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土豪是地主

2008年10月16日，被称为“中国第一种田大户”的湖北大冶农民侯安杰上了《新闻联播》，他的土地流转模式被介绍到全国。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产粮大户”，是大冶当地农户中的明星。可是由于政策走向的模棱两可，许多在农村试验土地流转的直接当事人对媒体的态度是低调而谨慎的。

当时，侯安杰已经通过土地流转筹得近2万亩土地，涉及8个乡镇，35个行政村，19636户农户，收入据说“比开金矿要多”——这是侯安杰自己的比喻，在到大冶种地以前，他是一个几经起伏的商人，开过金矿、种过药材，相继失败，直到重当“农民”才创业成功。

湖北大冶：明天谁来种田？

《广州日报》的记者这么评价他：“51岁的侯安杰，中等个头，瘦弱中有点农民式的黑，走路一阵风，但勤劳与精干却写在他毫无掩饰的脸上，如今的侯安杰有两种身份，手下的人都称他为侯总，而熟悉他的村民仍叫他老侯。”

记者还原了一个情景，接受采访时的侯安杰手机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附近的农户托关系拉亲戚抢着要将土地承包给他。

当地流传的“自己种地不划算，不如租给老侯”。一方面是因为大冶人多地少，近丘陵，土壤贫瘠，经济作物带来的收益不高，农民生活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土地抛荒严重，而侯安杰和村政府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能够保证这部分居民拿到固定的土地租赁收入。等到侯安杰的盘子渐渐做大，更多想要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也将土地流转给他，也有农民从外地赶来给侯安杰种地，成为领固定薪水的员工。2008年，侯安杰的手底下就已经有300多名“长工”，农忙的时候还得从本地征一两千名“短工”。

因为能够按时领到钱，侯安杰的土地流转模式得到当地农户的支持。

通常他会先与当地的村委会签订正式的合同，然后让村民在合同书上签字画押。

2003年以前，侯安杰压根想不到，不过是想寻思一份赚钱的买卖，结果自己的经营和生产模式却被专家认可，并引入成功土地流转模式的参考。侯式做派包括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让农户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形式。

虽然土地最终还是归国家所有，但是“临时”的“大地主”侯安杰无疑才是最大权力者。他直接掌管三个组长，组长下衔11个生产队长，管理模式为集权化的金字塔结构。

但是农民不管这些，拿到手里的真金白银才是沉甸甸的、最具吸引力的诱惑。即便有些想模仿侯安杰的，出于对政策的担忧，也徘徊不敢前进。

2010年，侯安杰受邀走进中南海，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与畅谈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同年末，在当地省政府举办的“三农”工作座谈会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回答省农业厅厅长祝金水关于“明天谁来种田的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要“培育千千万万个侯安杰式的种粮大户”。

让农民创收，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墨最多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有媒体将其解读为“土地流转将带来财产性收入”。

诚然，这是对抛荒土地的尊重。

但是，这绝不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捷径。

同样在2003年，也是在湖北大冶。金牛镇的一处大型意杨树基地就因涉嫌强制性土地流转引起农户不满。农户声称并未签署流转合同，而在记者的调查中，村委会签署的文件显示每亩地补偿60元。如果农民不外出劳务，那么全年的口粮都成问题。本来有地可依的农民一夜间被迫成为“临时工”，朝不保夕。

据当地媒体统计，截至2012年4月，大冶土地流转总面积17.5万，占承包面积的32.4%，涉及农户3.86万户，仅2011年新增6.6万亩。其中百亩连片土地流转面积4.3万亩210户，千亩连片流转大户35户。

侯安杰们将成为“精选”的农民。

河南白牛：农户的小九九

当普通的农民依靠土地租赁换取一点钱时，侯安杰们已经成为新的土豪。当普通农民的子女终于可以进城务工时，侯安杰们的子女或许已经住上洋房、开上跑车。

《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宋鸿兵称：“土地流转，需要防止演变为土地兼并，一旦资本大规模进入土地，我看没人挡得住兼并的步伐。也许30年后，中国最富的1%的人口将拥有全国土地的50%，这才是真正的大患。土地流转必须立法节制过度的土地集中。”当然，这其中的数字并不精准，不过代表了一群人的担忧。

靠土地吃饭，是中国农民数千年延续的传统。

随着时代进步，在中国的新式农村中，即便是小户生产，依然不乏科技的渗透。从选种，种植方式，到农忙短期租赁大型器械，再到定期接受技术人员指导，几乎不比集团式生产方式在主要生产环节上缺少什么。甚至，农民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发展副业，养殖家畜或者短暂的打工。

当城市就业率未必理想的状态时，是否有足够的职位迎接因土地流转而失去“铁饭碗”的农民。被“买断下岗”的农民收入是否具有长期性的发展空间？

河南白牛乡，也是千千万万土地流转试验基地的一个，它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今天看到政策利好而回流的农户的村庄的共同问题。

1999年，河南邓州市白牛乡首先开始尝试土地流转模式，建立“农业结构调整示范区”。乡政府以520元一亩的价格向农户租集土地345亩，租期为15年。然后将这些土地承包给两个大户种植果树等经济作物。刚开始，农民都很支持这种不用种地也能拿到钱的做法，但是2004年前后，由于粮价上涨，中央惠农政策连番出台，农民又觉得还是自己种地划算，强烈要求退租，由于协商结果不理想，乡政府无奈背上土地流转债的重负。

土地流转的初衷，本应是开展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强分散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具体方法是指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指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同时，在中国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天津等地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开始了局部或区域试验，并发展出了重庆农地入股、广东海南出租农地、小产权房等众多模式。

但是发展至今日，土地盲目流转、流转政策不到位、经营管理不善等各种原因分流着土地流转的初衷。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日前表示：“目前对有关改革部署，不要误读、误判。不能改变土地所有制；不能改变土地用途；不能损害农民基本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