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实名制兴废”的启示

韩国互联网管理曾因实行了网络实名制而在世界互联网治理领域独树一帜，而今韩国网络实名制已经面临破产境地，其间种种经验教训值得深思，也值得我国互联网管理借鉴。

韩国实名制发展历程

韩国的网络实名制成为一种具体制度始于2003年3月。为减少网上的语言暴力、名誉损坏、虚假信息传播以及不正常的人肉搜索，韩国信息通信部向当时的卢武铉总统建议，首先从政府部门开始网络实名制，然后逐步推广到民间。

崔真实事件的发生，则直接推动了网络实名制的扩展。2008年10月2日凌晨，年仅40岁的艺人崔真实在筹拍《我人生中最后的绯闻》第二部期间，在浴室用绷带自缢身亡。警方调查显示：崔真实死于网上流传的一则有关高利贷的谣言。此后，两名女粉丝和艺人相继自杀。2008年底，《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修正案，将网络实名制扩大至日用户数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运营商。

但另一方面，韩国实名制遭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个人安全信息事件的屡屡发生。实施网络实名制以后，韩国主要网站成为了黑客们的主要攻击对象。一旦网站被攻破，施行实名制的网站显然比匿名制的网站更令人不安。

二是网络实名制的实施效果饱受质疑。首尔大学的研究表明，诽谤跟帖数量从实名制实施前的13.9％下降到后来的12.2％，下降幅度微弱之至。另一项由信息通信部自己参与的研究显示，恶意帖仅仅减少2.2％。而反过来的数据则是（同样来自首尔大学的研究）网络论坛平均参与者从2500余人锐减到不到800人。

三是与保护候选人支持者隐私要求不符。SNS社交网站近年来在韩国政治生活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使用SNS社交网站的选民对于整个韩国政治影响日增。为了保护候选人支持者的个人信息，网络实名制显然也不适合了。

适合实际的互联网治理策略

治理互联网应当采取与治理现实社会不同的宏观策略，“通过代码而治理”是治理互联网必须树立的观念。

无论是治理现实社会，还是治理互联网，都有四种治理手段：法律、自律、市场和架构。所谓架构，可以将其理解为世界的客观限制，比如我们无法以超越光速的速度前进。在互联网世界中，架构则表现为代码，即代码是架构的特殊形式，是指建构互联网的程序和协议。包括各种协议，如数据链接协议、网络交互协议、传输协议、应用协议等；还包括能接入因特网的应用层的各种程序，如浏览器、操作系统、加密模块、Java、电子邮件系统等。互联网治理与现实世界的治理最大的不同在于架构可变。在现实世界中，架构往往不可改变，只能作为其他治理手段的前提条件而存在。但是互联网采用何种架构（代码）则是人工建构的，人们的选择实际上决定了互联网的架构。

在互联网治理中，依据代码而治理应当成为优先的选择。我们看到，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出台和实施还是延续了治理现实世界的思路：当政府和民众认为某种手段对于解决网络不端问题具有较好的效果时，就制定法律，为行为人（网民）设定义务，要求行为人做出某种行为（后台实名登记）。这样的规制方式忽视了代码在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韩国网络实名制并没有一套身份验证系统来支持。韩国网络实名制与互联网基本架构的特性直接相悖。互联网的基本架构中，网络上传递的信息很难确定发出方、接受方以及内容，互联网自身并不具备一个身份验证架构，也就是说，无法将某种网络行为与特定的人联系起来。而韩国网络实名制要求网民后台登记，确立起网络信息与特定的人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试图解决由互联网基本架构的性质带来的规制无效的问题。网络实名制将单一身份证号验证作为手段，没有一套有效验证的代码作为支撑，这就为“身份证伪造器”之类的软件留下了可乘之机，大大影响了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实施效果。

其次，韩国网络实名制采用了分散式搜集信息的方式，缺乏整体上安全有效的设计。韩国网络实名制是由各个网站验证和保存用户的相关信息，这就意味着网民每成为一个网站的用户就不得不将相关的身份信息提供给网站，网民的隐私信息就多了一个被泄露的渠道。网民登录的网站越多，被泄露的可能性就越大。网民的身份信息缺乏整体上安全可靠的保护手段，是导致韩国网络实名制废止的根源之一。

我国对代码治理重视不够的倾向仍然存在。在网络治理的问题上，代码决定了网络行为的可规制性，代码影响了法治、市场与自律的作用，代码是网络行为最重要的规制手段。我国互联网管理政策，仍然延续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技术手段仅仅作为治理的一种手段来看待。将维护现实世界安全的思路移植到虚拟世界，应当说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但是也忽略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某些重大区别，现实社会中技术仅仅是改造世界的一种手段，而在虚拟世界中以程序和协议为形式的技术，却是构造世界的基础，或者说，是世界的始基。

