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张学良胸中风云

对话走进张学良内心的传媒第一人郭冠英

“好比大家都在谈《圣经》，但只有我把耶稣的形象活生生给你呈现出来了。”

郭冠英把他的纪录片《世纪行过一张学良传》由4集扩充到14集。“比以前更深刻，更好看。”这位在政府任职的台湾业余制片人，并不掩饰自己的自豪，“最多的知识应该在学术著作中，其次是报纸，最肤浅的应该是电视片。可是我的纪录片把这个都倒过来了，学术著作中的问题我都提纲挈领触及到了，我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的第一手的资料。”

郭冠英有资格这样自卖自夸，因为在“西安事变”尤其是有关张学良的历史上，他做了很多历史学家没有做过的工作。他和张学良有很好的私交，是台湾第一个采访张学良的人，张学良在世时，他就在台湾出版了《张学良侧记》(大陆友谊出版社版本名为《张学良在台湾》)。他有近10个小时的采访张学良录音，但最为得意的当然还是这部关于张学良的纪录片，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好比大家都在谈《圣经》，但只有我把耶稣的形象活生生给你呈现出来了。”

12月11日零时，记者连线刚刚拍完片的郭冠英。他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先做了如上的自我表扬。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自信而张扬的个性，他成为打进张学良世界内部的传媒第一人。

“小时候我们都骂他‘大混蛋’”

《望东方周刊》：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张学良的，什么因缘?

郭冠英：蒋经国后期，能够和张学良经常来往的有张群、张大干和王新衡三个人。这“三张一王”关系不同寻常。王新衡相当于蒋经国和张学良之间的联络人，他的儿子在大学的时候和我很熟，是好朋友。我常到王家去吃饭，在那看见过张学良。那个时候，特务还围在张学良身边，我还认为张学良是“叛臣贼子”，对他也不是那么重视。

后来我读《大陆问题研究》，读了很多大陆的资料，就觉得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是所说的“叛臣贼子”。你越是压我，我越是崇拜。

《望东方周刊》：你在台湾接受的教育中，会非常强调西安事变吗?

郭冠英：非常强调。就像大陆非常强调一样。共产党会强调西安事变救了中国，就强调西安事变毁了中国。对张杨的评价就是“叛臣贼子”、“历史罪人”这样。

我小时候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老师每次讲到张、杨的时候，就是“叛臣贼子”，从教科书上念一遍。我们这个老师住在竹东，他说张学良以前就关在竹东的山里面。张学良活着，可是杨虎城到哪里去了，我们都不晓得，不知道他在去台湾前杀掉了。台湾至少有20年根本不谈杨虎城到哪去了。

《望东方周刊》：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观念的?

郭冠英：大概1958年的时候，张学良就到台北来，相对自由了。那时就有人看过他了，传言很多。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小时候我们都骂他“大混蛋”，一直保持到大学，到读研的时候才慢慢转变。刚好我又有关系和张学良接触。

《望东方周刊》：你开始通过王新衡和张学良进一步接触?

郭冠英：刚好蒋经国死的时候，王新衡也死了。但他儿子那时就相当于张学良干儿子那样一个角色。每次去吃饭，他就给我介绍张学良。张学良很喜欢我，觉得我这么懂东北历史，又这么捧他。我就介绍了一批学者和他见面。等到张学良做寿的时候，我和他最好。那时候很多谗言就来了，我俩关系就不好了。后来又再度复合了。录音访问是在关系最好时做的，录影访问是在关系再度复合时做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乱的人

《望东方周刊》：你一开始提出给张学良做访问，他就同意吗?

郭冠英：一开始说录音访问，他同意。我介绍他看唐德刚一篇文章，他一看很好：唐德刚来台北的时候，你带他来看我。唐德刚来后，我就带他来看张学良。唐德刚是口述历史的鼻祖，唐德刚提出给他做口述历史，张学良就同意了。

《望东方周刊》：唐德刚对张学良的采访，你都参与了?

