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信范畴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摘要： 本文根据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分析传信范畴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传信范畴的定义、语法化程度与情态系统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认识观、语法化和语法性等三种相应的研究立场，并指出语法性的研究立场比较适合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

关键词： 传信范畴 核心问题 研究立场

1.引言

本文中的“传信范畴”对译于英文中的“evidentiality”，这一用法始于张伯江（1997）对“evidentiality”这一研究领域的引介。根据这一译法，严辰松（2000）将语言中表达传信的方式“evidentials”译为“传信语”。关于“evidentiality”，英语学界通行的译法有“可证性”（胡壮麟1994）、“实据性”（牛保义，2005）及“言据性”（朱永生，2006；房红梅，2006）等，而“evidentials”则分别对应于“证素”、“实据性标记”及“据素”。由于汉语的研究传统中早有“传信”和“传疑”的对立（刘永华，2006），且这一对概念与“evidentiality”具有相关性，因此，我们采用张文的译法，将“evidentiality”译为“传信范畴”，并将传信范畴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evidentials”统称为“传信标记”，但涉及具体的信息来源时，则沿用胡壮麟（1994）的译法，称为“某某证素”。

根据Dendale和Tasmowski（2001）的介绍，术语“evidentiality”在西文文献中最早由Franz Boas（1947）引入语言学，十年之后Jakobson发表了Shifters，verbal categories，and the Russian verb一文，该术语开始被广泛接受。八十年代后，传信范畴开始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第一个里程碑事件为1981年第一次传信范畴理论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及会议论文集《传信范畴：认识观的语言编码》（Evidentiality：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一书的出版。另一个重要事件则为1998年第六届国际语用学会议的召开。会中有两个座谈会专门讨论传信范畴，讨论成果在2001年《语用学杂志》第33卷第3期专辑刊登。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Alexandra Y.Aikhenvald于2004年出版了Evidentiality这一专著，系统论述了传信范畴的各个方面。关于该范畴的研究历史，我不打算详述（可参看胡壮麟 1994，牛保义，2005，乐耀，2011等相关评介），下文将着重讨论在此范畴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并总结出不同的研究取向。

2.传信范畴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在传信范畴的研究中，下面几个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

2.1关于传信范畴的定义。

关于传信范畴的定义，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取向。前者以Chafe（1986）为代表，在其系统中，传信范畴包括“信息来源+对知识的态度”。具体包括：知识的来源（语言、证据等与说话人直接经验相关的部分）、认知方式（包括信念、归纳、传闻、演绎等不同的认知方式，对应与说话人心理上的认知过程）、信度（信息的可靠程度）及与知识相匹配的因素（包括言语的资源及与说话人心理预期相匹配的程度）。而后者以Willett（1988）为代表，传信范畴只包括“信息来源”。

定义的广狭与研究者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及其所持的理论取向密切相关。Chafe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英语，英语中传信范畴并没有严格的形态标记，更没有形成词形变化表。他从认识观的角度考查人获取知识的方式如何通过语言编码及不同的知识获取方式影响知识的信度。而Willett（1988）则是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信息来源进行分类。他所面对的材料是传信范畴由词缀或者曲折形式标记的语言，其研究取向是找出这些形式所对应的语法意义（参看胡壮麟，1994；朱永生，2006）。Aikhenvald（2004）是对Willett（1988）研究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作者持坚定的狭义主义立场，申明传信范畴的核心是“标记信息来源”，言者态度只与传信范畴具有边缘性相关性。

2.2关于传信范畴的语法化程度。

Lazard（2001）认为，虽然所有的语言均有表达信息来源的手段，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语法性的传信范畴。在一个语法系统中，只有特定形式（能指）的语义—语用内容（所指）的基本意义指向信息来源时，才能说该语言中的传信表达实现了语法化。根据这一标准，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为三类：传信系统尚未语法化的语言、传信系统正处于语法化过程的语言及传信系统已经语法化的语言。英语和法语这样的语言在动词系统中没有形态性的传信标记，传信意义由词汇形式表达，属于传信系统尚未语法化的语言。而亚洲西部的有些语言虽然传信意义没有特定的语法形式，但可以偶尔用中心意义属于其他范畴的形式表达，完成时通常有这样的用法。如西亚美尼亚语从完成式中发展出了一套传信标记，而东亚美尼亚的完成体在保持传统的用法的同时可能也发展出了传信意义。这样的语言不具有语法性的传信范畴，但处于向语法化的传信范畴发展进程之中。另有一些语言，它们中的每个动词均需带有指称信息来源的语素，如Tuyuca，在此语言中，独立的动词最少需包括一个动词词根和一个证素，这样的语言是传信系统高度语法化的语言（参看牛保义，2005）。

2.3传信范畴与情态范畴的关系。

Dendale和Tasmowski（2001）一文总结了现有研究中传信范畴与情态范畴的关系。就这两者的研究范域来说，共有三种情况：分离、包含与交叉。坚持传信范畴应作狭义理解的研究者通常认为传信范畴与情态范畴是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如Aikhenvald（2003：19）认为，将表达不确定性、可能性及言者对信息的态度看成对传信范畴的扩展是一种误解。

