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3 01:46:35
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晋商影视剧满足现代
山西人的文化归属需要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反应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心理表征，受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影响。（1）而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会随着传受双方之间的差异而存在，又会随着传受双方之间的相似而进行调节。晋商在明清时期曾辉煌一时，当年仅在太谷县城内就有八家大的票号。连嫁给山西太谷土财主孔祥熙的宋家大小姐宋霭龄，初到太谷都为当时的晋商辉煌大为震惊。再加上当时的祁县、平遥等地的票号商号，使当时的“祁、太、平”号称“中国的华尔街”。现存的晋商大院也为拉动当地的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无论是庭院格局、民俗艺术还是当地的风味小吃，都是受众从晋商影视剧中对“晋文化”认同的延伸。《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决定南下武夷山贩茶时，曾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害怕送命，都知道去了很可能茶路通不了反而送上性命，我才偏要去！没有人做的事，这里面本身就蕴藏了多大的商机。如果我不去，大家都不去，那么就现在这个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的形势发展下去，大家最后都没的银子赚！”他带着各商家不怀好意的股银踏上了艰难的贩茶之路。这无疑是晋商胆识过人、有勇有谋的集中凝练。当包括亲戚在内的众商家传言乔致庸遇难，抢着瓜分乔家财产时，乔致庸历经磨难，打通了茶商之道，带着各家的茶叶回来了。此时，乔致庸的“义”与各商家的“私”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晋商身上的“诚信”“仁义”。受众从晋商影视剧中获取对“晋文化”简单的认知，由对像乔致庸等“仁义礼智信”于一身的晋商形象情感认同，到对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即以孔孟之道经营商道的儒商思想的理性认同，最终达到的是对中国几千年厚重绵长的传统文化精髓的高度一致。从这一角度看，晋商影视剧不仅传播的是有异于其他文化的“异”文化，更重要的是从典型人物的塑造中凝练出了中华子孙共同敬仰和遵守的“同”文化，达到了文化认同的至高境界，极大地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以产生情感和文化认同上的共鸣。在受众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山西人。当这一部分受众在收看晋商影视剧时，虽然时间距离较长，也可能身在异乡，但是从晋商影视剧中雕梁画栋、错落有致的晋商大院，熟悉亲切的乡音缭绕，醇厚朴实的乡土人情，红红火火的民俗礼仪哪一样不是极大程度地缩短了山西人的空间距离。乔致庸一句高亢的“走嘞——”，这个带着乡音的词，拉近了多少山西人的心理距离，情感和理性的认同交织在一起，水乳难分，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大家怀揣着对祖辈的敬重以及对“晋商文化”内涵的认同，达到的不仅是地缘归属，更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归属。一方面，身为山西人，为自己的祖辈有这样的成就感到自豪和骄傲；另一方面，身为晋商的后代，应继承和发扬祖辈不畏艰辛、诚信经商、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优良传统。对祖辈传承和发扬的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以及情感共鸣，这样的态度决定了现代山西人对自身发展以及对新晋商文化内涵传承延绵的行为。
二、晋商文化的内涵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需要层次理论”指出，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会试图达到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在这一过程中，低层次的需要伴随其中。对晋商文化从好奇心的满足开始，达到文化层面的归属及认同。在此基础上，更多人在思考，如何从晋商影视剧中优秀的人物身上找到自身的不足，探究自我实现的空间。认知因素、观察学习、自我调节过程以及个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都会对人的自我实现产生深刻影响。心理学家班杜拉非常强调社会认知的作用，十分重视通过模仿他人获得行为的过程，即“榜样的力量”。（2）
1.晋商影视剧中的“榜样”。无论是《驼道》《白银帝国》《乔家大院》，还是《走西口》，纵观晋商题材的影视剧，每部作品中都成功塑造出剧中的灵魂人物。这些灵魂人物以其豁达的胸襟、善良的本性、豪爽的为人、智勇双全的果敢令受众折服。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遇到的波澜起伏、坎坷磨难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可是他们的处事态度、胸襟气度也是常人所没有的。《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为平息高粱霸盘之事，为避免再生矛盾，原谅了逼死自己大哥的元家，并与元家结为相与。乔致庸将个人恩怨化小，心中以大局为重，让人心生佩服；乔致庸北上恰克图与俄国人做贸易，南下武夷山开辟茶商之路，期间所受的艰辛与遭人暗算可想而知。然而，在贩茶回乡后却在每包茶叶中多出一两的斤称，宁愿自己损利而绝不让百姓吃亏，与元家、水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商人爱财，取之亦有道，真实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做法为乔家的生意赢得了美誉；面对土匪的逼迫，为保乔家上下老小，乔致庸甘愿下跪受辱，责任和担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爷们儿形象；在内忧外患之时，乔家多次向国家捐献钱财以救助国家保卫疆土“；天下汇通”的宏大理想早已超出一个商人的“自我”利益，那是利天下、利百姓之大事。如此有情有意，心系天下商人的晋商形象在尔虞我诈、见利忘义的现代，已然使人心生敬佩，这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榜样”。再来说说有“山西第一抠”之称的乔致庸岳父陆大可。他抠到连喂鸽子掉的一粒米都要捡起来，多泡的茶叶也要捏出来，一生拥有金银无数，可最终为了帮助乔致庸实现“汇通天下”的宏大理想，用二两银子买了口薄皮棺材了却此生，使我们感叹凄凉之余，更多的是看到他的勤俭治家、造福天下商人的博怀。他抠了自己，成全了天下商人，这是另一种无声的“榜样”。陆玉菡自嫁与乔致庸，一心为了丈夫的事业日夜操劳，危难时鼎力相助，互敬互爱互助的夫妻感情，又是一种暖心的“榜样”。《走西口》中田青不畏困难走西口，勇于开拓创新，不计前嫌，危难时帮助“瘦猴”改过自新，吃苦耐劳，最后将田家大院变卖，捐给孙中山的革命组织，这是超越商人的普通境界，而展现出晋商在民族大义前心怀天下的广阔胸襟。这是充满民族气节的“榜样”。晋商影视剧中的诸多“榜样”，虽表现细节不同，但他们身上却有着晋商文化的共性，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概括起来便是“仁、义、礼、智、信”。对待相与、对待掌柜伙计，拥有仁爱之心，互相帮助，便是“仁”；先义后利，心中有家有国，国家危难时慷慨解难，百姓受难时，及时捐助，有大义民族气节，便是“义”；对待东家、掌柜、伙计有严格的号规、商规，对待长辈遵循礼制，夫妻间互爱互助，便是“礼”；能吃苦耐劳，有勇有谋，勇于开拓创新，便是“智”；重信义、诚信为本、童叟无欺便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标准之一——“信”。受众在接受这些“榜样”传递出的信息时，在认知、认同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学习，进行自我调节，进而影响到自己的行为。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为人夫者该如何担当家庭的责任；为人妻者，该如何尽妻子的本分；从商者，是否做到先义后利，“义”字当先；每一个普通受众，是否关心国家命运胜过自己利益而这些思考的过程，本身就是受众对晋商文化核心内涵的认同过程，也是探究自我实现的过程。
2.晋商文化核心内涵：文化的传承，时代的呼唤当今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价值观多元化，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追求使得我们对传统文化敬而远之。为了权力欲望，父子反目、妻离子散、朋友相争、见利忘义种种现象比比皆是。山西各地曾出现过小煤窑、黑煤窑，煤老板们为利而忘义，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全的事件；还有，谋取能源暴利等等事件。而晋商影视剧中表现出的晋商文化弘扬了诚信文本、勤俭节约、以义制利的精神内涵，弘扬的孔孟之道中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实质正是时代的呼唤，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内容相统一，是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精髓的延绵与传承。晋商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晋商的落寞，首先受“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思想影响较重；其次，在经营中墨守成规、缺乏创新；再次，山西人将财富用于置房购地，养妻儿老小的观念很重，故而资金的流通也受影响；最后，现在的山西商人长期依赖煤炭资源，缺乏胆识和智谋，开发新兴项目有限。因此，新晋商文化如何在晋商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体现“新”，是所有新晋商要深深思考的问题，着实需要下番工夫。晋商，这一称呼已离我们远去，晋商曾经的辉煌也只是令世人惊叹，但是，晋商文化的精髓实质不曾远去。晋商文化不仅是一种地方区域文化，更是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共有共享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借助何种形式的载体，我们都将为晋商文化的传播构建更广阔的平台，挖掘其宝贵价值，并将这一精神财富与世人共享，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
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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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晋中传统建筑受地域影响多山多石，在装饰上以砖雕为主辅以石和木雕，在布局形式上民居形成四方围合的四合院建筑群、内部开敞外部封闭的基本形式，其中以晋中地区的晋商豪宅为代表。通过对晋商民居建筑装饰、布局的了解，揭示装饰纹样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从而使人们对民居建筑艺术有更深入了解。晋中民居建筑以其独特的地域形态、风俗习惯、阶级观念以及他们从商的理念、生活的态度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建筑中包含的文化影响着一代代的晋中人，使儒商之称成为山特的标志。 关键词：装饰;图案纹样;建筑装饰 中图分类号：TU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119-02
建筑作为人类居住的主体形式记载着历史、艺术与时代的发展。而民居建筑的装饰则起源于人们日常生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通过人们对建筑局部、部分构件的美化加工，既满足了使用功能又为建筑提供了欣赏价值。自明清以来以山西的建筑装饰较为突出，更成为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中极有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建筑学家称为“集江南河北之大成”。
山西晋中民居建筑首先是满足家族生活的需求，其次建筑装饰上的文化性和艺术性更是提高了宅主的精神境界，因此，通过分析晋中民居建筑装饰语言符号，能够深刻理解晋中民俗文化、晋商发展理念，进而更好地应用于现代景观设计理念中。
一、晋中民居建筑概况
晋中位于山西中部依靠太行、汾河，地势东高西低，晋商建筑位于晋中西部平川、汾河谷地，但这一地区的东部和中部地形仍以山地、丘陵为主。晋商发展繁荣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晋中作为山西省的交通枢纽，交通十分便利。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冬寒夏无酷暑，干早大风较为常见的气候特点，造就了与众不同而又独具风格的建筑形式，如冬暖夏凉的窑洞，挡风汇雨的高大斜坡屋顶，内部开阔的四合院。晋中的这类自然资源受地形气候影响，物种较为单一、人多地少、农业发展不足，无法满足人民的自给自足，因此弃农经商由此而来。
在历史文化不断累积发展的过程中，地理位置优越四面环山形成了晋中独特的地域文化， 晋中地区以善于经商闻名于天下。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晋中人生活保守但思想包容的特点，虽勤俭持家但由于作物单一物种稀少，使得晋中人放弃农业发展转而投向经商，促进了晋商文化的发展，清末民初是晋商发展的繁荣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在清朝的商界以山西商人分布广泛，资本最为雄厚，在救灾捐款中尤以山西最为突出。
山西地处关隘必经之处，是北上秦陇的必经之地，促成了晋商的顺利发展。早期的贩茶到后来的票号发展造就了晋中地区巨商，例如乔家、渠家等。晋商受保守思想的影响，在发家致富后再风光返乡盖房光宗耀祖，为晋商建筑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财富，进而推动了晋商住宅的发展水平，使得晋商住宅气势辉煌，显示出雄厚的财力和地位，住宅装饰雕刻有各种寓意的吉祥纹样寄托了宅主对家族的期望对子嗣的未来的美好愿望，以此来教育后人，鼓励后人。
二、晋商建筑的文化
晋商民居建筑与其说是一座炫耀雄厚财力的宫殿，不如说是一部完整的晋中民俗百科全书。建筑布局的主次方位、轴线对称无不在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等级观念，建筑内随处可见的精美雕刻作品，无处不在的装饰图案遍布于屋脊、斗拱、门窗、柱基、照壁，这些装饰将诗、书、画融为一体通过图案纹样雕刻于建筑中，形成各种造型奇特、姿态百千的寓意动植物，成为晋中民居住宅的一大特色。
（一）布局形式
山西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促使山西晋中民居建筑基本属于三合院、四合院的形式，正房坐北朝南，两侧带有厢房，倒座面北与正房相对，内部狭长甬道，正房面阔三到五间，为院中最高建筑预示着家族步步高升、繁荣昌盛。
常家庄园从布局上看，正院为两进式，外院临街，南房倒座，里院为长方形，上房与南房遥相对应，东西各有厢房八九间不等。如上房达到八九间则按正五偏三的模式，从不越方正之规、等级之矩。
（二）三雕文化
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中“三雕”为木雕、砖雕、石雕。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局部装饰之一，因其手法、方式、装饰部位不同，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环境的建筑风格上，具有不同的审美意义。在晋商大院中“三雕”图案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受封建宗教观念的影响，在晋商大院中三雕图案的意义更为丰富。
1.砖雕。在山西民居中砖雕特色最为明显，山西黄土土质为砖雕的建造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作为本土化的材料更为质朴、本色，砖雕多用于房屋脊的吻兽、雕花护脊、门匾、花墙等，雕刻精美线条流畅。
乔家大院中砖雕多采用高浮雕的形式，题材多样，有四季花卉、水果、动物、历史故事等，每个图案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寓意，以象征吉祥平安康顺。如吉祥动物的应用，狮子滚绣球、五蝠捧寿、马上封猴、麒麟送子、仙鹤长寿等反映了山西人民渴望长寿、家庭幸福平和。四季花卉如富贵牡丹、冬梅、四君子梅、兰、竹、菊、葡萄百子图寓意多子多孙、石榴、松、柏等图案，无不在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王家大院的砖雕通过其设置位置的不同表达不同的含义，如屋脊端头装饰的龙形吻兽分为张嘴和闭嘴吻兽。张嘴兽代表主人在朝为官，寓意为应当为民说话;闭嘴吻兽则代表主人为商家，寓意为商人应当诚信保护客户信息。在王家大院中，吻兽均为张嘴吻兽，采用不同雕刻手法如远离人们视线的屋脊砖雕采用高浮雕，以此来突出层次感，强调主体。
2.木雕。木质构件作为传统的民居构件在建筑装饰中最为普遍，由于木质材料容易雕刻，在民居建筑中主要以雕刻绘画为主，雕刻技法有浮雕、平雕、透雕、贴雕和剔雕。晋商大院中木雕一般采用楠木、紫檀、柏木等，主要用于斗拱、匾额、窗棂、屏风、雀替等，晋商木雕被称为中国传统工艺的活化石，尤以清代山西木雕最为精细。
山西木雕图案以纹样，花鸟，博古图案为主雕刻，充分体现出房主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儒雅的作风;用葡萄葫芦喻示多子多孙;用八仙人物故事表达对道家思想的推崇。木雕图案立体生动，精细逼真，保存在晋商大院中的木雕作品其精细的工艺丰富的内容，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审美意义。
