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在,该多好

我的丈夫是在1997年3月去世的。转瞬间，他离开我15年了，我几乎没有一天忘记过他，特别是当我外出，看到成双成对的老年人时，就生出一种羡慕的思绪――他要还在，该多好。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位于长春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算不上积极分子，这自然对我的前途有些影响。

1958年9月，我代表单位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会”，顺便见了我姐姐托人给我介绍的他。我和他一见钟情，感觉特别投缘。当年底，我返回长春，经过几个月的书信往来，我们确定了关系。他向组织申请调我到北京工作。次年8月，他所在的单位调令下来后，我住到北京的姐姐家里，等通知去报到。谁知我的人事档案寄来了，他的单位却不要我了，还有一位领导找他谈话，劝他不要和我结婚。

后来我才得知，我的人事档案退回后，我的原单位领导与中国科学院干部局协商，将我留在院部，分配到《科学报》工作。当时，我得到上班的通知，高兴极了，对之前发生的风波全然不知。

现在想来，我的丈夫个人条件比我好得多。他出身贫农家庭，又是党员，在50年代初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经高校院系调整，他又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又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都是苏联专家。毕业后又分配到中央单位工作。而我出生在地主家庭，还有海外关系，当时尚未入党，学历也比他低。在当时，他态度坚决地与我结婚，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结婚后，我们感情一直很好，一连生了3个孩子。他的父母唯恐我们孩子多，生活困难，把他们的布票、粮票都寄给我们。婆婆会织布，把亲手种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染成蓝色，寄给我们。有时，婆婆来北京看我们，她身体不是很好，喜欢吃水果。我那时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北京饭店等宾馆参加一些活动，能买到一些水果。我就时常买些水果回家，舍不得给孩子吃，偷偷地塞在婆婆床头边。一家人就是这么相互关心，相互爱护，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充满了幸福。

“”期间，我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丈夫开始了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的日子。特别是小儿子染麻疹转肺炎，高烧不退，他抱着儿子去医院看病，医生都感到惊讶。他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都没有告诉我。

我在干校惦记着丈夫和孩子，加上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心情特别不好。丈夫唯恐我想不开，十天半个月就给我写封信，开导我、劝我。他的文字水平很高，语言又幽默。1972年我返回北京时，为了简便行李，竟糊涂地把丈夫给我的信都烧了，可惜了那些幸福的记载。

我的丈夫常常对3个孩子说：“妈妈是家里最受尊重的人。”3个孩子渐渐长大成人，有时他们对我的态度稍有一点“不礼貌”，丈夫听见了严厉斥责道：“你怎么这么对你妈！”他甚至因此动手打了孩子。但是他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爸爸和朋友，孩子们小时候常骑在他身上做游戏，和他无话不说。

我的丈夫心地特别善良。上个世纪80年代，他嫂子娘家的侄女因公伤双腿残疾，到北京求医。他多次背她上医院，这个侄女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叔叔的厚爱。后来，我的姑妈从台湾回北京，姑妈丈夫去世，无儿无女,因为年事已高，少不了去医院看病，多是我丈夫背来背去。他从来没有因为表姑是的官太太而另眼相看。他总是用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个有困难的人。

1997年春，二女儿在日本定居，买了新房子，因为孩子小，急需人手帮忙。多次来电来信希望我去帮她一把，我考虑丈夫患有胆结石、心脏病、装了起搏器，很是犹豫。丈夫爱女心切，劝我快去。我是正月初六走的，他在二月初九还给我和孩子寄了一封长信，没想到这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封信。现在我放在案头抽屉里，经常拿出细看，品位他深切的爱和幽默的精神，就像他仍活在我的身边。

1997年3月28日，丈夫在收看新闻联播时，对保姆说不舒服，头一歪，就因心肌梗死离我而去。第二天，我从日本赶回来，他的双眼还微微睁着，似乎还在等我。我哭喊着、抚摸着，他的眼睛才安然闭上。我不禁想：他真是这样想着我啊。凭他的性格，他是带着遗憾离开我们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丈夫虽然走得匆忙，但也少受了些痛苦的折磨吧。

丈夫的爱永远伴随着我。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