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相对不制度

摘要：相对不制度是刑事不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相对不，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罚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可以作出的不决定。相对不制度不仅体现了刑事诉讼的谦抑性，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和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但是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相对不监督制约制度，致使出现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的随意和混乱，有关相对不利弊的各种争论也屡见不鲜，无法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在结合相对不监督缺陷的基础上，来完善相对不监督制约机制。

关键词：相对不；适用；刑事诉讼价值；缺陷；完善

前言

我国的相对不制度，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实现了诉讼经济效益价值。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在废止免于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由检察机关裁量决定的酌定不。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并下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案件质量标准（试行）》，明晰了相对不的适用范围。但是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相对不监督制约制度，致使出现司法实践中适用相对不的随意和混乱，无法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建立完善的相对不监督制约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一、我国现行相对不制度

不，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的案件或者对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或者经两次补充侦查尚未达到条件，而作出的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决定。不是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结果之一，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173条的规定，不分为绝对不、相对不和存疑不三类。其中相对不相对来说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结合对我国刑法有关条文的理解和把握，相对不的实务操作更加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相对不制度的刑事诉讼价值

（一）体现了刑事诉讼的谦抑性。

刑事诉讼中的谦抑是指刑事诉讼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应当具有空间上的萎缩性、时间上的最后性、开始中的克制性、过程中的妥协性及结果上的宽容性等特征，即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诉法的谦抑性在刑事公诉中具体表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诉讼经济化。刑诉法的谦抑性要求适用刑罚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危害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二是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是具有无可避免性。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许多社会危害性并不严重的犯罪行为，犯罪人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刑罚来加以制裁，现代刑罚是以高昂的社会投入为代价的，而相对不的司法成本低，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体现刑诉法的谦抑性。

（二）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经济效益

诉讼效益和诉讼成本唇齿相依，互相包含，都是法律追求的目标。法定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数量不断增加，而传统的诉讼程序效率低下，司法资源紧张，造成大量刑事案件积压，监狱人满为患。为了提高司法活动中的经济效益，应尽力缩小诉讼的成本。相对不制度，正是实现刑罚资源有效配置的合理手段。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案件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相对不制度处理轻罪案件，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缩小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相对不制度能够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提高了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办案效率[1]。

（三）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和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

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单一地采取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罪必罚，罪罚相当。随着19世纪目的刑、教育刑理论的兴起，传统的报应刑理论所要求的有罪必罚、有罪必诉开始松动，刑事司法也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强调教育改造，从一味地强调一般预防转向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并重，赋予检察官不裁量权，代之以非刑罚方法处理，即对犯罪人进行警告、保安处分、社会监督、教育感化，其目的重在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2]。刑罚个别化，即在适用刑罚时考虑到犯罪人的年龄、品性、经历等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或者对其处以何种刑罚，更能体现刑罚特殊预防功能，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社会所认同。对一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罪行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决定，有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可以说相对不制度作为一种轻刑案件的处理方式，除了关注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以外，更加重视于挽救犯罪人，提升刑罚个别适用的社会效果，正好符合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内在要求[3]。

三、我国现行相对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被不人监督机制不完备

相对不监督制约机制救济途径指向侧重于对被害人的保护，对被不人保护相对较低。从相对不制度的相关规定来看，相对不制度对于被不人来说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宽容[4]，所以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对被不人保护制度规定相对较少。尤其是救济机关，被害人的救济机关是上级人民检察院和法院，而对于被不人来讲仅仅是原作出不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同时由于是向原作出不决定机关进行申诉，所以在救济力度等各方面相对于被害人救济机关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法院来讲都相对较弱。

（二）司法适用不均衡

相对不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可以作出不决定，但是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在实践中理解不一，另外司法实践中，相对不案件适用比例往往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检察机关对于相对不无调解的权力，不后经常会因经济问题和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以及引发的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引起被害人的申诉、上诉。这样就使得一些符合相对不条件、情节轻微的案件受到适用比例的限制而不能适用相对不，造成不同地区对相类似甚至相同案件在处理上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法律适用不平等、同罪不同判的现

