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天瑜的当代艺术

韦天瑜作品数量不多，而且时间跨度很大。从他1988年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创作展的作品《生存系列・生态》、《生存系列・文化》、《师傅》、《乌船・空巢》等装置作品到他出国10余年后重新回到中国美术学院任教所创作的《存在就是言说》、《进？退？停？》、《杂音碎片》、《社会契约和被抛弃者》等影像作品和装置作品，却有着惊人的思想、情感以及关注问题的角度的连续性。

韦天瑜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生存系列》即在思考着传承和断裂、社会与生态、生存的继承性和创造的否定性与颠覆性等等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用现在比较时尚的说法是“在场”。生命的美好前景从来就不是自然成长的结果。他们需要抗争、矛盾、甚至生命的祭献，而文化的继承主义总是粉饰着一个一帆风顺的生存行进曲的田园牧歌。主流文化的粉饰性总是让人类为生存的光明前景付出昂贵的代价。

出国10余年后，韦天瑜从美国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的创作，从形式、手段以及文化视野上空前放大了，也更加多样化；心态解脱，分析问题更加冷静，其作品多是理论的思考和对生存问题的思考，不论是文化意义上的还是社会生存意义上的，都着力于简化为简单明确的生存问题的质询。所以我说他是“拷掘在场”。这个“在场”就是指生命的人文意义存在。因此，现象上看似中断，而文化血脉上的内在关系却一脉相承。

《生命的过滤》告诉我们文明的成长和人的成长的内在关系，而文明就是一个过滤过程。《杂音碎片》就是这种“过滤”的结果。我们的媒介――作为文明的传声筒，我们永远只能听见杂乱的不完整的声音。我们持续地进行图像消费和声音消费，而不是倾听。《进？退？停？》永远变成了一种迟疑、犹豫，前进和行走变成了一种“悬置”。《社会契约与被抛弃者》成为了一种文化共谋，契约即是等值于被抛弃，因而造成精英化的自我堕落。他的特别尖锐的一件批判作品是《进口苹果》，挪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样式，写意化地描绘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共生相，物欲化和符号化的身体的影子热衷于吞食进口的智慧的生命之果。作品诙谐轻松，却又让人心酸，结果是忙乱而毫无意义的《忙乱一生》，唯有躯干的行尸走肉。

这让我想起两本书。一本是出版于1995年，由美国的福兰克和菲利普・库克教授所撰写的《赢家通吃的社会》，以“马太效应”为核心概念，预言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于上流社会，形成赢家总是赢家，输家总是输家的社会状态。日本学者三浦展于2005年出版了《下流社会》，与上书相反，是说“下流社会”不“下流”，而是不愿意为了物质消费和通过社会竞争而跻身“上流”，甘愿“下流”；这是针对当代社会的庞大组织的疏异感和陌生感的“快乐退却”。这似乎从两个端点说明了韦天瑜的艺术思考的针对性的意义与价值。

韦天瑜，1956年生于上海，是后浙江美术学院第一批雕塑本科生，也是第一批雕塑研究生。当年由于其作品“太现代”之故，差点没有获得硕士学位。1991年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邀请作为访问学者赴美，一去10年。2001年回母校后，筹建综合艺术系，将当代艺术教育纳入学院教学。2004年调到上海，任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副院长。曾策划杭州西湖公共艺术项目和策划上海2007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天行雕塑园”，同时正在进行上海2010世博园区公共艺术策划

(责编马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