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戚继光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摘 要：明代的名将戚继光，在其著作《练兵实纪》卷9《练将》中提出兵有将德，心术为先，是谓正心术。心术正则武艺精，戚家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长盛不衰和这一军事伦理思想的运用，不无关联。同时，透视戚继光的兵法思想，不仅可以传承武德文化精髓，也可以为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心术；伦理；武德；军人

一、 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的思潮渊源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 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山东登州人，是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军事家，著有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兵书。他的军事思想的创立，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前是奠基阶段；嘉靖三十四年到隆庆元年（1567）是形成阶段；隆庆元年到万历十一年（1583）是发展阶段；万历十一年以后是完善阶段。

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世家，从小立志报国，嘉靖二十五年，十九岁的他就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卫国保民决心。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日本诸侯支持的海盗商人、武士、浪人利用汉奸，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南沿海地区，沿海广大地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的战事给了戚继光一个精忠报国的机会，从嘉靖三十四年到四十五年（1555年—1566年），他在东南沿海先后作战十二年。嘉靖中后期，中原地区不时受到数十万蒙古部族的进犯，外夷先后掠夺了玉田、荆州、昌黎、抚宁、乐亭等地，贼势汹涌，使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戚继光再次临危受命，于隆庆元年（1567年）被调往北京，任总理荆昌保练兵事务（今时相当于司令一职）。以他的经验，深知蒙古部族的骑兵远胜于乌合之众的海盗，明廷如果没有一支精兵强将作为后盾是不足以守卫江山的。他在任期间，针对敌军的作战特点，一手组建了车兵、步兵、骑兵，组成协同作战的车步骑营。此外，戚继光还结合自己多年行军打仗的带兵心得，制定了练兵的具体条款，发放到将士的手中，使军中人人熟悉这些条款，严格施训。他把这些条款汇编成书，就是《练兵实纪》的母本。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条令的汇编。全书分前九卷和杂集六卷两部分。重视练将是《练兵实纪》的特色之一。练将就是把将领训练成德、才、识、艺兼备的人。在第九卷《练将篇》中，第一条就是“正心术”“将有本，心术是也”，心术正，就能够“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上做去”“不以死生患难易其念”“此为将之根本，建功立业，光前裕后的一道通天符契也”。他在书别强调将德和心术的重要性，认为缺失了德的人，即使有张良、陈平的智谋，也是靠不住的。

人们都知道戚继光是抗倭名将，那是对他十二年抗倭文韬武略的评价。其实，戚继光也是御虏名将，他先后多次将来犯的蒙古族部落击溃，让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再次败于戚家军之手，这不是偶然，因为戚继光不仅善战法也善育人。我们通过《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得知，《练兵实纪》该书成于隆庆五年，也就是说，书中的内容是他在“抗倭+御虏”两个阶段的总结。从史学角度看，它最早提出了练胆和练将这两个命题，特别是由练将—将德—正心术等思想的过渡，体现了戚继光的带兵育将的思想。在明代，戚继光的兵法最多提升到谋略的高度，没有升华到哲学的层次。可是，这不代表他的思想就滞后，深入了解其书，会发现字里行间之中有未发一言，深解其意的妙处。

民间俗语：“蛇，无头不行。”这是对领导层的重视。戚继光的“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可以说是高层次武德教育，是以军官为教育对象，对军官进行修身正心、勤职敬业的品德修养教育，也就是将德教育。所谓“正心术”，就是以传统的儒家“正心”说为宗旨，以军事活动尤其是养兵用战的实践需要为依据，对军官端正思想作风提出具体要求。

当然，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之所以能威震东南，流芳千古，从根本上说，在于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更身怀高尚的武德情操，而“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这浓墨重彩的一笔已记于兵书，彪炳史册。这一思想的成因，在笔者看来：绝非偶然。