象[5]。

（三）缺乏第三者的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相对不所规定的监督机关包括被害人、被不人、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其中，被害人和被不人都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公安机关是案件的主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是相对不的决定机关。另一方面，审判机关对相对不进行监督的前提条件是被害人自诉，即使被害人向法院自诉了，又因为相对不是一种有罪前提下的酌定不，审判机关在没有确认不决定违法的情况下，一般也不会受理此类自诉案件。由此可以看出，在公、检、法机关受理案件后，都将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四、如何完善我国相对不制度监督制约机制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即可发现，任务当中，与案件结果密切相关，实践中出于各种原因，这种监督很难实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6]。通过以上分析研究，可以看到，随着理论的发达和立法经验的丰富，相对不制度实践以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刑事诉讼法》关于相对不的监督制度的规定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因此，及时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相对不监督制约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7]。

（一）加强和完善被害人对不的制约

赋予被害人申请法院司法救济的权利，也就是说，检察官在作出不决定前应当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吸收被害人的参与，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之后，被害人不服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法院审查后认为应当提起公诉的，直接制作裁定责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认为检察机关不决定正确的，驳回被害人的申请。

（二）增加被不人申请复核的权利

相对不的作出并不意味着对被不人的彻底解脱，还存在着被继续追诉的可能。被害人的权有损于被不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决定，在客观上均承认了被不人不再处于被追究的地位。但在人民法院决定受理被害人自诉案件这一时刻起，被不人的合法权益却要受到损害。第一，被害人自诉使被不人仍有被人民法院传唤出庭受审的可能，这在精神上、思想上必然造成很大的压力[8]；第二，被不人因可能被追究、被，原则上他不能离开生活住地，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被不人的自由活动。因此，被害人与被不人救济权利的不对等性，使被不人处于明显的劣势状

态。因此，在给予被不人申诉权的同时应再给予其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的权利。

（三）结合人民监督员制度，建立相对不公开听证制度

建立公开听证制度，即检察机关对于拟作出相对不决定的案件，在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之前，召集侦查人员、被害人或者他的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以及人民监督员等一起共同交换意见，听取各方的意见和理由，为检察机关最终的决定提供参考。这样将听证程序作为一个事前的监督程序，在相对不决定作出之前把案件事实、证据、情节等向当事人、侦查机关和人民监督员予以公布，听取他们的意见，既可以使检察机关做到“兼听则明”，也可以使当事人双方，尤其是被害人对不决定作出的理由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了解，消除所谓“暗箱操作”的误解，从而减少耗费诉讼成本更大、更需时日的申诉、复议、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机会，有利于最终解决纠纷，从刑事诉讼的整体角度来看，也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在张扬诉讼公正价值的同时也能够彰显诉讼效益的价值[9]。对于相对不的监督机制，除了以上的完善措施之外，要使相对不制度被合理运用，还可以建立强制制度措施，另外，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转变他们的观念也是当务之急。

注释：

[1]陆虞霖.《刍议相对不制度之立法完善》[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年第9期.

[2]卞建林.《刑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159-247.

[3]吴猛.《刑事不制度初探》[J].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3年6月.

[4]（英国）梅里曼著，顾培东译.《大陆法系》，西南政法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42.

[5].《浅析刑事相对不的司法适用及其完善》[EB].中国法院网.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第82页.

[7]陈卫东，李洪江.《论不制度的救济途径及其发展完善》[C].载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诉讼法理论与实践》，第1996年卷.

[8]白新潮.《如何改革完善不制度》[N].检察日报，2006年8月21日.

[9] 樊崇义，冯中华等.《刑事与不制度研究》[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87-470.

（作者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浙江 诸暨 31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