郭冠英：所有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我问的。不是唐德刚学问不好，是因为他耳背，听不太清楚，他和张学良两个人乡音又都重，一个安徽音，一个东北音。我在中间就做传达的工作。唐德刚耳背，反应比较慢。我以前做过记者，历史学又懂一点，问题会更精确。

我不能居功的原因是，张学良通过我找的唐德刚，让唐来为他做口述资料。我在旁边相当于唐德刚的助手一样。

《望东方周刊》：你问的每一个问题，不需要先和唐德刚商量吗?

郭冠英：不需要。我们两个对这个题材都很了解。因此，你问好的我就可以不问了，如果你没有听清楚，没有问好的，我就来问。我们两个配合无间。

《望东方周刊》：大陆有出版王书君根据唐德刚采访录音撰写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

郭冠英：这本书加了很多道听途说来的东西，编造细节。

《望东方周刊》：张学良在谈论西安事变时，是很放开的来谈西安事变吗?

郭冠英：对。在录音中间有点不太愿意，但是有时兴致好了，我不问他他也讲了，他就是在兴致好的时候把西安事变的内幕全讲给我听了。但是后来录影时，他又收回来不讲了。

《望东方周刊》：他的讲述前后会有很多不一致的反复么?

郭冠英：在我面前，基本没有反复了。我知道什么时候去问他，抓他要讲的东西。他都讲了。包括西安事变前他和为了“一二九运动”大吵。我录音的时候，他不愿意讲，说“我不好讲它”。因为他以前和我讲过，我就把他以前的话重复一遍，他说是。他说，我这个人，气起来的话，我会拿枪打人的。意思是说，有枪我就把一枪打死了。他肚子里有一句话“你个老头子，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到了嘴唇上没讲出来，气得脸通红。

《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接触，你觉得张学良是个什么性情的人，你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

郭冠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乱的人，有点乱七八糟。他有很多缺点，又有很多年轻人爱国的冲动。张学良性格有些不稳，浮躁。我和他熟了，觉得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未必对，也不是那么深刻。可能是因为他老了，可能是因为他年轻时做少帅，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听别人的话，有点专断。

《望东方周刊》：都说他年轻时是一个花花公子。又是花花公子，又很爱国，这两者之间好像有些矛盾。

郭冠英：对。其实在“九一八”之前，他又吸毒，又喜欢搞女人。他爸爸留给他那么大的资本，那么年轻就成为北方的实权者。但是他又很想玩，空有爱国心，但是没有细致的策略与计划。

张学良晚年完全觉得他没有错

《望东方周刊》：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和张学良到底谁是主角？杨瀚说，杨虎城起了主要作用。上世纪90年代，张

学良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郭冠英：西安事变的主角，怎么可能是杨虎城?张之丙姐妹采访的水准不是很高。忏悔录里讲得最清楚，那是张学良1956年写的，他那时要讨好，如果认为杨虎城是主谋，他那时就应该讲。他没这么说。他说，杨虎城不过是陪衬，但也起了恶缘的作用。

张之丙访问时，张学良已经老了，张之丙又不会问，他老人家的回答又有些乱。就有一句没一句那么断章取义的乱搭。有时即便那句话确实是他讲的，但整个的意思全是乱的。

《望东方周刊》：你刚才提到张学良的忏悔录，表达了对西安事变的悔意。那是他的真心话吗?他晚年好像有反复。

郭冠英：有反复。我觉得，在五六十年代，至少是出于求生，他确实认为自己做错了。我们说那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被人控制久了，有时候确实会相信控制你的那个人；他当时确实有这种心理状态。他也常常对蒋纬国讲“我错了”这类话。

到了80年代末，他跟我接触的时候，就已经在说，西安事变他没有错。大概在死后，他就开始觉得自己没有错。进入90年代，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这类的话，完全觉得他没有错。到了更晚年的时候，他甚至对张之丙说，“我就是共产党”。他的意思是，他(西安事变前)非常同情共产党，甚至想加入共产党。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张学良写给的忏悔录，在对西安事变的关键事实回忆上，有没有说违心话?