王家大院木雕只是局部使用，如在简洁的梁柱上作为交接部分雕刻繁复的木雕梁头做收花或弯曲，檐柱下的雀替图案雕刻的极为精细，门窗位置的雕刻打破青灰砖墙的庄重印象，或大或小或高或低，院子内部的门窗做镂空雕刻满足了大量的采光问题，在样式上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再仅限于方形窗，有了长窗、圆窗等赋予各种吉祥题材。门头装饰造型精美不仅具有使用功能，从审美角度讲更加突出建筑的高大形象凸显建筑的气派。
3.石雕。石雕发展历史早于木雕很久，在山西石雕出现于石器时代，隋唐时代达到极盛，石材的耐磨性、耐腐蚀性在民居建筑中普遍应用，主要用于柱基、抱石、勾栏等装饰的部位，技法有圆雕、半圆雕、剔雕、高浮雕、镂雕、阴刻等。
在乔家大院中石雕多装饰于基础部分，以青石为主，在中堂大院的石柱基、石狮不在少数，石柱基以四方形最为常见，四方形下带有方脚雕刻各种题材的浅浮雕如吉祥如意、吉祥卷草等。狮子座雕刻入木三分或怒目或憨笑。
在常家庄园中石雕作品最为显著的是园中的一百多尊狮子和栓马桩，它们形态各异体型统一，大多石狮都是唐代的作品，雕刻手法各异，成为常家庄园不可替代的装饰作品。在常家庄园最富有特色的就是青石雕的法帖作品，庄园内各种法帖共有500多块，如“听雨楼法帖”、“石云轩法帖”、“清代名人名帖联”等雕工精美，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晋商大院建筑的辉煌气势在建筑装饰中借助于道教、佛教、同音字的比拟、重复的节奏感表达出在现实中不能得到满足的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待，通过建筑装饰使我们充分感受一代儒商浓厚的人文气息，通过装饰的精美刻画留给后人无数建筑语言的历史文化价值。
（三）民居建筑的文化价值
晋商住宅从布局到装饰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表达了宅主对生活的追求，通过绚丽的装饰提升了晋商的审美文化，更是教育了一代代后人为商、为人的道理。
1.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在四面环山的山西境内，封闭的自然环境，知识落后、愚昧无知的民众对于科学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表现出敬畏的心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崇拜，对神灵的敬畏，对风水的严格恪守，这种来自阴阳相生之说的“万物有灵”等的观念在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在晋商大宅中必不可缺的风水图、风水楼起到辟邪镇灾的作用，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以达到宅主心理上的安慰和平和。
2.吉祥文化。古往今来，吉祥是民众最基本的追求，吉祥无处不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出行吉时、出嫁吉日、穿着吉利、建宅吉日、宅内装饰吉利图案。各种各样的吉祥文化世世代代在传承着，作为中原的发祥地之一，晋商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将吉祥文化继承下来，不断发扬广大作用于他们宅院的每一处，用图案符号，传承的文化形象雕刻于大院中，如代表长寿的五蝠捧寿、仙鹤长寿，代表子孙满堂的石榴蔬果，代表着平安顺利的花瓶、如意等。
3.宗教礼制观念的传承。自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礼制观念仁、义、礼、智、忠、孝等，礼制思想提倡的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随、男女有别、宾主有异的社会秩序与人伦和谐。在乔家大院的布局形式上严格按照等级观念做到主次分明，内外有别，厅堂间数，斗拱和色彩的应用，各院住宅关系的应用上无不体现着高低尊卑的等级观念。
三、总 结
晋中民居建筑以其独特的地域形态、风俗习惯、阶级观念以及他们从商的理念、生活的态度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建筑中包含的文化影响着一代代的晋中人，使儒商之称成为山特的标志。
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记者观察》记者自始至终参加并采访记录了这场盛会,虽然全景式地还原和展现盛会的每时每刻殊非易事,但撮其要者加以描述和归纳,则是媒体的职责。我们将那些最亮丽的画面、最热烈的场景、最智慧的思辨、最犀利的观点、最感动的情怀、最磅礴的语言……留存于此,算是为中国的法院文化建设,为中国的法制思想发展,为中国和谐社会特别是和谐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推进尽一份绵薄之力吧。
论坛活动是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要求的具体行动。这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高智慧的文化盛会
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活动。
这次论坛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讲话精神,以及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和王胜俊院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既是理论研讨会、经验交流会,更是鼓劲动员会、行动部署会。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专为论坛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向论坛发来贺信。当贺信在大会开幕式上由山西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田甜女士宣读时,会场上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沈德咏在贺信中,首先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法官协会对论坛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了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王胜俊院长亲临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王院长在讲话中,对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努力方向、工作重点、重要举措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为全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并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这次法院文化论坛的举办,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贯彻落实宁波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刻内涵的主题,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这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他在贺信中强调,古往今来,文化的软实力无所不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文明的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在王胜俊院长的大力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各级法院和广大干警的积极参与下,法院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公正、廉洁、为民”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先进法院文化,已成为广大法官的共同追求。法院文化分会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依照章程认真履职,当好院党组的参谋和助手,团结带领广大会员积极探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共同营造一个法正风清、和谐友善的司法环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百忙中通过省委办公厅专门关心此次论坛的盛况。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玉林,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出席会议并致辞。杜玉林在致辞中代表山西省委、省委政法委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论坛的召开是“全国法院的盛事,是山西政法界的喜事”。他指出,论坛的举办,对于深化广大法院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增强法院干警综合素质,提升审判水平和改进审判作风,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促进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将起到积极作用。申维辰代表太原市委、市政府对论坛在太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晋商文化之都”――太原举行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既是对太原两级法院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太原发展文化“软实力”工作的鞭策。左世忠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论坛召开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山西全省法院系统在法院文化建设上的探索和实践,他说,山西法文化历史悠久,这次论坛在山西召开意义深远,山西近年来涌现出了如太原中院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法院,要借这次论坛的东风,加倍努力,把山西建设成名副其实的法治文化大省。
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谢安山、唐德华、李国光、刘家琛,纪检组原组长刘法合等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会长李玉成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讲话。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吕伯涛、李玉臻、姜联润出席论坛并分别主持大会发言。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梁权,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明,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柳遂记等领导也出席了论坛活动。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的主管领导和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秘书长、委员及山西省各中级法院院长和太原市各基层法院院长等参加了会议。
正如李玉成会长所说的,这次论坛真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是一次全国法院文化研讨和交流的群英会。
在举行论坛的宾馆楼前,“热烈欢迎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参会代表”的红色横幅在七月阳光下格外引人注目。步入大厅,一块巨大的专为“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设计制作的背景板迎面竖立,像一位彬彬有礼的迎宾巨人,迎候参加大会的人员。大会会场主席台后面的背景墙上,黄河壶口瀑布的巨幅形象融入到蓝色天空的主色调当中,辽远而深广。“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的大字下面,是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的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10个行书体的黄色大字笔力苍劲,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仿佛翱翔于天幕之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立体效果,灵动飞舞,呼之欲出。参加论坛的同志无不为这些匠心独运的构思和设计而怦然心动,啧啧称赞。大家都说:“从论坛的布置到会议的安排,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让人在炎炎夏日里如沐清凉,如饮甘泉。”
论坛活动是全国法官群体中优秀代表思想智慧的大汇集、大交流和大碰撞。文化之花开在法律的沃土里,必然结出别致而丰硕的果实
如果用“成果丰硕,大获成功”来总结这次论坛,一点都不为过。作为其最主要的标志之一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据悉,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达1280余篇,经过专家评委认真评审,共评选出104篇获奖论文,其别奖5篇,一等奖6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24篇,优秀奖55篇,共有38名获奖代表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据了解,这次论文征集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提供了论文,而且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有论文获奖。正如大会总结分析的,这表明,法院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全国法院的共同行动,学习、研究和运用法院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法院日常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论文情况来看,参与撰写的有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比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撰写的《构建先进法院文化塑造法官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论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法院文化建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的论文《为民司法价值观的时代意蕴――“陈燕萍工作法”的启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的论文《法官良知体系的构建与维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岩峰的《法官的气象》,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的《努力建设人民法官的精神家园牢固树立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坤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仁善仁善的感召力在管理――关于太原法院管理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院长许建兵的《基层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之构想》等;
有政法大学和法官学院的教授、专家,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斌的《论人民法院文化体系的建构》,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刘小宝的《论当代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等;
有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法院的法官、普通干部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余士军的《论人民法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陈本亮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对法官人生修养的启示》,林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齐斌的《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官文化建设》,青海省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晁兰军、葛恒美的《西部地区法院文化建设之完善――以青海省海东地区两级法院文化建设情况为视角》等。