二、 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的将德特点

“心术”，可指心意的动向和性质，也代表居心。《管子·七法》：“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及其军事思想家都很重视军人道德自我教育和品质养成，春秋时期孙武在他的《孙子兵法.计篇》中提出“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主张用爱卒、赏罚、上下同欲等方法对军人进行道德教育，增强内部团结，做到令行禁止，培养军人的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等意智品质。笔者认为，这些军事伦理思想和戚继光提出的“正心术”伦理思想同出一源，其目的都是培养造就符合本阶级需要的军人。

戚继光把“心术”视为将帅立身治军的根本，意在说明，欲立将必先“正心术”；“心术”正方能将“本”固；将“本”固方能将身立，御治三军方能“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概要说，戚继光的“正心术”伦理思想特点主要有两点：

第一，注重将德，兵儒融合。在戚继光所著兵书《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中兵儒融合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用儒家思想来解决军事问题。整个《练将》篇的26条“约之以一言，其曰：‘正心术’而已矣’”，认为“气发于外，根之于心”。勇气不过是良好心理素质的外部表现。出自内心的胆气才是真正的胆气，而出自真正胆气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因此，他得出“练心则气壮”的结论。练气必须从练心入手，练心是根本的。纵观《练将》篇中大部分是正心、修身的内容，如立志向、明生死、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等，充分运用儒家思想观点，解决兵家治军思想更为完备和成熟。戚继光强调练心，强调要练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可怎么练？“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道，每身先之，以诚感诚。”“倡忠义之理”“以诚感诚”也是儒家思想。戚继光的思想特点就是，他笃信儒家经典但不拘泥于传统套路，不是纸上谈兵的死板教条，而是运用儒家思想解决当时军事上的问题，先后创立了“治心”、“练心”思想，做到举一反三，推陈出新。

同时，前文中笔者提及，戚继光自幼善读书，他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国学经典是熟之于心得的。按照儒家的说法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治国，平天下首先是修身，而修身要先正心。戚继光自己深谙“知心性之源头”的道理，提出“正心术”的思想，运用儒家思想侧重于将领和士兵的思想修养方面，弥补了过去兵学阐述的空白。将有将德，心术为先。可想而知，一支养德铸魂的军队是从内而外的强大且不可战胜的。戚继光的“正心术”思想，因战事频频的明朝中后期时政而酝，由传统儒家思想启发而生，这是武德文化的一种延续。

第二，克己复礼，以除“心寇”。在戚继光看来，做一名优秀的将领，必须养成七种品德，包括“正心术”“立志向”“明死生”“辨利害”“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即将领要端正思想，要志向远大，要不计较生死，要明辨是非，要做一个好人，要保持操守，要度量宽宏。同时，优秀的将领必须克服7种缺陷，包括“声色害”“货利害”“刚愎害”“胜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即将领不能贪恋声色，不能贪图钱财，不能刚愎自用，不能嫉贤妒能，不能阿谀逢迎，不能意志消沉，不能贪图功名。再者，身为将领，还必须具备十二种素质，包括“尚谦德”“惜官箴”“勤职业”“辨效法”“习兵法”“习武艺”“正名分”“爱士卒”“教士卒”“明恩威”“严节制”“明保障”，即将领要谦虚谨慎、遵守官箴、恪尽职守、效法先贤、熟知兵法、熟知武艺、确定名分、关心士卒、注重训练、恩威并重、懂得节制、牢记宗旨。若具备上述谦虚之德，便可以“上则爱之，下则戴之”；便可以更好地发扬“正心术”等七种善德，更有效地防止“声色害”七种恶德。这些要求和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相契合，包含着中国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修养方法，强调约俭己身，以德躬行。

所谓“心寇”，从道德心理上说，就是道德行为主体内心的不道德因素，亦即心境中存在与活动着的“恶”。因为这种“恶”会腐蚀将帅心灵，导致身败名裂，实际上是思想上的“敌人“，所以戚继光把它称之为“心寇”。他认为，为将者不仅要“能剿外寇”，而且要“能攻心寇”。对于御军之将来说，仅仅能战胜外敌而不能根除心腹之敌，还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军官。因为“一身之安危系乎心”，“心寇”不除，难以立身；将身不立，又岂能完成守边御敌的使命？所以，“善为将者”必当先除“心寇”，以“治其心”。