郭冠英：关键事实没有违心的话，但是他隐瞒了对共产党的好感。后来他跟我讲，共产党长征多伟大，没有一个军队像共产党那样子不起。

哥伦比亚大学有他的一些资料，不止是忏悔录，他五六十年的其他一些东西，留了下来，都蛮的。他当时想和蒋接近嘛。

《望东方周刊》：有一些历史著作说，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对非常佩服。张学良晚年对如何评价？

郭冠英：确实，他刚一见到蒋，就觉得蒋很勇敢，很有领袖气质和魅力，英俊豪迈。而且蒋又对他很好。所以他把蒋当作父兄那样的关系来往。他后来跟我评价说，蒋对中国还是有功的……不过呢，不要说大人物，一个小人物也有他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就看是好的多还是坏的多而已。

他还引用王新衡的一句话：蒋先生这个人用奴才，不用人才。我就问他，那你认为蒋公是成功还是失败?张学良说，他失败，我跟你讲，他这个人守旧，太守旧了。他什么事都认为自己讲的就是对的。我给这么一句话吧，能做皇帝的话，他就做皇帝了。

应为杨虎城

《望东方周刊》：你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有评价过杨虎城吗?

郭冠英：有。他说，虎城这个人，我批评他是个老粗，他这个人想学时髦，他下面用了很多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这些人对他影响很大。可是他对深刻的东西并不了解，看事情不是那么深。对整个政治的了解，差很远。他是个好人，我跟他很好，他很想做个爱国人的样子。

根据张学良的这些话，我对杨虎城有了很好的印象。他不是说杨是个老粗吗?我就说他“粗明大意，坚持到底”。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杨虎城后人要为杨虎城这件事。

郭冠英：我觉得，应该为杨虎城做某种程度的。尤其现在又国共合作。以前国共斗争时，最大的冤案就是杨虎城被杀。不是说，公车上踩到人都要道歉吗?把杨虎城和亲属、部下8个人都杀了，你不需要道歉吗?而且，杀害不是政府行为，政府首脑那时是李宗仁，李宗仁当时要放杨虎城。只是一个社会团体，怎么可以违背政府的命令?当然当时党国一家，但理论上也是李宗仁当家。

我觉得，连战出来做某种的，比较好。比如说，举办个西安事变展览，把张、杨地位给肯定肯定。反正台湾已经肯定了张学良嘛。

《望东方周刊》：张学良被肯定了吗?

郭冠英：张学良死的时候，给他了一个勋章。这个很重要，不是教科书里肯定他了。和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对历史非常认真的，是随你怎么讲，只要我继续执政就好了。共产党比较严谨，常常有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来没有这个东西的。

台湾的大部分人，心中可能还是这样想的：张学良是祸国殃民。但是因为张学良活在台湾，成为了一个风云人物。媒体每天追着风云人物，结果是不断讲着张学良的好处：爱国、统一……最后被冤屈了。我跟张学良熟，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工作。

《望东方周刊》：以台湾为例，你觉得时代和“民主时代”，在历史的书写上有什么不同吗?

郭冠英：对大陆的历史书写会越来越客观，因为没有蒋家时的那个包袱了。但是它又有“”的包袱了。“”现在加了很多很多荒谬的解释，实际上另外一种历史扭曲出现了。以前是在中国之下，强调己方的正统。现在是，它根本不管你中国的历史，把中国历史撇开了。现在很多原来跟共产党吵架的史官，现在不太讲话了。反而是共产党内的很多历史学家，对、对抗战都慢慢还是公平地评价了。但是这块认为，你们这样讲，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帮助。不是你说以前什么都对，就可以在台湾执政，不是这样子。所以史家不兴奋，不去应和或批评，他都不管了。

我有句很重要的话：如果台湾很多历史学家还在痛骂西安事变，痛骂张学良，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还在关心中国历史。最怕是没人关心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