这些论文,多数是独立撰写,也有两人或多人合作的,还有以法院集体名义写成的,比如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虚”功“实”作:人民法官职业品格的培育与塑造――以成都中院为例》,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的《论新时期人民法官特质及修养》等。
论文撰写者围绕“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一主题,搜罗古今,征引中外,既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又幽微洞见,鞭辟入里;既注意理论上的阐述和系统,又强调实践中的可行和效果;既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前法院文化建设和法官品格修养的传承性和借鉴性,又突出新时期对人民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更高期待和要求。正像几位参会的老领导们在点评时说的,这些论文是全国法院致力于法院文化建设和研究的同志们心血和智慧的结晶,特别是通过38篇优秀论文的大会现场交流,亮明观点,公开论“道”,各抒己见,效果很好。通过对法院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探讨和论述,使得大家对于法院文化的概念、性质及实践运用的途径、方法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这些优秀论文,代表了全国法院在法院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研究新高度。
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这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热爱和关注,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奉献和追求,大家齐聚一堂,谈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其中有白发老者,他们在全国法院系统德高望重,此次在会上妙语连连,诲人不倦;有青壮年骨干,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奋斗,此次在会上以文会友,收获满满。发言者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或张扬外向,或沉稳内敛;或引经据典,严谨细密,或层层递进,淋漓酣畅。听者时而凝神听,时而认真记,会场上时而是会心的笑声,时而是火热的掌声。就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在倾情演奏,有慢板,有行板,而高潮迭起时的如潮掌声就是快板,冲决山谷,响遏行云,戛然而止,让人回味无穷。
论坛活动选择在山西、在太原召开,澎湃而活力四射的法院文化与古老而生机无限的黄河文化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东道主不仅以真诚和热情欢迎四方宾客,而且用丰厚、扎实的法院文化建设成果与大家分享。太原法院管理文化走向全国,其经验和做法受到各方肯定和称赞
参加这次论坛的同志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除了在会上研究和交流文化,会场之外的文化特色同样鲜明,文化气氛同样浓厚。这种鲜明和浓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展示和体现山西文化、太原文化(以晋商文化为代表)的内容得益于东道主的精心安排而具有很强的标志性和观赏性,比如,为各位与会代表准备的10件具有文化特色的小礼品,深得大家喜爱;二是山西全省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果以展板形式完整展示,既烘托了会议气氛,又为论坛提供了实例,成为会场外又一道亮丽的风景。
7月26日晚,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讲述晋商故事和晋商精神的经典话剧《立秋》。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历史话剧《立秋》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出现危机时由盛而衰的故事,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该剧已在全国公演 6 年之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和海峡两岸。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历程的盛事。它被称为是一部诚信教育、危机教育、创新教育和解放思想教育的活教材。观看了演出的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晋商传奇让人赞叹,晋商精神让人钦佩,晋商文化中提倡的“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理念,与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很多相通相融之处,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对大家研究法院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李玉成会长等法院文化分会的领导们看完演员的精彩演出后,激动地走上舞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李玉成会长说:“《立秋》是对‘诚信’二字的最好演绎和阐释,至诚能化,有信则立,做人如此,经商如此,我们法院执法办案同样如此。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法院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27日晚,参会代表们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太原晋商博物馆。该馆是以晋商历史及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法,展现了晋商从崛起至称雄四海、名扬域外的历史进程,是一部反映晋商500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层面的立体画卷。大家看着那一件件珍贵的实物和一张张照片,听着讲解员从古至今的讲解,思绪和情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数百年前晋商先祖们筚路蓝缕、打拼天下的万里征程和风雨岁月。百余年前,梁启超曾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当讲解员高声念出这段话时,现场掌声一片。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古色的庭院仍旧人流如缕,代表们争先拍照留念,驻足其间,久久不舍得离去。
相较于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展示山西三级法院文化建设成果的56块图文并茂的展板,给来自全国同行的印象和感觉就直观和亲切多了。这些展板从承办论坛的宾馆楼门前摆起,沿着通往会场的通道两侧依次排放,每位代表也许只要花费十几分钟时间,就能浏览其概要。
这些资料告诉大家,近年来,山西全省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在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涌现出了太原中院、晋城中院和芮城法院、阳泉矿区法院等许多法院文化建设工作特色鲜明、卓有成效的单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论坛活动承办者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将文化建设、思想教育等看似务虚的东西注入到管理的具体活动当中,使管理工作这个“严为要”的形,因有了文化建设这个“人为本”的神,而别开生面,活力无限。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死板教条、一成不变的,而是将工作文化、审判文化、精神文化、体育文化、制度文化等融为一体,形成高起点、大气象的全院一体化的文化建设格局;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坐而论道、口头革命式的,而是以贯穿全年的丰富多彩、人人参与的各种文化体育活动为载体,鼓励和吸引全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成为活动的主角,放飞心情、调和心态、开阔心胸、净化心灵,有力地促进了法院全体人员修养的提升和品格的培养。正如冯少勇院长经常说的:“多年的法院管理工作,我深深地感到,人管人,累死人,文化管理最文明。法院管理文化育公正审判、育美、育能、育廉。一个没有文化的法院是没有精气神的法院。”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一花独放的院内文化,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开明的文化。他们主动走向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通过司法进校园、进医院、进军营、进监所、进社区……不仅把法制精神和法律知识带给社会,而且让法院文化的气息影响到更多的人。因此,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发了“全国法院文化活动基地”的牌匾。
或许是受到会里会外浓浓文化味的熏染,不少代表心潮激越,诗兴大发,艺趣盎然。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在会场即席赋诗一首,其中四句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非等闲。当今发展耀世界,法院文化写新篇。”这首诗当场诵读后,赢得一片喝彩声。参会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都匀黔南自治州中级法院副院长袁承东迅即和诗一首,他写道:“皋陶刑鼎发源地,春秋五霸晋争先。古为今用体用别,中华法系换新天。”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吕伯涛则现场挥毫题字:“艺著学弘谦作本,行端品正德为先。”还有几位书法作者也慷慨留墨。
论坛活动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各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报道,众多网站相继转发有关内容。法院文化“墙里开花,墙里香,墙外也香”,芳香四溢
此次论坛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络记者云集会场,文字、图片、影像一时间铺天盖地,联翩而来。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中国网、《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电视台、山西交通广播、《山西法制报》《记者观察》《太原日报》《太原晚报》等在内的30多家中央、省、市媒体派记者采访论坛,许多媒体在显著位置刊发论坛报道,有的并配发评论。人民网、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法院网、山西新闻网、安徽法院网等多家网站刊发或转发论坛新闻报道和图片报道。《太原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等地方媒体特意为论坛活动出版专版,全景式报道活动内容。
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大凡征编出版史料，是以研究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警示后人为目的的。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虽有盐铁煤炭等资源优势，却由于生产力条件所限，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明代山西商人抓住朝廷为地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实行“纳粮中盐”的开中制的历史机遇，走出口外，走向全国，一步步把生意做大，占据和分割了全国市场，甚至走向海外，形成了海内最大的商帮，居徽商、粤商等十大商人集团之首。晋商现象是山西乃至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一个综合反映。在经济方面，它开辟商路，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各地城市集镇的兴起及国内外贸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所谓“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市”等民谚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它首创票号，开异地汇兑、转账结算之先河，汇通天下，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银行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积累了丰富的商贸经验，创新了经营体制，如“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如两权分立、掌柜负责制、设立人身股等，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文化方面，它创建了灿烂的晋商文明，以其开拓意识、敬业精神、诚信理念、经营策略、管理方法等晋商精神和与之相适应而形成的建筑风格、戏曲艺术、饮食文化、道德伦理、社会风尚等，丰富了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
晋商研究首先是经济研究，但又不完全是经济研究。晋商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学科、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价值和审美意义。综观国内外晋商研究历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的创新业绩就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一些赞成实业救国的学者开始整理晋商文化遗产，并出版了相关学术专著。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探究和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思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挖掘晋商史料，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目的之所在。归纳起来，我想其重要意义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存史，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明清晋商已消亡近百年，民国晋商也过去了5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事人的离世，直接反映晋商商人和家族的史料如族谱家乘、墓志碑文、传记家训、店规行规、会计账簿、当票汇票等文献和实物在不断流失；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晋商在全省及全国各地留下的遗址遗迹如商号店铺、作坊宅院、庙宇会馆、碑刻楹联等在不断被拆除或损坏；随着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历史上晋商活动过的商业城镇、商品集散地、商业口岸、商路要地、渡口、驿站所在地等在不断消失；随着晋商后人的去世，一些口碑史料也在不断被带走，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组织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就带有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这项工作不但很重要，而且很紧迫。
二是资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实施“十一五”规划，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旅游业，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培育新晋商，促进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些都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营哲学和理念，晋商积累的经营管理策略和技巧，晋商创立的组织制度如行会制度、企业制度、财务会计与核算制度等，都有可资借鉴的丰富内容。特别对山西来说，晋商史料的搜集整理，可以促进景点景区的开发和建设，促进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档次的提升，为进一步丰富文化旅游资源，促进山西人文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