“包含”分为两种情况，传信范畴包含情态范畴和情态范畴包含传信系统。Matlock（1989：215）持这前一立场，认为传信范畴编码言者的信息来源及对信息的确信程度（转引自Dendale and Tasmowski，2001）。在此“确信程度”置于传信范畴之中，而“传信范畴”则同时作为“情态”的同位词及上位词存在。与此观点相对，Palmer（2001）认为传信是情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命题情态的一个小类，并认为传信与认识情态一样，均涉及言者对命题真值或事实状态的态度，两者的区别仅在言者用传信情态来显示对他们对于事实状态所拥有的证据而用认识情态来直接表达对于命题事实的判断（Palmer，2001：8-9）。Dendale和Tasmowski认为通常情况下，被包含的概念应该为传信系统，因为信息来源可以看做是标记言者认识态度的间接手段，或者可以用来定义不同的认识情态（Jan Nuyts2001）。

“交叉”关系的立场可以从Auwera和Plungian（1998：86）一文看到，作者认为“推断”证素的值与认识情态“必然性”的值相当（转引自Dendale and Tasmowski，2001）。其实Palmer（2001）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推断”可以在认识情态和传信情态两个系统中出现，并引用Coates（1983：41）注解道：“在最常规的用法中，must通常传递言者在对所知事实所作推理的基础上对所述事物真值的信心。”并且说中部波莫语的例子“演绎”形式显示出对其所述命题，有非直接的，通常为视觉的证据。

在列举出传信范畴与情态范畴的这三种关系之后，作者指出研究者之所以对传信系统和情态系统的关系存在这么大的分歧，是因为这样的经验事实：在许多语言的传信系统中，标记信息来源的形式同时标记言者对此信息可信赖性的态度。

3.关于传信范畴的研究取向

研究者对于传信范畴的不同研究取向与他们对上述三个重要问题的看法密切相关。具体说来，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研究范式。

3.1认识观的研究取向，以Chafe（1986）为代表。

将传信系统放入对人和事物的认识中考察，认为我们对人或事物的认识存在信度的区别，有确信性的也有不太确信的。前者是我们对其有可信的证据或我们对其真实性确信无疑，后者是基于我们对其或然性或可能性的考虑。因此，只要涉及信息来源（包括直接涉及和从表达中推断）和言者态度（包括对信息真值的推断，如英语中的“must”等情态助词，也包括对于信息的确信程度，如“probably”等表示或然性的副词），不管其是词汇性的成分还是语法性的成分，都可列为传信范畴的研究范围。由于对于信息确信度的认识和表达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传信范畴的研究可以在所有人类语言中展开。

3.2语法化的研究取向，以Aikhenvald（2003，2004）等研究为代表。

认为传信范畴是一个语法性的范畴，主要标记信息来源。这类研究者通常具有类型学的研究背景，严格限定传信范畴的研究范围，认为一个语言的传信策略只有充分语法化，形成强制性的表达形式时，才可以说形成了传信范畴系统。用词汇方式或者可选性的语法形式标记信息来源时，不能认为具有语法性的传信范畴（Aikhenvald，2003：1—2）。这类学者的研究重心往往放在传信范畴已经系统化的那些语言上，通过跨语言比较及具体语言系统的考察，确定证素的意义（具体表达何种信息来源）、来源（语法化源头）及表达功能（在语言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3.3语法性的研究取向，以Anderson（1986）为代表。

该文为证素提出了四条标准：（1）证素表示人们对一个事实性断言的理据，有以下几种可资利用的方式：直接证据+观察（无需推理）；证据+推理；推理（未指明证据）；根据逻辑或其他事实所作的合理期待；听觉的或视觉的证据。（2）证素本身不是对小句的主要表述，而是对某事物的事实性断言作附加说明。（3）证素的主要意义是作为a项的证据，不仅仅是语用学的推理。（4）形态学上，证素是曲折形式，附着语素或其他自由的句法成分（不是复合词或衍生形式）。

Anderson（1986）的研究取向其实可以看作前两者的中间状态。首先它比Chafe（1986）的研究范围小，他强调传信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抽象程度，因此只能是附加说明而不能是小句的主要表述；其次，证素主要的意义是提供断言的证据，而且不能仅是语用学的推理，因此通过言者态度和命题真值归因出的信息来源被排除出传信系统；再次，证素应该具有语法性质，必须为曲折形式、附着语素或其他成分；最后，它不片面强调只有完全语法化的传信系统才能作为传信范畴“合格”的研究对象。只要某一语法形式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断言的理据，即使该语言没有形成系统的传信范畴，也可以开展传信范畴的研究。

4.结语

根据国外文献的记载并结合国内研究者的相关评述，我们总结出了传信范畴研究中几个问题，包括传信范畴的定义、传信范畴的语法化程度及传信范畴与情态系统的关系，最后根据研究者对于上述几个问题所持观点的不同总结出认识观、语法化及语法性三个研究取向。由于汉语中不存在充分语法化的成系统的传信范畴，而将传信作为一个范畴来研究，又必须注重它与词汇形式及其他语法范畴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初步认为对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应该采取语法性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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