三、 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对我军官兵加强思想道德的启示

“戚家军”堪称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这取决于“戚家军”良好的军人素质。这些素质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武功与武德。而为史书赞誉更多的，则是其良好的武德风貌。历朝历代，精兵强将自不在少数，德才兼备且谦尚有德的则是寥寥无几。

“练将”一词是对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的一种外化，也是戚继光首先提出并作出系统论述的。将领是军队的灵魂，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在什么时候，缺少优秀的将领，都不能缔造强大的军队，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前文对戚继光军事伦理思想成因和将德特点的解析，对加强我军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诸多启示。

启示之一：以将德律己，凸显军官示范作用强士气。为将者德为先，才居次之。在笔者看来，就是上行下效强调执政者的表率作用，和“正人先正己”相互补，具有积极意义。一支军队倘若徒强武功，不思德治，就算在武器装备、兵法谋略上占了先机，也是暂时的。这一点，戚继光在1567年面对兵强马壮的蒙古部族铁骑时就已经发现，继而在强兵法的同时提出“正心术”，注重军官以身体力行的感化性精神渗透，让他们强化忠君、报国、思社稷、恶敌的思想，这些思想军官不仅要自身践行，而且要以此影响士兵，既发展硬实力，又发展软实力。400多年前的戚继光把武功和武德捆绑起来共同发展，治下的“戚家军”先后打败了倭寇和铁骑。某种意义上讲，军队是靠一种精神战胜对手取得胜利的。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面对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这两个“强劲对手”，我军的武器装备落后，物质条件匮乏却可以用小米加步枪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达到“四俩拨千斤”的奇效，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精神，将德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天，我军要想真正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同样要把发展先进武器装备与锻造强大精神力量同步，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军官都应自觉把道德作为精神支柱，即便只是一名排长也要身先垂范，在全排官兵的道德培育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以将德自律，是为政者对自己言行的慎独之举，其心、其身皆正就好比迎风招展的军旗，给官兵以精神感召，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士气则是最高境界。

启示之二：以军纪律他，力求官兵心术一致正作风。“戚家军”之所以鲜有败绩，不仅在于戚继光用兵如神更在于他领兵有方。这个方，笔者觉得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特指。回顾戚继光所著的两本兵书，其中对于兵将的奖惩机制一目了然，通过法令、条款、规定、章程等形式作出明确规定，使内容和要求详细明确，有据可依，有法可行。德治是方法，而法治为手段。戚继光把军纪运用到法规里面来约束官兵，从将官到兵士，有功当奖，有过必罚。明代的封建社会大背景不兴人道主义，这个罚可能就是军法处决，有些严苛。不过也因此，以儆效尤，让官兵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误的。做到“一碗水端平”的“戚家军”不徇私情，不枉法纪，让为将者和为兵者都有忧患意识。先将后兵，一视同仁。戚继光的经验证明，严格执行军纪法令，是确保官兵一致的根本之策。抗战期间，空前严峻复杂的民族战争形势下，官兵一致被科学界定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首，上升到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高度。官兵一致，既是我军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制度，也是我军特有的传统与文化。和平年代里，各级领导干部更要时刻自思自醒，正己心术，以端其行，才能用无声的模范行为进行有力的动员号召。同时，对于某些干部滋生地当和平官、枕功劳簿的思想，官兵就要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自觉摒弃和平积习和骄娇二气。军队要实现“能打仗、打胜仗”目标，必须着眼实战转变作风，身为当代军人特别要以踏实有印、抓铁有痕的钻劲和韧劲严于律己，抓紧落实，为最终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这样才能平时听招呼，战时听指挥，关键时刻不含糊。

强将手下无弱兵，只有打铁方能自身硬。因而，学习和研究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提倡将德，无论是古代还是今时，都是我们永恒的课题，不可偏废。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