三是育人，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晋商500年的兴衰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晋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山西宝贵的文化遗产。晋商精神中勤劳俭朴、团结互助、诚信敬业、开拓进取等思想理念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如晋商以诚信闯市场，以诚信创大业，“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的大生意经，对我们今天发展信用经济，构建信用社会，建设信用政府，争做信用公民，就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从晋商史料中发现晋商精神的这些亮点，加以总结推广，使之发扬光大，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晋商的兴衰成败中获得思想的启迪。
四是为晋商研究提供史料基础，促进晋商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晋商研究目前已成为省内外相当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就目前晋商史料的发掘来看，却相对滞后。历史上晋商遍布全省全国，但晋商史料的发掘却主要集中在晋中一带，远远不能反映晋商的群体历史。在研究方面，虽然已经作了较深层次的开拓，著作论文也很多，但许多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却大同小异，缺乏新的历史资料，“炒冷饭”的现象和问题比较突出。史料征集工作如果不能有大的突破，晋商研究就很难再有大的发展。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广泛、全面、深入地搜集晋商史料，以促进对晋商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挖掘，引深晋商研究。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搜集整理晋商史料，编辑出版《晋商史料全览》，就是一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符合山西政协工作实际的举措。首先是省市两级政协和多数县（区）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委员会，有专职或兼职干部，其主要业务就是征集和利用文史资料。其次，各级政协有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的优势，只要充分发挥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就可以动员一支很大的力量。第三，各级政协相对于政府来说，位置比较超脱，具体事务性工作少，三级政协上下联动可以取得很好的协作效果。从上述几层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政协的一项使命，也是我们履行职能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把这项工作列入工作计划，集中了上下三级政协一定的人力财力共同来完成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
晋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兴衰成败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到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当时晋商的足迹遍布于全国以至海外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省内，无论大小城镇，甚至偏远山区，都有规模不等的晋商产生，当时就形成了平阳帮、蒲州帮、潞州帮、泽州帮、汾州帮、太原帮、大同帮、忻州帮、代州帮、崞县帮等商帮。像临县这样的贫困大县，都曾有繁华的碛口镇；像右玉这样的穷县，也曾有兴盛的杀虎口……可见史料十分丰富。但如前所述，目前晋商史料的征集大多仍局限于文字资料，局限于明清时期，局限于晋中地区，这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宽晋商史料搜集的视野和范围，力求更广泛一些，全面一些。因而也把书名定为《晋商史料全览》。《晋商史料全览》是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分专题卷和地方卷。地方卷为综合卷，11个市各成一卷，按专题编排。《晋商史料全览》的所谓“全”，是相对而言，是尽力而为，事实上也不可能这一次就把晋商史料全部搜罗殆尽。我们力求做到“全”，一是指在时间上重点突出，主要收编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晋商史料；二是指在地域上全方位、尽可能地把全省各个市县及外省市有关地区的晋商史料收编进来；三是指在角度上多侧面，包括晋商的人物、家族、行业、字号、商埠、码头、宅院、店铺、商路、文献、碑刻、传闻、风俗和其他社会活动史迹等内容。
史料工作是史学范畴最基础的工作，就像盖楼一样，基础必须扎实牢固，否则楼房就会坍塌。史料工作这个基础打不好，就会给史学研究造成错误。因此，我们在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工作中，坚持了一个总的精神，就是重在存史，贵在挖掘，急在抢救。重在存史，就是强调严肃对待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对所搜集到的史料，我们都加以认真细致的整理、鉴别和考证，力求做到求实存真，一丝不苟，以真实地记录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贵在挖掘，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史工作者深入下去，发现和搜集各地具体的史迹、史料，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历史文献、文物古迹和民间口碑口述中深入细致地发掘学术界尚未公布的史料。这像采矿淘金一样，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急在抢救，就是要抓紧时间，特别是对那些年事已高、有“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的老人，抓紧进行访问；对一些很容易失传的老照片、票据账簿、手抄家谱和残碑碑文，抓紧搜集回来；对一些正在损坏的晋商店铺、宅院、码头遗址，抓紧拍摄下来。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史料征集工作，征集到上千万字的晋商史料。
在《晋商史料全览》编纂过程中，我们要求所有编纂人员要树立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精品意识，力求做到“三个体现”，体现史料性，体现晋商精神，体现完整性；力求做到“三个突出”，突出晋商名人，突出名老商号，突出地域特点；力求把好“三关”，把好政治关，把好史实关，把好文字关。一句话，我们力求向社会提供一套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实用性强、好看可读的精品图书。我们尽力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现在这套书就要陆续出版了，我们期待着读者的评判。
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的基础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而搜集整理史料的大量工作在市县。在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各级政协领导和文史工作者都做出了艰辛的努力，特别是基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人员少、经费紧、工作条件差的情况下，不辞劳苦，甘于寂寞，付出了许多心血，借此，我以编委会的名义，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并向支持我们编纂出版这套图书的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朋友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编审人员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我们工作水平还不高，本套图书一定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是为序。
2006年5月
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晋商文化 工商管理 革新
在我国民族商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明清时期的晋商曾执全国商业和金融业之牛耳，形成了中国当时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大商业集团，著名的有日升昌、蔚泰厚、大德通、复盛公等十大票号和王登库、靳良宇、范永斗、王大宇等皇商以及大盛魁通事行、复恒当典当行、河东盐商等商号。他们是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邦，在国际贸易中也是实力雄厚的商业集团。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晋商可以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并称为世界三大商人。他们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了晋商文化以及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商业精神，成为我国“儒商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典范，积累了一整套完整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方法，成为我国商业文化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工商企业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工商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就要弘扬中国传统的工商文化，坚持古为今用，与时代相结合，不断创新工商企业文化，深化现代工商企业管理的改革，不断增强其核心竟争力。弘扬晋商文化及精神，挖掘其内涵，将对我国现代工商企业管理改革与创新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晋商文化的主要内涵和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导，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可称作儒商，而晋商则是儒商现象的典型形态。晋商以儒家文化和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经营之道和价值取向，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渗透到整个晋商的精神世界，指导和维系晋商几百年的经营活动，形成了具有晋商文化特色的经商理念和价值观。具体来说，晋商文化及其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而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及客观地理环境的影响，造就了晋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正是这种艰苦创业精神为晋商创造了雄厚商业资本，使其驰名中外。如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奇能饶。”““晋商负货内外蒙古，跋涉数千里，于冷手冻足之季，行边野不毛之地，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灸；冬日朔风呼啸，天地晦冥，寒风凛冽，刺骨难熬；春秋狂风骤起，飞沙走石。”
（2）合作共赢的团队意识。晋商在其经商发展过程中善于利用利缘、地缘、亲缘、业缘为纽带资源，以撒网链接的形式进行团队经营，建立各种商帮。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如各商号、商人间出于稳定合作的战略合作考虑常有儿女亲家、师徒等亲缘关系，如祁县乔家出于经济、政治的需要，同祁县渠家、古县阎家、太谷曹家等都缔结姻缘关系，以扩展自己的社会势力。再如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市场和实现对某些行业的垄断，还在主要城市建立了团结同乡的会馆。以联号制的形式形成业缘性群体组织，由一个大商号统管部分小商号，从而在经营中发挥企业团队作用。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
（3）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晋商在创业过程中，勇于开拓，敢于冒险，不断创新。他们弃农经商，背井离乡，走出故里，闯关东，下江南，越戈壁，甚至跨出国门。他们大胆创新，发展金融票号，使民族资本和民族商业惠及全国各地。他们进行企业管理创新，新创股份制，采取“银股”和“身股”两种入股形式，清人徐珂称之为“出资者为银。平素经营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经理既受财东信赖与委托，得以经理全号事务，其权限尽乎独裁，而非独裁，实即集权制也。这种勇于开拓追求卓越的晋商精神是其在创业史上改革创新的巨大精神股，出力者为身股”，两种股在年终都可参加分红，极大调动了员工积极性。二是实行两权分离制，“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力量。
（4）竞合兼容的管理策略。晋商在经营管理上采取竞合相间的兼容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眼光敏锐，审时度势；积极主动，适机而上；协调关系，增强友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他们以高超的智慧和谋略运筹帷幄，取得巨额利润。他们“诚信经营，以人为本，以德治业”，善于经营管理，创建了良好的经营秩序，在商场上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形成持续不断的竞争能力，并取得显著的成效。如晋商乔家和曹家，他们初创时期基础相当薄弱，后来之所以发展壮大，驰骋中外商场，得益于他们高超的经营策略和精于管理的本领。
（5）立足诚信的经营理念。诚信理念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精髓。晋商挟信义而经商，不畏艰难，辗转千里，输万货以为人，赢百利而利己，立足于诚信，逐渐形成“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建立了“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的诚信理念。晋商之所以称雄商场五百年，正是因为晋商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商业道义，重诚信，守信誉，把诚信作为其经商的首要道德规范。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晋地从事工商业的领导、经商的企业家和工商业者们去认真思考，深刻反省的，只有积极去探索、弘扬和继承晋商的光荣传统和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重塑当代晋商的形象，重振昔日的辉煌，新晋商崛起和做大做强的雄伟目标才能实现。
二、晋商文化在现代企业工商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山西的工商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重新阐析晋商管理文化，以提高现代企业工商管理水平。这将促使现代山西企业文化固有的智慧得以历久弥新，为管理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智慧。
（1）晋商文化为新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在我国工商企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和晋商同时崛起的几大商邦，他们都有其十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商业精神，而且在现代都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挥，带动了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山西省有关部门为了改变山西封闭落后现象，开始研究晋商走向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历史足迹，以彰显晋商开拓创新的精神境界。于2005年8月组建“新晋商联合会”，新晋商提出要用传统文化凝聚人心，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重塑新的形象，要以地域文化为纽带，组团发展，创造“新晋商”的品牌；要重诚信，讲道德，建设完善的信用体系；要重视商业信息，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促进新晋商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全面提高。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同志在2006年10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不断赋予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凝聚和激励全省人民。”由此可见，弘扬晋商文化及其精神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2）晋商文化对现代企业工商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企业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员工所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循的一系列理念和行为方式及视觉的总和，通常表现为企业的理念、愿景、精神、价值观、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而晋商文化及其精神与现代资本运营相结合，把企业文化的创新看作是重要的资源，持续不断发展的原动力。由此可见，几百年积淀下来的晋商文化及其精神是相当丰富、全面且完整的，将会为现代工商企业管理改革与创新提供值得挖掘和借鉴的精神财富。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晋地从事工商业的领导、经商的企业家和工商业者们去认真思考，深刻反省的，只有积极去探索、弘扬和继承晋商的光荣传统和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重塑当代晋商的形象，重振昔日的辉煌，形成有利于新晋商崛起和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三、晋商文化在推进现代企业工商管理中的改革与创新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现代企业文化在如何面对经济文化的发展上有着更高而又迫切的诉求。而晋商500年的兴衰史所形成的晋商文化对企业文化战略的制定乃至整个社会信
