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析白银货币化对明朝社会的影响

摘要：明代晚期适为中国社会由古代及近代转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开始接轨的时期。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乃为此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化最直接之表现，同时这一变化又加速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对此过程作以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明代社会结构变化与白银货币化之关联，而且亦有益于对白货币化之影响作整体性认识和把握。

关键词：明朝；货币制度；白银；白银货币化

在明朝，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明朝政权日益需要大量的硬通货币注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白银便成了明政府的首选货币。而后的许多年间，白银货币化就成了明朝货币政策不断调整、不断修正的重心。相比较其他朝代，明朝货币制度体现出了一种随意性。

一、 大明宝钞的日益衰落

明太祖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之前，曾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开始铸造铜币，“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洪武元年（1368）“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 、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

然而，铜币面值太小，不利于大额商品交易。朱元璋又颁行了名为“大明宝钞”的明代纸币。洪武八年（1375）“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贯。”“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大明宝钞发行后，“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明代货币体系进入了“大明宝钞时代”。

但是由于明代财政体制的不完善，使得这种纸币的发行既没有实价货币做准备，又没有对发行量做科学的统计和预算，造成了其发行不久就失去了信用大幅贬值的恶果。洪武二十三年（1390）户部尚书赵勉上疏：“今闻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距大明宝钞发行仅过十五年，钞值已经贬至官方定价的四分之一。洪武二十七年（1394）“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不行。”至宣德十年（1435），大明宝钞发行恰已六十年，纸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至一千贯抵一两，已经贬值千倍。与此同时，“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民间交易使用的白银，最初大部分是以首饰形式出现的。据宣德三年（1428）十二月微州的一个文件记载：“三大房议定每年共备籼谷一百七十五秤，其谷不拘贵贱，每二十五秤作花银首饰一两。”因为明初虽禁金银交易，成祖时却规定，“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这无意中为白银在民间的使用和流通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二、白银占据市场流通的主要地位

为了防止大明宝钞的进一步贬值，在洪熙朝之后，政府大力执行宝钞回笼政策。但明朝政府的办法只是增加税种、税额和各式各样的罚款名目。这种短视的政策自然不会让已经僵死的宝钞起死回生，史称：“时钞法久不行，……其至积至市肆，过者不顾”。明英宗即位之后，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官俸用钞，钞雍不行”。所谓“米麦折银之令”，正是明代中期赋役税收上出现的新变化-――“金花银”。明代白银货币化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最重要的合法化展开方式便是赋役折银。正统元年，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周栓，江西巡抚赵新等先后上疏建言。赵新说：“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贲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费，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银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对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外，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朝廷经过内部讨论，决定按照周权等人的建议，将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两广、福建起运的税粮，按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价，折收白银，“煎销成锭，委官贲送赴京，依原收价值放支。”这就是“金花银”。由于“金花银”的出现，大大加速了田赋货币化的进程，同时货币税在田赋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大增加了。

“金花银”是白银成为正赋之始，从而确定了其法定支付手段的地位。时人也认为白银的普遍使用是必要的：“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来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傅衣凌先生在《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一文中统计，自正统至弘治年间的徽州祁门地区一百一十三份土地买卖契约中，用银者占七十九份，占近百分之七十。16世纪70年代以后，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嘉靖四年（1525）“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不久行，钱亦大雍，益专用银矣”。嘉靖末年，国家凡赋税几乎全部用银，税课三两以下小额收钱。

三、 白银货币化的社会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有力的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经济上，白银货币化开始动摇封建经济的基础，并促进了新经济因素的产生。明代市场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极大地推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令日本和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为工商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条件。中国市场得以与世界市场接轨，中国商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通。 中国向外出口的商品中，丝织品是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苏杭地区传统的丝织业获得较大发展，成为明代手工业中心之一。在这种条件下，渐渐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新型经济关系。其深层次的动因即是白银货币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逐渐脱离，新型工商业市镇和市民阶层开始兴起。

其次，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大波动，晚明中国酝酿出一股狂热的拜金风潮。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便大力提倡“礼法之治”，强调伦理纲常、俭约淳朴。但随着白银货币化之后商品货币经济的高涨，使人们抛弃了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狂热追逐金钱。在晚明社会处处可以感受到金钱的神奇魔力。“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财，只因人有了两分村钱，便可高堂大厦，美食鲜衣，使俾呼奴，轻车骏马。……又有那些趋附小人，见他有钱希图叨贴，都凭他指使，说来的没有个不是的，真是个钱神 ”。拜金思潮的出现一方面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社会过分追求物质财富的畸形欲望，加速了明代社会的腐朽。

第三，白银货币化造成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白银货币化使传统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当“大明宝钞”被市场彻底抛弃之后，使中央更加难以用有效的手段调控地方经济，只能依靠政治上的抢控制手段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夺。如万历后期，朝廷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名为“钦差”，实与劫匪无疑，结果引起了新兴市民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变”，这是明王朝晚期社会内部主要的统治危机之一。白银货币化也造成了官僚统治阶级的腐化。封建统治阶级在商品经济发展，消费品日益丰富的情况下，对财富的占有欲愈加强烈。明朝官员在明前期有所谓名节精神的内在激励和恐怖刑法的外部约束下，官场风气尚好。转至后期，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和诱惑下，封建官吏的心理暴露无疑。当时官以银得、政以贿成的现象已为人们所司空见惯。成化弘治年间，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甚至公开卖官鬻爵，明人笔记中曾有记载，有“富儿人银得买指挥者” 称“纳银指挥”，而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正是“货币权利”侵蚀政治权利的生动写照 。

据上而论，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白银的货币化，随之而兴起了一股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巨潮，在巨潮的冲击下，产生了两种可喜的社会效果：明朝政权危机丛生；新经济因素的萌芽仿佛在孕育一个新的时代。可惜的是，由于明代社会的极度腐朽，加之而后的明清战争，新时代的一丝阳光完全淹没在战争的烟尘之中。

作者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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