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摘要】伴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基于1980-2009年的统计数据，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两方面实证检验了它们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规模的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金融效率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城乡收入差距

1.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于我国近年来的收入分配现状，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概括：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各种收入分配问题日益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稳定和改革开放进程的现实课题。回顾我国金融发展历程，其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按照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其不均衡发展势必会影响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均衡。按照这种简单的逻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正式研究应该始于Greenwood和Jovanovic的“金融发展、增长和收入分配”（1990）一文的发表，他们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后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主要分立为三个观点：（1）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关系；（2）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3）金融发展降低了收入差距。

在国内，学者就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注重实证研究，章奇、刘明兴，陶然（2003）研究发现，以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培植资金方面缺乏效率。陈钊（2004）通过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农业财政支出及农业贷款比重的增大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金融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姚耀军（2005）基于VAR模型及协整分析，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中国1978-2002年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作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张立军，湛泳（2006）就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渠道进行定性与实证的分析，认为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降低贫困效应和非均衡效应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陈伟国和樊士（2009）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加强农业贷款与提高金融发展效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婧敏（2010）以经济增长为中间传导机制，结合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影响来分析1992-2009年宏观经济数据，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会扩大收入差距。潘成夫（2010）认为没有证据支持公平和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以总量扩张为特征的金融发展起着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从国内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者大多利用全国20年左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实证研究所得的结论比较趋于一致：中国的金融发展导致了收入差距水平的提高。但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过短并不能说明中国的金融发展在长期就不能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同时，国内已有的经验研究在计量方法的运用中往往缺乏稳健性的检验。所以本文以上述问题为引导，从实证角度进一步探讨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与的关系。

2.实证研究

2.1 指标选取

本文对我国1980-2009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为解释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本文使用两组指标，一组反映中国金融发展状况，另一组反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2.1.1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

以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基本都选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这一指标，这一指标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因此，本文也选用该指标（CR）。

2.1.2 金融发展指标

（1）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R）

本文参考戈德斯密斯（1965）提出的用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规模，采用金融相关率指标FIR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计算公式如下。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其中S为金融机构存款，L金融机构贷款，SE股票市值，INS为保费收入。

（2）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

除了考虑规模因素外，效率因素也应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重要考虑方面，国外的研究多用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比率表示整个金融系统的中介效率，但王志强、孙刚（2003）指出，鉴于我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应该使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本文也遵循了这一做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都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金融年鉴》整理得来的，时间跨度为1980-2009年，本文的检验都是使用Eviews6完成的。

2.2 实证方法与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实证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方法，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确定变量是否平稳及其单整阶数，按照AIC尽量小、DW趋近2的原则，选取适当的滞后阶数。为了不改变原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对非平稳时间序列采用差分形式，以期转换为平稳序列。在ADF检验的基础上，对平稳序列在多变量VAR模型中进行多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以确定我国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关系。最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金融发展各变量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

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是维内生变量，是滞后内生变量向量，是维外生变量或其滞后变量，和是估计的系数矩阵，是随机扰动项。

2.2.1 单位根检验

本部分运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对提取的指标进行检验。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根据AIC原则，结果见表3.1。从表3.1我们可以看出，各变量在一阶差分之前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也就是说，这些变量属于一阶单整序列，满足构造VAR的条件，从而为接下来的分析奠定基础。

注：表中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形式（C，T，K）中的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0指检验方程不包括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

2.2.2 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使用多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在ADF单位根检验中，CR、FIR、FE都是有趋势的，因此，我们选择协整方程的第三种形式：原变量有确定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同时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很敏感，在构建VAR模型前，运用AIC、SC值来确定滞后阶数，最终选择滞后阶数为2阶来构建VAR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2。

表3.2说明无论采用迹统计量（Trace Statistic）的检验，还是采用最大特征值统计量（Max-Eigen Statistic）的检验都认为，三个变量具有一个协整关系，正规化的协整向量为：

则正规化的协整方程为：

注：表示在5%显著水平拒绝零假设。

协整关系表明，长期来看，我国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金融规模的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表明金融效率的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2.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定理表明：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期根据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依然选则2阶。表3.5是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发展规模在5%的检验水平下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在10%的检验水平下互为格兰杰原因。

3.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主要结论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了1980-2009年间，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一阶协整关系。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一定抑制作用，这说明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也逐渐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同时，我国金融发展中介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扩大作用，对此的解释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并没有得到合理化与市场化的改革，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基本表现为城市地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城市地区储蓄更有效地转化为贷款，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而且长期以来资金很少流向农村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居民没有较好的融资渠道，居民将大量的收入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储存于银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说明随着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提高，使我国有更充足的资本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也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这些结论与章奇等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但通过加快金融发展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在中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金融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应一直坚持下去，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作用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成立的。我国应该更好地发展金融，合理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2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之建议

（1）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地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展，而更应该重视金融体系和效率和质量问题。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金融和谐发展，金融的和谐发展应该是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金融部门都能将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促使城市和农村的投资质量与数量并进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此外，还应大力加强金融创新，切实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各商业性金融机构应按照身的功能准确定位，力求特色，不断研发新产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相对健全的手段、服务网络和多样化的服务品种，逐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个性化、专业化、网络化的金融服务。

（2）重视农村金融的深化与发展，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改革步伐与力度。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的发展仅仅还停留在存款及信贷业务的发展方面，而农业保险、农民个人保险及农业投资等等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农村金融机构的产品单一、机构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不能适应农村企业和农民的金融需求。同时，农村中小企业在资金不足、经营管理水平低、缺少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现象。因此，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农业贷款抵押、担保机制，鼓励现有的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并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担保机构存在。以立法手段保障农村信贷的发展，培育和发展农村地区的商业信用，确保银行与企业、银行与农户、企业与企业之间资金生态链条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Jeremy Greenwood and Boyan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1076-1107.

[2]陈伟国,樊士德.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当代财经,2009(3):22-28.

[3]陈婧敏.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作用[J].企业导报,2010(10):38-39.

[4]耿敏玲.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关系:一个分析视角[J].经济研究,2007(6):32-36.

[5]潘成夫.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于中国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0(3):20-26.

[6]王洪亮.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0(1):1-6.

[7]姚耀军.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协整分析及其格兰杰因果检验[J].中国农村观察,2005(2):2-8.

[8]章奇,刘明兴,陶然.中国金融中介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金融学,2003(11):71-99.

[9]张立,湛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财经科学,2006(4):53-64.

[10]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13-20.

作者简介：

曹波，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刘黄金，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