用体系的构建，都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1）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模式。“以人为本”是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促进企业持续不断发展，形成创新企业文化和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基因。晋商一贯倡导“经商之道首重信”，其所推崇的人才的选取、培养、员工教育方式、公司管理模式等理念，处处体现了晋商追求诚信、以人为本的义利观。现代企业管理创新要坚持以人为本和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以市场为导向，加大人力、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同时，应当把诚信理念渗透于制度、管理、营销活动中，通过点点滴滴的细节管理，要坚持文化育人，以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为创立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经营管理上，要充分发挥企业员工参与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建立一种人人平等、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通过企业文化的有效熏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优胜劣汰；要打造企业的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和整体竞争力，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员工的待遇，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利益相关性，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经营理念。
（2）坚持诚信的理念，打造企业品牌战略。晋商在500年中用诚信维系着庞大的商业文明，造就了众多的百年品牌。像大德通原为茶庄，1884年改为票号，一直经营到20世纪50年代，历时100多年；日升昌票号从1823年创办到1914年倒闭，历时90余年；大盛魁商号更是经历了230年。品牌与诚信是相辅相成的。晋商在诚信的基础上创立了品牌，并用一如既往的诚信来维护品牌。现代企业不仅需要日积月累的产品积累，更需要一种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全力以赴树立品牌。有了品牌，企业还应当坚持诚信经营的原则，把品牌种在消费者心中，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度。因此现代企业立足于诚信，打造企业品牌战略，注意培育和形成良好的企业整体价值和品牌文化，大力塑造企业形象、产品形象和员工队伍形象，不断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有这样，企业才可以长盛不衰，品牌才可以永葆青春。
（3）弘扬晋商文化，加强政策法规、经营管理、技术体制的全面革新，打造经济强国。历史上晋商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对经营管理与商业行为的执著追求和永无止境的创造性。晋商的复兴就在于重新焕发晋商精神和创新意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去面对新时代工商企业的挑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重塑新晋商的良好形象。晋商的经验告诉我们，重商能使经济搞活。因此，我们要弘扬晋商文化及精神，挖掘其内涵，资助工商企业发展，兴企富民。国家有关部门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扶持工商企业的发展，在政策法规、投资和贷款以及税收等方面采取优惠策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决策机制、经营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依法经营管理，推进优化产权的改革；开发自我创造的潜能，坚持自我开发，走自主创新的品牌之路。要坚持走科技兴企的路子，不断增加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综合竞争实力，促进全国经济发展。
四、结语
中国的商业文化源远流长，从春秋末期的范蠡到明清的晋商、徽商，无不凝聚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和商业智慧，伴随之出现了很多闪光的管理思想，特别是中国最大商帮晋商，他们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晋商文化以及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商业精神是其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我国“儒商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典范，以丰富的内涵、鲜明的价值取向、详实的行为规范，有效地调整了晋商商业活动中的利益关系，促进了商人职业道德和人格素质的提高。作为具有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山西人文色彩的商业道德体系，晋商文化伦理揭示了商业活动中的道德规律，不仅在晋商的兴起、发展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是我国商业文化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工商企业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国管理学的研究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现代工商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就要弘扬中国传统的工商文化，坚持古为今用，与时代相结合，不断创新工商企业文化，深化现代工商企业管理的改革，不断增强其核心竟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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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发达,“逐末者多于务本之人”。同时期的山西商人(晋商),主要兴起于山西平阳、泽州、潞州、蒲州、汾州及大同等地。山西自古有经商的传统,明初实行食盐的开中和商屯制度,依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山西商人率先进入北方边镇市场,依靠贩运粮食、布等军需品迅速发展起来,并通过食盐行销与全国市场发生联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商人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品类日益增多,以至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商帮。
笔者通过对明清时期鲁商和晋商的对比研究发现,鲁、晋商帮既有经营理念和方式技巧上的相似性,又有相异性,并均取得了颇具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对祖先这一经商智慧的挖掘将有助于中国商业史理论的扩展与深入,更有利于现代经商实践。
一、鲁商与晋商兴起与经营方式上的相似性
(一)兴起原因
鲁商与晋商作为明清之际的两大地方性商人集团,在兴起之初,在社会经济背景、自然地理特征、政府政策的制定三个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
1. 社会经济背景。鲁商与晋商两大商帮都是在生产力水平普遍提高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内经济背景下兴起。明朝中后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已经日渐成熟,并引进了许多新品种。农产品的商品化普遍提高:商品粮销售量大大增加,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山东和山西两地出现了专门生产农产品商品的地区。山东的临朐县和山西的曲沃县种植的棉花几乎全部作为商品出售。手工业也快速发展,随着纺织技术的提高和工具的改进,棉纺织业已成为当时较为普及的手工业。农业的巨大发展以及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工艺技术的提高,不仅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而且为脱离生产而专门从事商业活动创造了非常充分的条件。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是两大商帮兴起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原因。
2. 自然地理特征。山东和山西两地的自然条件都是地狭人稠,使得人们只靠农业生产无法满足生存需求,所以有些人走出去开始了经商之路。明清时期的山东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产量低下,不能糊口,迫使有些人放弃农业而开始学做经商。山东多山地丘陵,山东的东部地区与中南部分布着大量的山地丘陵,不适合农作物种植,并且明清时山东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素有“十年九灾”的说法。“仅在明代,山东水旱虫灾,竟达数百次之多,清朝时期,山东的自然灾害发生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的268年中,山东曾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3年次,黄运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1]山西境内多山,地势起伏较大,地貌类型比较复杂,土地贫瘠,清代康基田在《晋乘搜索》中就提到:“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并且明清时山西人口众多,明代洪武年间山西的人口密度仅次于山东,这种人多地少的格局使得有些人只能弃农从商,从而导致山西商帮的兴起。
3. 政府政策的制定。鲁商与晋商两大商帮的兴起与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关。明代洪武年间,统治者废除了元代匠户长期服役的制度,放宽了工匠的某些权利,增加了工匠自由支配的时间。工匠制度的改善,为商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保障商品的顺利流通,洪武七年(1374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发行“大名通行宝钞”,规范货币流动领域。神宗时期实行的“一条鞭”赋税改革,放宽了户籍限制,使更多的山东和山西农民可以走出去进行经商。晋商还受到明初实行食盐的开中和商屯制度的影响,山西商人紧抓机遇,不畏艰难,利用地缘优势,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换取盐引,大显身手,驰骋商界。
(二)经营方式
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虽属于不同的地方商帮,但在经营方式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1. 依托地缘结帮经商。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最为典型的经营特点是以地缘关系为依托,以会馆为重要组织形式,重乡谊结帮经商。明清时期当时社会化程度不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为了抵御经商过程中不可预测的风险,鲁商和晋商借助地缘关系,在其活动的区域建立会馆、会所,相互扶持,同舟共济。如鲁商在北京、天津、关东地区等设立经营各种商品的会馆,晋商也在全国各地设立山西会馆,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山西人在北京经营票号所建立的会馆。鲁商和晋商依靠会馆组织,通过联络乡谊,维护同乡或者同行商人的利益;通过互通市场信息,了解各地市场行情;通过同籍商人之间的敦恰比,同情愫在商业上联成一气,建
立垄断;通过会馆同官府交涉实物,来解除‘商旅大困’的威胁”[2]。
2. 开展多种经营。由于中国版图辽阔和各地资源互补性很强,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大多数通过长途贩运将一个区域的物产运到另一个区域,贱买贵卖,赚取差价。他们往往经营多种项目,分散风险,增加利润。由于没有进入或者退出某行业的限制,明清时期的许多鲁商和晋商为了追求利润,减少风险,大多集地主、商人、高利贷于一身,操业非常广泛。只要是消费者需要的商品他们都经营,其中主要经营各地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如在吉林榆树县,清道光年间鲁商姜潍清开设了功成德商号,以经营杂货为主,后扩大经营,建立了油、酒作坊和金融、当铺等业,其联店、分店遍布关东各主要城市。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起初就做蔬菜、油面及杂货生意,后来逐渐发展到兼营钱、当、粮、茶、票号等业。
3. 官商结合。明清时期,山东商帮和山西商帮的大多数富商巨贾发迹的一大共同特征就是通过官商结合,借助政府的力量,走上富裕之路。山东半岛的登、莱、青三府商人大多为海商,为了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往往勾结地方官员,许多海商甚至以封建官吏的“义男”“厚生”的身份出现。山西许多商人在清初受封为皇商,到后期的捐官,晋商始终与清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之所以同政府联系密切,是同当时的封建社会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紧密相连的。由于当时商人社会地位较低,为了取得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必须和官吏相结合,通过官府的保护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官吏为了取得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愿意跟商人合作。正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官商结合成为明清时期山东商人和山西商人发迹的一个途径。 >
(三)资本运营
明清时期的鲁商与晋商,大多是平民出身,其资本来源靠长期积累,但是当生意做到一定程度,获得充足的利润时,其利润又流向了土地。
1. 资本来源靠长期积累。明清时期的山东商人与山西商人大多出身贫民、手工业者,都经历了一个艰苦
[ 论文网 ]创业的过程。他们从小买卖做起,从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开始,吃苦耐劳、艰难创业,资本一点点积累,直至开展大的买卖。清初,山东黄县人单文利和单文兴兄弟两人是制作绣花丝线的手工业者兼贩运商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前后,他们由山东来到沈阳,租下几间房子,创立了“天合利”作坊。刚开始规模很小,每天也就产20多斤的丝绒线,因为当地对丝线需求量颇大,获利丰富,生意很快就发展起来,他们买地建房,扩大面门,除在沈阳开设总店外,还在吉林、法库、铁岭、辽阳、营口等地开设分号20余处。晋商乔家商业的创始人——乔贵发,十多岁走“西口”,由于无本钱,跟一位姓秦的徐沟人,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后来又经营银炉,打造妇女头上戴的头饰,两个人同心协力,省吃俭用,苦心钻研经营,加之诚恳的待人接物,生意日见起色,最后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乔氏企业集团。
