1 631万两，到了1910年（宣统二年），已经达到了4 318万两[24]。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加之皇帝、官僚认为“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晋商被掠夺的命运自然难免。除盐课、厘金之外，晚清政府对晋商的掠夺又多了两种方式：一是捐输。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据统计，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咸丰五年的80年间，山西绅商4次共捐输830万两[25]。二是强借。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前夕，度支部所欠各票号的借款“已逾七百余万，归还尚无着落”。

政府掠夺的实质是对私有产权的攫取。面对“”的政府，作为“弱势群体”的晋商除结托政府外，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调整资产结构，以求减少产权被攫取的可能。由此导致的利润受损与资本缺失，从而在根本上扼杀了晋商的创新精神。试问一下，在晋商500年发展史中，商人们曾应对过各种各样的资金紧张情况且多能化险为夷，为什么独独在晚清末期的票号挤兑风潮中，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迎接倒闭的命运？晚清政府的掠夺早已是“釜底抽薪”，商人们又能奈之若何？悲夫！

五、简要的结论

总结全文，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随着外国侵略、社会动荡的加剧以及国内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发生，晚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对晋商私有产权的攫取程度不断加大，从而迫使晋商采取了“结托政府”以及偏好变现性较差的资产等低效率的产权自我保护形式。这一方面导致晋商的经营利润受损，一方面使晋商失去了应对经营波动的必要资本，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晋商赖以崛起与成长的企业家创新日渐消失，并最终在清末民初整体性衰落。这一结论可用图1表示：

外国列强侵略与国内武装起义等外部冲击虽也对晋商衰落产生了一定直接影响，但其主要影响却是通过晚清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体现出来（请注意图1中的实线与虚线之分）。倘若没有这些外部冲击，晚清政府不会陷入财政危机与破产边缘，其对晋商的掠夺也不会加速，那么，晋商对产权被攫取的程度就可能保持在“可容忍”限度之内，其命运也就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与此同理，晋商是在清末民初而不是其他时期整体性衰落，也主要与这些千古未有之外部冲击有关。

古可鉴今。500年晋商的衰落说明，社会动荡与政府腐败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不仅仅是财富的掠夺，更是对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创新的扼杀，同时，政府腐败有可能诱发出“”等企业的适应，进而败坏社会风气、阻碍社会进步。由中，我们不难体味到，国家强盛与昌明、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加强私有产权保护对企业增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莅山西票商欢迎演说辞［A］．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6．［2］ 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A］．李燧、李宏龄．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C］．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179．

［3］ 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A］．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5-156．

［4］ 余英时．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A］．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31-232．

［5］ Penrose．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 3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6］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 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0,(58)：211-221．

［8］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10］ 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1］ 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4．64．

［12］ 菲歇尔．利息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

［13］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4］ 周其仁．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A］．真实世界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13-21．

［15］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A］．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259．

［16］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复阳曲县三绅士书［A］．张正明． 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17］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8］ 郭蕴静．清代商业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9］ 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2．

［20］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21］ 董孟雄．中国近代财政史•金融史（上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46．

［22］ 黄天华．中国财政史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364．

［23］ 清史稿•食货•盐法［A］．汪戎．晚清工业产权制度的变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4］ 清史稿•食货•会计［A］．汪戎．晚清工业产权制度的变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5］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473．

Why Did Jin Merchant Decline?

A Perspective from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LIU Bao-hong，LU Chang-cho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Liaoning Dalian 116025,China )

Abstract:

Jin Merchant refers to the businessman in Shanxi Province of china who were good at management in the period between 1450s and 1920s(from Ming to Qing dynasty)．With its abundant capital, varieties of business programs and wide areas of marketing, Jin Merchant, paralleled with the Venice and Judah businessmen, is well known in the world business history． But Jin Merchant as a whole declined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or the beginning of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The authors assume that its ultimate reason be in the deficiency of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Jin Merchant had to choose some inefficient forms of property rights such as bribing government and investing in real assets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s robbing, the exterior impacts from foreign aggression and the turbulence from domestic insurgence． As a result, Jin Merchant was suffered, its capital was deficient for dealing with the business fluctuation, its spirit of innovation was totally lost, and finally, Jin Merchant came to its end at the beginning of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

Key words：Jin Merchant; Entrepreneurship;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Government Robbing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