传统的“技防”观念给网络管理者带来的观念误区是，技术仅仅能够对网络结构的增量发生关系，仅仅能通过附加于网络结构上的程序实现对网络行为的约束，比如说通过安装“绿坝”过滤软件让青少年远离网络不良信息毒害。事实上，代码能够通过网络基本结构的改变，将某些规制性要求暗含到协议之中，从而实现治理的目标。简而言之，构造一个可规制的网络世界，比如兼顾保护隐私和可追溯性的身份认证成为登录网络的基本要求。因此，在我国互联网管理政策中，应当强调“代码是实现网络治理的首要考虑因素”。

增强政府规制互联网的能力

政府增强规制互联网的能力可以通过代码变化而实现。

韩国实名制通过出台强制性规范，确立用户与特定身份之间的关联关系，试图将网络行为的“谁”、“做什么”、“在哪里”三个问题确定下来，从而使政府得以规制网络行为。如前所述，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同，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并不一定会实现增强政府规制互联网能力的目的，反而有可能会带来某些不可避免的负面后果。实际上利用代码的变化能够有效地增强政府规制互联网的能力。代码变化可以根据改变的程度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层次：一是代码重整，即针对互联网核心层（比如对TCP／IP协议）的代码改变。二是代码调整，即针对互联网应用层（如各种应用软件、操作系统等）的代码改变，或者说嵌入互联网中的代码改变。

代码重整的机遇实际上已经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已经于2003年启动。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IPv6示范网络，我国IPv6的部分核心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下一代互联网已经将安全等与网络规制密切相关的要素列为基本协议所必须满足的标准。如提出用真实IPv6地址来解决互联网的安全性问题的构想，其目标是每个网络终端都使用真实的IP地址访问网络，网络基础设施能够识别伪造IP源地址的分组，禁止不真实IP地址分组在网络上传输。一旦上述要求真正贯彻到互联网的基本架构中，政府对网络不法行为的查处将会变得更为容易。

代码调整，即通过应用空间的协议来规制，是更加常态和可行的选择。比如，IP地址追踪软件能够让网站记录哪些电脑访问过某网页，登录验证软件既使用户的个人身份得到验证，也令用户隐私得到保护，而内容验证软件则可以对数据包的内容进行审查等。为了实现规制的目的，政府必须查清楚网络上“他是谁”、“他做什么”、“他来自哪里”，这三点都可以通过不同种类的软件来确定。因此互联网上有助于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应用程序将增强政府的规制能力。

深入的公共商谈

对互联网治理而言，缺乏的往往不是规制的手段，而是整个社会对于互联网未来发展以及我们所采取手段的深入认识。

互联网的特性使得社会公众讨论逐步有了趋近于哈贝马斯所说“理想对话情势”的条件：所有对话的参加者机会均等，言谈自由，没有特权，诚实，免于强制等。但是纵观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公众讨论，这样的“理想对话情势”并未出现，这表现在：一是讨论的整个过程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很大，特定的网络公众事件往往被党派所利用，其效应被放大；二是讨论的过程中，集体主义情绪替代了科学而理性的判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的喧嚣中；三是讨论的思路比较单一，讨论范围较窄，基本上围绕网络实名制该不该采用展开，即使是不少反对者似乎也认为网络实名制是遏制网络不法的重要途径，这导致公众的讨论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

我国社会讨论互联网治理问题，应当展开持续深入的讨论，而非局限在某一问题领域中的谈论。自2002年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建言网络实名之后，“网络应不应实名”似乎就成为网络治理的核心问题。然而，这会让社会的谈论被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所禁锢，大大限制了范围和深度。哪些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是互联网治理应当秉持的；在当下问题中，这些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又具体化为哪些要求；当前互联网自身的特性与这些要求的关系，未来的互联网是否能够符合这些要求；而根据这些要求，我们该采取哪些治理手段来实现治理的目的；当我们采用某种手段时，这些手段暗含的价值取向和后果是否已经为我们清醒的认知等等，都是互联网治理的讨论所必须涉及的。

网络实名制仅仅是达成互联网治理的一种可能手段，而没有更高层次的道德伦理的指引，网络实名制甚至连自身的内涵和边界都难以划定。因此，深入的、持续的公众商谈是采取任何互联网治理措施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