2. 资本利润流向土地。在封建社会,商人普遍存在“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经营理念。他们将获得的商业利润很大一部分投资在土地上。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重本抑末”的影响,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获利后首选就是投资土地,因此,积极投资土地是两大商帮资本流向的共同点。山东商人刘滋世经商“二十余年,田连阡陌,家垒数万金”。山西商人也对购置土地情有独钟,商人李因笃经商致富后广购土地,成为当地一个拥有良田八九百亩的大地主。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之所以把大部分商业利润投资于土地,主要是因为投资土地的风险小于投资其他产业,并且中国封建社会保证了地权的自由买卖。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投资土地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二、鲁商与晋商经营侧重点与精神观念的相异之处
(一)经营的侧重点
明清时期的鲁商经营观念比较保守,而晋商则不然。这种观念的不同使鲁商与晋商在经营区域与经营产品上存在差异:
1. 经营地区的差异。明清时期的商帮活动范围很广,远远超出了地方的小市场,进入区域市场以 至全国性的市。山西商人走得最远,他们服贾于京畿、三江、两
湖、岭南、东西北三口,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他们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小城市,乃至包括一些省份的农村。如蒲州商人王观“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历金城,已而转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城”。到清代,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对蒙贸易和西北、东北市场,而且插足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中国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
2. 经营产品的差异。明清时期中国地域宽广,各地特产不同,这为各地区的商人进行区域贸易提供了条件。山东和山西商人经营的产品也有所不同,由于发达的水路运输,明清时期的山东商人将本省沿海的鱼盐、山区丘陵的山货以及枣(聊城枣)、桃(肥城桃)、柞蚕丝绸、陶瓷器等特产运销外地。当时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纵横驰骋,名重一方。山西所产的较好的产品尚有泽潞绸、榆次布、汾酒、大枣、烟叶等,也为晋商所经营,但最重要的有盐、茶、票号三大项。盐商的称雄,是明代开中制度推行的结果;茶商的兴盛,是有一个与山西接壤的广阔的茶叶消费区域;票商的崛起,是国内国际贸易发展引起埠际间频繁的大量货币无法正常流通的结果。
(二)精神文化
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精神文化。由于地缘和乡土的不同,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受到不同的精神文化的影响。
1. 传统文化。明清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它极大地影响和规范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模。鲁商和晋商作为明清时期的普通民众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吸收和继承儒家商业**(仁义礼智信)的同时,又发展了本土民间传统文化。明清时期的鲁商除了受儒家学说中的商业**影响外,还受到管子学说中的四民分业、鼓励从商,务本禁末、士农工商并重,主张简约、消费适度,善于侈靡、以利工商,币有轨、平衡供求的工商思想的影响;墨家的任用人才、兼爱互利、生活节俭、团结尚同等方面影响;兵家的审时度势、出奇制胜、因敌变化、知己知彼、择人与任事等智谋影响。晋商在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崇商重利”的民间商业精神和价值观。晋商兴盛的一个原因是山西经商风气极盛且历史悠久,并且冲击着中国传统“读书做官”的价值观念。“养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的民谚就是最好的反映。晋商这种强烈的商业传统文化,促使了晋商“崇商重利”价值观的形成。
2. 精神信仰。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在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精神上的信仰与追求。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日常行为等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烙印。孔子成为山东商人崇拜的主要对象。许多山东商人会馆中都建有供奉孔子的殿堂,设有孔子的神位,并在每年孔子诞辰时举行祭祀典礼。据《民国上海县续志》记载:“上海山东会馆在二十五保九图吕班路南,光绪二十七年建,曰至道堂,祀孔子。”山东商人在会馆中供奉孔子神位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希望求得孔子神灵的庇佑,这是对规避经商风险的一种心理寄托;二是表明山东商人按照孔子提倡的仁爱、诚信、公平、忠义等价值理念去经商、待人。出于地域方面的原因,山西商人对关羽情有独钟,膜拜之至。关羽是山西解州池南常平人,以侠义忠诚着称,被尊为关圣帝君,故山西商人把关羽加以崇祀,希望得到关羽的庇佑以消灾降福。因此山西人每到异地经商,一经发展便集资修建关帝庙,以便朝拜神灵,求得保佑。他们还用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衡量和规范商业行为,摒弃欺诈行为,同时从关羽身上吸取无穷的正气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
三、结语
通过对明清时期鲁商与晋商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政府政策的刺激是两大商帮兴起的共同原因,依托地缘结帮经商、开展多种经营、官商结合是两大商帮共同的经营方式,经商初靠长期积累、发达后利润流向土地是两大商帮共同的资金运营方式。但我们也发现两大商帮由于受地域和经营观念的影
响,它们经营的地区与产品有所不同:鲁商经营地区较小,并且未深入到农村,主要经营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晋商足迹遍布全国,甚至还把触角伸到亚欧市场,晋商主要经营盐、茶、票号三大行业。鲁商的精神信仰是孔子,而晋商的精神信仰是关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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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晋商、徽商传统民居窗棂图案当代应用
中图分类号：TU2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民居发展的里程碑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十大商帮，而位列前列的晋商与徽商，可以说是富甲天下。在当时建筑作为一种表现财富较为直接和实用的手法，同时华美的建筑装饰又是建筑中表达情感最灵活的载体之一。晋商、徽商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状态下，将自己对社会的观点、对家庭的期望、对个人信仰的追求等，通过工匠之手，以雅致的木雕、砖雕、石雕等艺术表现形式落实在自己的建筑实体上。在众多的雕刻艺术中木雕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而窗棂图案在木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灵活多变的表现形式，表现着一个个传统民居建筑在装饰艺术上的丰富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情节。
晋商、徽商传统民居建筑中门窗类型比较
门窗是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通风、采光和通行的功能。在晋商、徽商传统民居建筑中，门窗是建筑装饰的主要载体之一，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最富有创造性的建筑构件。其构成形式丰富，与建筑的结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徽商有价值的建筑大多建于清明两朝，保存了大量建筑门窗木雕实物。门窗类型主要包括隔扇、护净窗、槛窗、和合窗、横披窗等，在徽商传统民居建筑中以隔扇为主。如图1所示，隔扇从上到下分别主要由窗棂、绦环板和裙板三大部分组成。窗棂也称格心，是装修的主要装饰部位；绦环板，俗称套环板，一般有上、中、下三块，中间那块由于其高度位置与人水平视线范围最近，其装饰也最为考究；裙板装饰一般以几何纹样装饰为主，相对于其它部位此处装饰最为简洁。
图1（作者自绘）
晋商所在的晋中地区由于其独特的黄土文化，创造出了独特的窑洞式民居，其形态与窑洞结构结合为上圆下方型，在晋商传统民居中，窑洞式门窗已不拘泥于结构形式，独立成为一种窗式形式，深受山西人民的喜爱。（图2）
图2乔家大院（作者自摄）
二、晋商、徽商传统窗棂装饰图案特征
中国古代传统民居窗棂装饰图案类型繁多。在相似的明清两代社会大环境与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徽商与晋商所在的晋中、皖南两地传统民居窗棂图案的表达方式是类似的，常常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表达特定的文化内涵，体现当时主人的情感追求、精神寄托以及审美情趣。本文按照装饰图案的题材内容将晋徽两地传统民居窗棂装饰图案的题材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几何纹样的抽象表达
几何纹样是最基本的装饰纹样，由直线、曲线和矩形、菱形等简单几何图形组合而成。在晋商、徽商民居窗棂装饰图案中，几何形态是十分普遍的图案题材，包括方格纹、步步锦、笼框、形(万)字、方胜、龟背锦、冰裂纹等多种形式，几何图案一般都是抽象表达，寓意比较委婉，如方格纹象征着主人很富有，却为人正直、高风亮节。步步锦内涵事业成功，作官步步高升、飞黄腾达的美好愿景。套方锦样式（图1），涵盖了四方、八角、十字图案的寓意，四方内涵有正统的意思，八角有吉祥喜庆之意，十字寓意大地的广阔。几何纹样含蓄的寓意和简洁的构成形态符合封建商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观，在晋中和皖南地区都运用广泛。
2、花草鸟兽的吉祥寓意
具有吉祥意义的花草鸟兽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装饰的主要题材之一。在晋商、徽商传统民居窗棂装饰中选取动植物作为装饰图案主要由于三个原因：一是某些动植物的自身具有的特点可以祈福或借物喻志；二是特定动植物名称中汉字的谐音可以表达某种寓意；三是中国古代人民约定俗成的吉祥物。
第一类的装饰图案主要体现了晋徽商人的文化追求。在封建社会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晋徽商人对文化有着很高的追求。在这种文化追求的影响下，第一类装饰图案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其具体范例有牡丹、海棠、梅兰竹菊等。第二类主要包括喜鹊、梅花鹿、蝙蝠、桂花等。喜鹊是中国传统的祥瑞之物，“喜上梅梢”、“抬头见喜”等是生活中常用的预示幸运的题材。第三类主要包括龙、凤、麒麟等我国古代传说中拥有巨大法力的神兽，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图腾，自古就是权力、神圣、富贵、吉祥的象征。
3、福、禄、寿、禧的生活愿景
福、禄、寿、禧是人们对前景生活的所有美好愿望与目标，晋商、徽商传统民居把此作为窗棂装饰题材的表达内容，直观的传达着主人的生存观念和价值取向，“福”寓意五福临门，常以“蝙蝠”作为福的象征符号； “鹿”谐“禄”之音，代表万事如意，加官进爵；“寿星”、“白鹤”、 “蟠桃”、 “松树”、“八仙”等来代表“寿”，生命可贵，长寿才是一切的基础；“喜鹊”寓意“喜”，又以喜鹊登枝来表达喜上眉梢的含义。在徽商传统民居窗棂装饰题材中，对蝙蝠的运用最为广泛，蝙蝠的形象被当作幸福的象征，并将蝙蝠的飞临，结合成“进福”的寓意，希望幸福会像蝙蝠那样白天而降，并以此组合出变化丰富的祥瑞图案。（图3）
图3宏村敬修堂窗棂图案（作者自摄）
4、吉庆器物的精神诉求
器物，最早专指尊彝之类我国古代祭祀使用的礼器，后来引申为各种用具的统称。成功的传统封建商人生活富足且深知财富积累的艰难，害怕失去财富，希望享受健康平安的生活，所以对于喜庆吉祥，趋利避害的诉求尤为强烈。在晋商、徽商传统民居窗棂装饰图案中，器物纹样中器物的取材主要有三个方面：
4.1喜庆器物装饰纹样。喜庆器物主要包括如意、花瓶、灯笼、绦环、绶带等。如意、绦环、绶带等纹样的使用，因其本身包含了吉祥福瑞的寓意，如意纹是喜庆器物纹样中非常常用的装饰图案，如意是我国古代的传统祥瑞之物，在晋商、徽商传统民居中，如意纹经常与万字或十字结合出现，有祝愿房屋主人万事如意，健康长寿之寓意。如图4中所示窗棂中部即为十字如意纹样。
图4a宏村敬修堂窗棂图案（作者自摄）b山西乔家大院窗棂图案（作者自绘）
4.2厌胜避邪器物纹样。厌胜避邪器物主要包括“暗八仙”、方胜、盘长等。厌胜避邪为制胜所厌恶的东西、避免或驱除邪祟之意，晋徽商人在门窗装饰中使用厌胜避邪器物纹样也是取避邪趋吉之意。
4.3文人风雅器物纹样。文人风雅器物主要包括博古杂宝、“四艺”、折扇等。这类器物纹样寓意高洁清雅，是主人对自身文化修养以及追求的表达，博古杂宝纹样是典型的文人器物纹样，学识渊博，博古通今是古代文人的文化追求，博古杂宝即体现了主人的文化内涵，也表达了晋徽商人对诗书传家的期盼之情。
5、忠、孝、节、义的礼制观念
传统道德礼义观念在被封建儒家思想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封建社会中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儒家文化道德礼义观念的熏陶。在晋商、徽商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中也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现象，在晋中乔家大院和皖南西递宏村的很多建筑中，有很多木雕、字画、彩绘等内容都反映了教化礼制观念，是当年家族中长辈对族人的勉励和训诫。体现在窗棂图案上，则主要表现为将能反映忠、孝、节、义等礼制思想的图案放在窗棂的中部作为构图的中心。其装饰图案的具体内容有二十四孝，桃园聚义、岳母刺字等。
新中式设计中对传统窗棂装饰图案的应用
日趋流行的将中式传统设计元素应用于现代设计中的设计风格，叫做新中式风格，在现代设计中表现形式为将传统装饰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及材质的巧妙融合，而不是简单的将传统装饰符号与现代装饰符号堆叠在一起，从而实现传统与当代的对话。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不断认识，对传统中式朴素美学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对现代中式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探讨分析晋商、徽商传统民居中窗棂图案特征，结合当代建筑设计及室内设计对传统装饰图案的应用，有以下的思考：
1、对传统窗棂图案的直接应用。随着人们对本土文化的深入认识，当代对传统窗棂图案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最多的手法为直接应用，即将传统窗棂作为装饰品直接运用在现代空间环境中，这种方式最为简单、直接，也十分有效的为空间增加复古韵味，烘托出传统的雅致稳重、端庄优雅、纯朴古拙的气质。（图5）
图5 北京朝阳区某餐厅入口（作者自摄）图6 北京石景山区万达广场某餐厅外立面（作者自摄）
2、对传统窗棂图案的间接应用。在现代设计中对传统窗棂图案的应用不应只局限于直接应用，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既要尊重和继承传统，抓住传统窗棂设计中的神韵和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内涵；又要打破原有设计方式的束缚，结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和精神需求，创造有时代感的中式窗棂图案，让传统艺术焕发新的光彩。
2.1化繁为简，化简为精。明清时期晋中、皖南地区的窗棂装饰图案有简有繁，华美与质朴共存。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西方美学观的影响和渗透，人们的审美趋向简约化，追求自然轻松的空间感受，所以在对传统窗棂图案不能简单的直接应用，应做到化繁为简，化简为精，给人的视觉感受既现代，又能呼应传统，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如图6，设计师提取传统窗棂中的十字如意纹样，运用重复构成手法进行组合排列，后置整面的玻璃幕墙，玻璃与实木的结合烘托出的空间氛围实现了传统的典雅与现代简约的完美碰撞。
2.2提炼组合，材质更新。我国传统窗棂材质以木制为主，而在当代设计中，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材质、新工艺层出不穷，为实现传统窗棂图案的当代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同的材质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纹理，将新材料如合金、锈板、玻璃等和传统窗棂图案结合，既让人有亲切感，又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图7)。
图7 北京地铁4号线吊顶图案（作者自摄）
2.3灵活应用，推陈出新。现代装饰表达中，对传统窗棂图案的应用手法多样，如将传统窗棂图案应用于景观设计中，如图8中北京莲石湖公园中的景观小品运用了回纹的变形，作为渗透空间，增加空间层次；或将传统窗棂作为一幅精美的艺术品来欣赏，起到纯粹的装饰作用；或用于建筑表皮，如国家体育馆鸟巢，运用了传统民居窗棂图案中的冰裂纹，与建筑结构完美结合，成为21世纪新建筑的典范。对传统窗棂图案的创新应用就是抓住其神韵而打破原有固定模式灵活运用，通过新装饰手法的应用使传统窗棂元素深入渗透到设计的方方面面，让传统建筑文化不断承传发展，推陈出新。
图8北京莲石湖公园景观小品（作者自摄）
三 结 语
研究传统是为了更好的延续传统，做到古为今用，本文通过探讨晋商、徽商传统民居窗棂装饰图案特征，并结合窗棂图案的当代应用总结出在当代应用中对传统装饰元素的应用方法，包括直接应用和间接应用，间接应用又包括化繁为简，化简为精；提炼组合，材质更新；灵活应用，推陈出新。当然对传统窗棂装饰元素的当代应用仍需我们不断的研究创新，在当代设计中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仍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楼庆西.中国传统建筑装饰[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二流是模仿。
三流是盲从。
看到拉面馆排长队的不便，日本商人安藤百福大胆创新，发明了方便面；偶然发现煤油能清除污渍，法国家务杂工乔利大胆创新，研制出了干洗剂。他们创新的智慧，让我不禁折服。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宋人学唐诗不像唐诗，明人学唐诗像唐诗。”他以为宋人学唐诗境界高，高就高在那一点“不像”上。
不禁为先生的高见舒眉浅笑。诗庄而词媚，正是因为宋人打破了前人的束缚，在继承中有所创新，才产生了与唐诗并称“双绝”的宋词。而明人完全模仿古人，“学唐诗像唐诗”，则显得毫无新意。
将“天上宫阙”的唐诗“引渡”到“人间桃花”的宋词，创新的光华熠熠生辉。
创新是一种选择，一种勇气，一种智慧。
有这样一群贫苦的人，他们不甘于困顿，却毫无造反欲望；他们感到拥挤，却不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不满足于心血仅浇灌身边的一方热土。于是，他们渐渐将目光投向远方。试图以男子汉的强筋健骨踏出人生求变的第一步，他们的步伐，沉重而响亮。
在变中求变，铸就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经营方式。“机智而不小心眼儿，厚实而不排他，不为蝇头小利而背信弃义。”这便是晋商当时独特的“大商人心态”，他们在中华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晋商神话”。
创新不是盲目地抛弃传统，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不是蛮横，不是绝对，不是极端，而是有辨别的继承、有远见的求变、有理智的提升，是用头脑、用眼光、用胸怀写就的大气。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达则久。”
十年浩劫之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东方悄然崛起。
是创新为中国带来生机与活力，是创新为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与温暖。
创新来源于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当我们沉湎于那些“雷”文化时，思索过它的本质吗?创新需要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的勇气，在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的2009年，中华民族该怎样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
创新的光华熠熠生辉，我们这一代青年肩负着国家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唯有创新，才能像桃花源中的渔人那样，穿过幽洞后，前方豁然开朗。
历史的烟雨湮没在浩渺中，人们在历史中苍老、隐没，但创新的光华永恒闪耀。
整体评价：
这是一篇立意深刻、语言质朴、思路流畅、文采飞扬的议论文。文章以“创新的光华”立论，紧扣材料，用钱钟书对于诗词的评说阐述创新的要旨，新颖贴切。“晋商神话”和“改革开放”两个事例有力论证了创新展现的光华，凝重有力。文章开头简洁明快、别具特色；结尾干净利落、意味深长；中间部分谈古论今，深刻而不鼓噪，严谨而不呆板，实为一篇难得的考场佳作。
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商帮园林；行商园林；海山仙馆；文化复兴
中图分类号：TU-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8-43（6）
1 清代三大商帮园林
历史学中严谨的商帮概念，是指一个松散的群体，并不是一种有严密组织和向心力的集团，只是一种基于地缘与血缘关系上的松散结合的商人群体。
清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迅速发展，商品行业和数量的增多，传统观念的逐渐改变，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在各地出现了具有帮派性质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发展受到地域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特点等等方面影响，导致每个商帮的经营风格、经营理念、行为规范也有差异，具有一定范围或层次上的垄断性。清代商帮以晋商、徽商、粤商最为著名，三者在交易对象、经营活动范围、经营的商品种类上都有不同。
明清前期的晋商，主要经营边贸的盐、茶，后期经营票号形式的金融业；徽商则垄断了两淮盐业；粤商则主要经营茶、丝绸、盐、陶瓷等。
三者尽管有很多不同的经营特点，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政治体制、“重农抑商”等大环境的背景下，它们都有着相同的爱好——买田置地建园。至于原因，叶显恩先生认为：“由于官府的庇护和享有豁免税收等特权而取得优惠利润的徽商，是一般商人所不能与之竞争的。他们并没有感到有改为经营商品生产的必要…… 所以，当商业资本超过经营商业所需要的数量之后，超过部分……则挥金如土地耗费在‘肥家润身上’……”①。此段话也适用于清代粤商中垄断十三行的商人群体。黄启臣先生认为：“纵观明清广东商人的商业资本的主要流向趋势，则是相当多数商人，把积累起来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商业资本用于购买土地宅屋，与土地相结合，转化为土地资本。”②建设豪华宅院，是明清商人使用商业资本的重要选择。他们暂时还看不到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发展的大好势头。
建筑是一种在时间流逝中存在于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国建筑文化，是按一定的建筑目的运用一定的建筑材料，把握一定的科学与美学规律所进行的空间安排，是对空间秩序的人为‘梳理’与‘经纬’。建筑是在时间流逝中存在的，建筑文化是空间的‘人化’，是空间化的社会人生。”③中国古典园林的外在表现形式受到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和历史进程的严格制约，无论是叠山理水技巧，或是一件小小的盆景、一曲短短的栏杆……，它们都与政治、哲学、艺术的众多领域相连，都可以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和命运中看到必然的原因。
地域文化与审美情感的差异，使得三大商帮的居住宅院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晋商宅邸以晋中“大院”为代表，它们是北方地域性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晋商大院深邃富丽，规模宏大，以四合院为基本结构，每个院子自成一体又相通。大院的整体结构以防御居安和传统尊卑有序的礼制为规划思想。徽商园林指“由徽商出资，建造在徽州地区，与徽州文化紧密相连，其造园思想受新安理学的影响，徽州建造、新安画派、徽州三雕为其主要造园元素的园林及园林化建筑群。”④徽商园林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民俗文化之精华于一身。风格独特，结构严谨，不论是景观区划还是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尤以民居、牌坊最为典型，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其雕刻内容多为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八宝及博古等。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均质朴高雅，浑厚潇洒。
岭南私家园林大约出现在汉代，从广东出土的西汉明器陶屋中，就能看到庭院的形象。清初，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因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文化也繁荣起来，私家造园活动开始兴盛，清代中叶以后日趋兴旺。在园林的布局、空间组织、水石运用和花木配置方面逐渐形成浓郁的地域特色，岭南园林终于异军突起而成为与北方、江南鼎力的三大地方风格之一。
2 行商园林别有特色
自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鸦片战争的85年期间，广州是多民族的大清帝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在 “一口通商”时期的岭南地区，十三行商人群体凭借垄断中西贸易的特权，获得其他商人群体无法比拟的利润，成为粤商的新代表。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代替传统的文人群体，成为岭南园林的主要建造者和使用者，开创了岭南园林的新局面。
行商园林又称“行商庭院，”⑤此概念最早由莫伯治院士提出。2003年，他在《艺术史研究》上刊发《广州行商庭院》一文，首次使用了“行商庭院”这一概念。行商园林，特指清代经营中西贸易的广州十三行行商群体，为满足其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外交应酬等需求，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兴建的私宅园林。行商园林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艺术水平上都达到了岭南古典园林的巅峰。行商园林是中国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发达的产物， 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同时，行商园林受西洋建筑文化的影响，吸收了西方园林的一些造园理念和建筑器材，可谓中国古典园林到现代园林的转型期作品。行商园林作为岭南古典园林的一种“大手笔”表现形式，既符合普遍性特征，又有其特殊性。
岭南园林的布局形式是“建筑包围着园林，而这类园林的特点是以建筑空间为主的庭园造园，宅居和园林融为一体，表现在园主人追求日常生活中实在的庭园，设置不在乎大与全，而在于实用”⑥性环境艺术。岭南文化的“非正统性”和“远儒性”，使得岭南园林不太重视儒家文化中的礼制，而追求园林的实用性。从园林意境上看，北方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强调的是宏大、壮阔、威严；而徽商园林受江南文人园林的影响，“ 隐”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意在构筑自己理想的天地。岭南园林则不同，它采用内敛型和扩散型相结合的空间结构，务实成为构园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岭南园林更富民间生活、市井商务气息。这些是岭南园林与北方园林、江南园林的本质区别。
行商园林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使用功能上。无论是北方皇家园林、私家园林，抑或江南园林，园主们主要追求回归自然，修身养性，同商务是隔离的。皇家园林中的“办公朝廷”是配置的。广州十三行行商群体因具有管理对外事务的职能，但他们却没有类似衙、署的办公场所，很多事务的处理都在他们的住宅区内进行。行商园林作为行商们的日常生活地、家族礼拜地、经营决策地，同时也经常进行一些涉外活动，承担政府办公、新闻出版、国宾招待等功能，具有徽商园林、晋商园林不曾有过的功能特质，因而有着不同的历史价值。
3 海山仙馆艺术成就
海山仙馆是行商园林中的典范之一。“既商、又仕、且儒”多角色的园主潘仕成以此作为的活动舞台（图1），演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活剧，为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1 收藏刻石、刊印经典的文苑作坊
潘仕成不同于一般的行商，他兼具士、商两种性格。他接受了儒家教育，在道光十二年（1832）的顺天乡试获选副榜贡生，可知传统文化素养很高。其人爱好读书、藏书、出书，这在诗文中有很多体现。兹略举几例为证。但见“重楼复阁交玲珑，中藏上古阴沉桻。三代六朝典雅供，堂隅罗列偶璜琮；汉时碑拓秦时铜，唐宋手迹纷成丛。”⑦此写海山仙馆收藏之丰富，既有古籍、汉碑拓秦铜器，更有唐宋名人书法。这不完全是虚词，而是实写。《广州城内》记载：“聚集在潘仕成房间里的古玩珍宝，主要由古代瓷器、青铜、竹雕、稀有宝石以及镶嵌的石头组成。” 可证海山仙馆收藏丰富，有“粤东第一”之称。“读古人书，当审所学，侈博雅，肆讥弹，固宜深戒。”⑧不仅爱读书，且会读书。“图书趣味，邱壑经纶”⑨亦证园主视读书为人生乐事。“我们发现一间正规的印刷作坊……。潘仕成向我们解释说，这间印书坊被用来拓印古代的铭文和越来越少的古代箴言。”⑩海山仙馆的印书坊出版的《海山仙馆丛帖》汇集了晋代至清代的名帖集刻，其中仅“兰亭序”就有十六个版本之多。海山仙馆藏书丰富，“水木别成村，有四壁图书，一庭风月。”！“主人妉古，蠹简发奇光。”@使得见多识广的何绍基大发感慨。园主不仅藏书，也热衷刊书，“万轴琳琅齐插架，校编全韵恰重修君校刊韵府” ，#园主选刻《佩文韵府》146卷。开刻于道光丙午年（1833）$的《海山仙馆丛书》，计有56种487卷，尚有书未刻完，共120册。“主客携尊共一痴，明窗读画且谭碑。镂成书苑千年玉，笼得才人几辈读。”%
潘仕成刻书讲究实学、博采中外，对中国刻书出版事业贡献良多。
3.2 文人雅士宴集、游赏的艺术乐土
潘仕成以好客闻名海内，海山仙馆是他招待宾客，宴集文人士子之处。 “友天下士，要识可宗，滥交游，矜势利，谅不屑为。倘专论文章意气，恐或失之。”^园主在此原则基础上，时常仿效兰亭修褉事，以文会友，切磋文章。兹录数句以证之。“雅集此名园，曾几番醉折红蕖，饱餐丹荔。”&“雅集”指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集会。“红蕖”、“丹荔”指海山仙馆的百亩红荷、满园红荔，用词恰当。“差拟兰亭娱日永，思从洛社继风流。”*兰亭、洛社的典故众所周知。“荔苑几更唐岁月，觞兰还续晋风流。”（指出了园址历史的悠久可以上溯到唐，也指出了该园从唐荔园拓建而来，延续了文士园林的风格。古时文人宴集，一般都会请歌妓、乐队助兴，或者就在青楼聚会。海山仙馆的文宴也不例外，有诗为证。“延年更结餐英会，排日笙歌喜屡陪。”）有乐队相陪。“云廊水榭摇银烛，鬓影钗光上镜台。”_“鬓影钗光”都专指女子而言，只能是歌妓陪客。“莫笑青莲徒傲视，须知红拂尚怜才。初秋合献黄花酒，高咏霓裳喜共陪。”+“青莲、红拂”都是史上名妓。士子与歌妓共唱名曲，向园主献酒。“一曲霓裳天上来，余音缭绕彻蓬莱。”1在这人间仙境的海山仙馆，诗人不尽叹曰：“园亭主客知是谁，觞咏强于褉事修。红藕花深画舫来，恍疑仙馆即蓬莱。”
由此可见，海山仙馆是为广州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机构平台。
3.3 中外贸易与外交活动的政治舞台
潘仕成凭借长期与外国人交往的经验，曾为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顾问。一些外交活动，就发生在海山仙馆（图2）。黄恩彤是潘仕成的上级，他在长赋中写到：“间且试水雷炮，造火轮舡，而大帅亦每假以宴，觌欧罗巴诸国酋长。”2考诸史料，知此言不虚。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潘仕成跟随钦差大臣耆英参与了条约的签订。31844年6月，顾盛以美国驻大清国专员身份在海山仙馆向耆英递交国书。据Biography of Elisha Kent Kane书中Elisha Kent Kane的信件中记载，中方在海山仙馆招待了美国使团，对宴会的细节描述长达26页之多。4Elisha Kent Kane是顾盛使团的成员，“此信写于1844年8月5号-6号，黄埔港。”5他亲历其事，记述真实可信。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记录：“拉地蒙东在阿尔美尼号上尉Fornier Dupla的陪同下，抵达黄埔港。在8月31号，向两广总督递交了一封信，要求见面。在9月6号，领事在舰长M. Fornier Duplan和其他8位军官陪同下，抵达总督在乡间的别墅。在别墅，Yang Kwangtung 迎接了他们，Yang 是广东的法官。”6据当时清朝的规定，两广总督耆英不可能拥有乡下的别墅，可以判定别墅是行商潘仕成建在荔湾湖畔的海山仙馆。
他还参与了清政府与法国谈判的全过程。1844年10月后，谈判从澳门转至广州进行。两国在广州谈判期间，作为谈判代表之一的潘仕成多次邀请法国重要谈判代表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与随团医生伊凡（Dr. Yvan）游览其住所。
潘仕成带领他们参观了海山仙馆里的印刷作坊，并让印刷工人展示了印刷书籍的流程和环节。“潘仕成把我们领入制作绘画的工作室，艺术家们正在这里忙着复制古代的绘画，这就使得他从珍贵的绘画收藏进入亦儒亦商的产业。”7他们走进了海山仙馆的化学实验室。潘仕成在此制造用于炸药的氮化酸，并制成攻击外国军舰的“水雷炮”。参观海山仙馆的活动是整个中法谈判的重要环节。
3.4 最先融合中西建筑词汇的典范
岭南地处沿海地带，在清代中期的“一口通商”制度下，广州成为唯一的外贸窗口，西方商品首先经过广州输入内地。受广州十三行夷馆区的西方建筑影响，行商园林开始大量使用西方建筑词汇，表现出西方建筑语符的特点，为岭南园林语系补充新的养分（图3）。
海山仙馆在继承岭南古典园林造园的理念，使用极具地方风格的池馆式水庭的手法，并吸取了西方园林利于公共游览和室外聚会的游赏特点。海山仙馆“导清流而为治兮，擢千茎之菡萏。区方塘而作田兮，蕃百亩之菱芡。”8造就了“一大池，广约百亩，许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波渺瀰，足以泛舟。面池一堂，极宽敞，左右廊庑回缭，栏楯周匝，雕镂藻饰，无不工徴。”9“堂”紧依“大池”，建筑围绕中心水域分布，通过水体形成降温阴凉的小气候，是岭南园林的典型特征，海山仙馆在此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达到了“曲房媥娟而冬燠兮，高馆爣阆而夏凉”0的效果。不同于众多的私家园林，海山仙馆以其开放性而著称，“当其盛也，凡四方知名士，投刺游园者，咸相款接。以故，丝竹文酒之会，殆无虚日。”-这是海山仙馆受西方园林游览习惯影响，而做出的改进，因为它不仅是私家园林，也是清政府外交的舞台，时任广东巡抚黄恩彤赋曰：“而大帅亦每假以宴，觌欧逻巴诸国酋长。”=另外，海山仙馆使用了大量的西方装饰元素。据中法《黄埔条约》的法方随团医生伊凡（Dr. Yvan）记载：“这座迷人的宫殿，就像玻璃屋一样。…… 所有房间的装饰都体现了欧洲奢华与中国典雅艺术的融合：有华丽的镜子，英式和法式的钟表，以及本地特产的玩具和象牙饰品。”Q玻璃镜子、钟表都是通过广州十三行进入中国的，行商们利用自己的优势，率先把西方物品应用到家居装饰中。“潘仕成那刚刚建成的豪华大厅……，不同颜色的木板做成的地板上放置着漂亮的设备；天花板就像个神龛那样镀了金。地板、飞檐和墙壁因涂了奇妙的清漆而亮光闪闪，这些清漆使得所涂之物看起来就像一块块被切割、打磨的大理石、斑岩或者其他的稀有石头。但所有的奢侈品都显的冰冷和不舒服……。潘仕成把中国的华贵与欧洲的舒适有机结合在一起；或许他是为了不激起拜访他的外国高官带有偏见。”W可见，海山仙馆使用了西方的饰品装饰家居，尽管艺术水平还不很高，但已反映出中国建筑对西方建筑艺术的回应。
4 海山仙馆的文化复兴
当中国正对“康乾盛世”山呼万岁的时候，西方各国相续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当中国正陶醉在“天子之国、万邦朝贡”之中的时候，世界已进入了全球商品经济时代。在不思进取的封建王朝统治与腐朽思想禁锢之下的清代三大商帮或迟或早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然而相伴而兴的商帮园林的艺术和技术却是价值永存的。
大量“十三行研究”文献对海山仙馆文史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海山仙馆的造园的功能目的、结构特色，相关岭南艺术——诗词、歌赋、文学、语言学、书画、匾联、碑刻、工艺精品，做了一番考究，这为进一步传承岭南文化艺术，推动岭南古典园林艺术发展，并加入WTO，进一步走向世界，功不可没。因为任何一次“文艺复兴”运动都证明为历史进步的一种积极形式，而历次运动式的“大拆大建”都证明是对文化的一种消极破坏行为。
对海山仙馆关联学术——印刷、动物学、园艺学、水利学、建筑学、治河（湖）工程、炮舰火器、外交谈判等等的研究，不仅对继承和创新传统中国园林工程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当代广义的城市化建设也有积极的促进。狭义地讲，商帮园林的衰落与园主经济实力的下降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更与国家经济体制大环境变迁具有内在的联系。研究其衰落的历史过程，不仅仅对如何更有效的经营当代园林有促进作用，而且对社会制度模式的改革设计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园林文化史的角度出发，采用学科交叉法，比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归纳分类法加以研究也是很有效益的事。将十三行时期的国际交往、中西文化碰撞、全球海上贸易等历史事件，结合建筑文化造园技术进行综合分析，厘清对海山仙馆的影响。归纳分类法可对海山仙馆不同建筑、装饰风格进行归纳分类，找出贯穿其中的时代特色和人文精神。尝试运用诠释学的方法，研究海山仙馆的珍贵遗构、图文信息，并结合其他最新资料，为十三行历史名园的艺术复兴提供参考佐证，于原址或异地还原海山仙馆的部分或全部历史空间艺术，更是一种积极的有形的物质行为。
历史上有过不少修复、复兴名胜古迹的事迹。中国知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指出，严格按原地址、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四原则）复制的历史建筑是具有艺术价值、文物价值、纪念性价值的。晋商园林多在山西大院之内，上个世纪几乎破坏殆尽。现有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等晋商园林得到了修理恢复，展现出当年的晋商文化特色。同样属于徽商园林代表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住宅园林在原址上复原，早已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从全国复写的《红楼梦》大观园来看，基本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或许有的已超过当时、当代的园林艺术。其进步意义不仅在传统园林艺术的复兴上，更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海山仙馆”是广州的“大观园”。呼吁当今的成功人士学习园主潘仕成对岭南文化、对岭南园林艺术的继承与追求，支持复兴海山仙馆行商园林，这样的努力，必将得到历史的认同。
注释：
①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度》。安徽人民出版社。引自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509页。
② 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③ 王振复：《中国建筑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④ 赵峰：《晋商大院与徽州园林的审美文化阐释》，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5页。
⑤ 莫伯治：《广州行商庭院》，载《艺术史研究》。
⑥ 陆琦：《岭南传统园林造园特色》，载《华中建筑》，1999，第4期，第119页。
⑦ 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局，广州美术馆编：《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 1999年版，第37页，夏銮文。下文中注释多处引自于本书，为简洁起见，注释来源本书者，皆简写为“同注7”。
⑧ 同注7，第37页，园主诗。
⑨ 同注7，第37页，园主诗。
⑩ （法） 伊凡：《广州城内》，第13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 同注7，第39页，程矞采诗。
@ 同注7，第40页，何绍基诗。
# 同注7，第42页，金菁茅诗。
$ 参见《广州大典·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册。
% 同注7，第40页，何绍基诗。
^ 同注7，第38页，园主诗。
& 同注7，第38页，廖甡诗。
* 同注7，第42页，鲍俊诗。
（ 同注7，第43页，陈其锟诗。
） 同注7，第42页，金菁茅诗。
_ 同注7，第42页，董作模诗。
+ 同注7，第42页，鲍俊诗。
1 同注7，第42页，董作模诗。
2 同注7，第41页，黄恩彤赋。
3 《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406卷，“道光二十四年六月戊戌条”。
4 （美）Elder William，《Biography of Elisha Kent Kane》 （Philadelphia，1858） ，第65页-73页，纽约公共图书馆版本。
5 同上注，第6页。
6 《中国丛报：1832.5-1851.12》（Chinese repository ：1832.5-1851.12），第13卷-第 270页。
7 （法）伊凡：《广州城内》，第1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8 同注7，第41页，黄恩彤赋。
9 俞洵庆：《荷廊笔记》（卷二），第4页，清光绪11年，羊城内西湖街富文斋承刊印版。
0 同注7，第41页，黄恩彤赋。
- 俞洵庆：《荷廊笔记》（卷二），第5页，清光绪11年，羊城内西湖街富文斋承刊印版。
= 同注7，第41页，黄恩彤赋。
Q （法） 伊凡：《广州城内》，第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W （法） 伊凡：《广州城内》，第133-13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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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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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旅游院校；托管景区；管理模式
旅游是一项高层次的文化消费行为。旅游在我国内地起步较晚，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在于内地经济发展从横向上来说相对落后，全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相应偏低，再加上GDP指挥棒的鞭策，所以政府对旅游行业的主导性也就不够明显。还有就是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化水平相应不高，这些都客观上决定了旅游行业在全国整体行业的比较中显得有些滞后。近十年来尽管旅游业的发展保持了较高的增量，但是，由于起点很低基础薄弱，其发展水平也就不言而喻。而行业的迟滞直接影响着为本行业人才的培养，旅游教育领域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内地也是刚刚迈出了探索性的步伐，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教育理论和序列定位。
这样，旅游高职教育要想走出去，形成自我的品牌优势并赢得行业的认可很是不容易。学校的发展相应就会面临专项资金投入不足，缺乏积极灵活的实习就业机会，教师缺乏一线管理的实践经验。没有国家相应政策的专项扶持等情况。在这样一个职业发展背景和教育发展背景下，旅游高职院校走出去，自己探索一条较深职业背景和培养优秀学生的道路显得尤为重要。我院正是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同类院校的前列，当然，作为第一位吃螃蟹的人，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可预见，但是经过这种自加压力式的痛苦历练，教师得到了景区管理的一线经验，学生得到了专门职场氛围熏陶，高职教育的就业目标也就随之实现。
一、旅游院校推出托管景区教育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从山西省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全省人文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特别是以文物古迹资源见长。而旅游资源大省却并未转化为旅游产业强省,除了政策和历史的原因外，其旅游资源的吸引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想把丰富的旅游资源地变为熙熙攘攘的旅游目的地，不可能脱离全国旅游客源的有序流动。从国家倡导支持的第一个旅游黄金周至今，是我国旅游客源市场的成型阶段。初级旅游消费者产生后，首选的旅游目的地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资源旅游地,这样山西省也就很难成为这一阶段旅游者下意识首选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的不发达和旅游基论文础设施的相对落后，直接影响到旅游产业的升级和优化，也间接影响到旅游教育行业就业岗位的设置。另一方面，全省旅游教育鱼龙混杂，竞争异常激烈。全省旅游院校以及开设旅游专业的院校达70余家，与我院具有同等学历层次和教育教学水平的旅游院校有两家，老牌本科院校开设旅游系、旅游专业的有5家等等，这仅仅是粗略统计，但是已经充分说明了竞争的严峻态势。那么，从我院自身看，尽管在全省旅游办学最早，积累了一定的旅游办学经验，但是和全国高职院校一样，高职序列办学经验仍显不足。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只有主动把自己放到行业和产业的风口浪尖，在工作和管理一线让教师获取经验，让学生熟悉职场氛围，才能培养出具备一流旅游产业技能的高素质优秀毕业生。
二、为何选择榆次后沟作为托管景区
旅游高职院校全方位托管旅游景区在全国是首例。走出去显然也是一种尝试，但是，又不能够走得太远。距离近便于学校成为景区管理中人力财力物力的补给站。显然也不可能选择一所享有声誉的品牌景点，因为如果那样师生很难找到广大的发挥空间，而且品牌景点也绝不允许我们去尝试。学院锁定榆次后沟的优势在于：政策上，榆次区政府在做大旅游产业上亮出了打造“一山一城一村一院”的大手笔。紧靠晋商故里，与周边景点容易形成景区集群，便于借助晋商品牌打造后沟品牌；并且后沟的民风民俗建筑特征浓缩了黄土高原偏远农村的特质，可以从此特征抽象提练出黄土高原的旅游亮点。后沟居民现在仍然是散居于景区，便于我们挖掘后沟景区的人文素材。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后沟景区存在的一些先天不足：作为黄土高原的古村落，缺水限制了景区自然景观的品味。后沟离榆次中心区约30公里，离常家庄园、榆次老城及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约25公里，其间没有高等级旅游公路相连，要想与这几处景区联合创立品牌，基础设施显得有些不足。后沟景区内各景点属于散落布局性，景观的整体感较差。
三、后沟景区的发展定位
山西是晋商故里，尽管这一段历史和山西久远的文化相比显得有些单薄，但是，作为旅游品牌，这样的一段历史更能代表山西的人文发展脉络。后沟作为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的缩影，显然与晋商品牌一脉相承，可以作为晋商专线旅游品牌的辅助资源，也能够成为晋商文化专线的重要补充。全方位发掘这个小山村作为晋商故里的历史必然和深刻内涵，将其打造成黄土高原农耕文化旅游的样板景区，与榆次乌金山景区一体化发展，实现自然旅游景区和人文旅游景区吸引力互相配合。客源市场瞄准了晋中市周边，特别是太原和晋中两市居民的短期节假日观光市场和周末近距离休闲市场。具体来讲，应从广告宣传和市场拓展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后沟景区属于中小型旅游景区,其除了完成旅游产业创业功能外,还担负农村社会服务功能。创业功能可以使用社会游动自由资金，但是，后沟的发展前景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吸引这些资金。不仅如此，景区有限的收入还需要照顾到当地居民的利益。这样，景区的投资能力极为有限，不可能通过大鸣大放的媒体广告效应将景区的形象推向广阔的市场，只能把有限的资金合理配置，逐渐稳步培养后沟景区良好的品牌形象。首先需要重视区域广告宣传。后沟景区的主要客源应定位在省府太原经济圈辐射范围内的人群。
因此，在广告宣传方式上，使用区域性广告媒体显得尤为必要。太原市目前正在打造现代宜居文化名城，晋中市榆次区目前正在努力实现与省府的同城一体化发展，两市的文化宣传和挖掘离不开地方或行业杂志报刊；后沟景区可以借此东风靠此渠道。一方面，行业杂志相对于大众媒体来说，广告宣传费用相对较低，可以有针对性地通过行业杂志将景区信息免费投递到旅行社、高档写字楼、住宅小区、酒吧等具有一定消费水准的准客户群手中；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两市街道规范化展示灯箱、车体广告、候车亭广告等载体，将杂志的窄众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能在区域品牌宣传上，展现强劲优势。广告品牌形象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缓慢的培育过程，因此，在品牌形象的宣传上，应做好系统性、阶段性的广告宣传规划，不能一蹴而就。市场拓展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后沟景区作为一座中小型景区，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
后沟景区的市场目标群主要需要在如下几个客源市场下功夫。首先是旅行社，特别是连锁和联盟形式的旅行社是后沟景区主要的客户来源。要做好与旅行社合作渠道和模式的建设，探索一条对方有利我方薄利的利益驱动机制。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旅行社带来的客源增量对景区的认可度和兴奋点上，迅速发掘出本景区的魅力点和卖点。
而后根据客源反馈信息逐步稳健调整双方利益驱动机制。作为中小型和资源禀赋不是很强的景点，决不能将市场关注点过分集中到急于求成的门票收入上，那样只能适得其反。其次是散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逐步下移，居民的旅游动机潜力也正在逐步释放。在此释放过程中，节假日短途周边小憩的旅游活动形式是主要的散客来源。因此，后沟景区应抓住两市固定节假日的散客客源，通过举办一些农耕文化节等专项活动去带动景区周边散客市场。客人到位后，还需要用过硬的产品和细致的服务赢得和稳固散客市场。给游客留下到农村旅游只是地方不同，但服务品质和城市一致的印象。再次是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协会、联盟等客源形式。如品鉴山西联盟、太原旅游协会、太原饭店协会等等。这些联盟和协会掌握着一定区域内旅游消费市场的前沿信息和各层次旅游客源。与他们保持好联系“，借壳生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客源市场开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