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的“偷窃”游戏

只用了一天时间，这家事务所就给净资产实际为负数的所谓明伦集团做出了一份总资产27亿元，将资产12亿元的2002年度资产审计报告。周益明一夜之间从“负翁”变成了身价27亿元的富翁

32岁的周益明留着平头，面庞消瘦，脚上穿着一双棉鞋，瘦小的身材让人难以将他与“亿万富翁”联系起来。但时光倒转3年，他却是一个拥有“27亿身家”的集团公司董事长，成功入主上市公司四川明星电力有限公司，并凭此一举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年纪最轻的一位“钻石王老五”。他的“事业”横跨半个中国，在资本市场上纵横捭阖――但是现在，他坐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周围是冰冷的铁栅栏。

2006年10月31日，深圳市明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益明被四川省遂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罪名是合同诈骗罪。这意味着周益明可能面临最高为无期徒刑的判罚。

坐在被告席上的周益明看上去似乎比较平静，回答问题简短清晰，甚至还几次低头微笑，与同在被告席上或沮丧、或激动的下属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当盯着法庭左侧投影屏幕上显示的一组组证据时，周益明的嘴不时轻微地闭着，做着小幅度的吞咽动作，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将决定他余下的人生在哪里度过。

香港影片《无间道》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或许正是周益明现状的写照：“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时光仿佛与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3年前，他因收购明星电力而声名鹊起，3年后，仍然是由于收购明星电力，他坠入深渊。

检察机关认定，周益明和他的明伦集团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提供虚假资产审计报告等方式，与明星电力股东遂宁市兴业资产经营公司、遂宁市电力物资公司签订《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股份转让协议》和《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股份转让协议》，受让明星电力国有股21．07％和法人股77．07％。明伦集团成为明星电力第一大股东后，为达到侵吞该公司财产的目的，修改了公司章程，还改组了董事会、监事会。

2003年6月至2005年11月期间，明伦集团及周益明等人采取“对外投资”等手段非法占有明星电力资金4．6亿多元人民币和1000多万美元。这些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2条、第231条的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耐人寻味的是，周益明并没有像人们之前想象的那样，矢口否认对自己的指控，他在法庭上承认了非法占有明星电力资金的事实和数额。但周益明辩称，自己只是在经营过程中侵占、挪用了上市公司资金，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一位参与旁听的业内人士表示，周益明肯定是受了“高人指点”，因为想推脱所有的罪责显然是不可能的，周当初是以“挪用资金罪”被逮捕的，如果以这个罪名定罪，最高也就是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被定成“合同诈骗罪”，最高量刑是无期徒刑。

蛇起贪心欲吞象

事实上，当初周益明成功入主明星电力，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桩“美满婚姻”：周益明成功进入了盼望已久的资源垄断型行业，遂宁市则为当地引进了一个有着高科技背景的“大企业”而兴奋，并为周益明许诺的一系列投资而憧憬。但双方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周益明入主后不久就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金拆借举动，并抽调资金投往深圳的房地产行业。2003年底和2004年初，四川省证监局发现了明星电力的一系列反常和违规行为，对其发出了整改通知书，并向遂宁市发出了风险提示函。

接到风险提示函后，遂宁方面感到事态严重，于2005年3月成立了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开始着手调查、处置明星电力的风险。遂宁市派出副市长刘云带队的考察组到深圳市对明伦集团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个号称拥有27亿元总资产、12亿元净资产的大集团，竟然是个“空壳公司”。遂宁市随即以国有第二大股东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的名义，对明星电力派出财务副总监，监控公司所有印章和资金流向――周益明入主明星电力前后的一连串内幕由此揭开。

事情还得回到2002年8月，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转让部分国有股和法人股。这个消息引起了远在深圳的周益明的极大兴趣。明星电力是遂宁市380万人口水、电、气的主要供应商，当时拥有资产十几个亿，没有外债，企业流动资金达1亿元，是一个质优的上市公司。

据遂宁市公安机关侦查，2002年8月，周益明得知明星电力部分股权将转让的消息时，他的企业还只是深圳市明伦实业有限公司，周益明一边虚构明伦集团与遂宁市洽谈收购事宜，一边临时组建所谓的集团公司。他先以10万元买来深圳某公司，用8000万元银行贷款进行反复倒账，虚增母公司及7个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3亿元，直到2002年12月，明伦集团才正式完成了工商注册。

周益明在后来给公安机关做的供述中承认，当时他的净资产实际为负数。按照规定，收购上市公司的资金不能超过集团公司净资产的50％，周益明和他的明伦集团根本没有资格和实力收购明星电力股份，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深谙“资本运作”的周益明想到了一个包装自己的好办法。2003年3月，周益明让人找到深圳市中喜会计师事务所，要将公司净资产做到10亿元以上。不可思议的是，只用了一天时间，这家事务所就给净资产实际为负数的所谓明伦集团做出了一份总资产27亿元、净资产12亿元的2002年度资产审计报告。周益明一夜之间从“负翁”变成了“身价27亿元的富翁”，而付出的代价仅仅是给中喜会计师事务所11万元业务费，其中2万元还被周益明的一位下属吃了回扣。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吴光影承认，整个审计报告出炉过程中，事务所根本没有派人到明伦集团进行资产核对，在此之前他甚至都没听说过明伦集团。事实上，这家于1995年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曾因违规受到过警告处分，后于2005年更名，同年又因违规被注销。多年来，这样一个屡次违规的会计师事务所一直活跃在这一行业，据公安机关透露，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两年内出具的虚假审计报告竟然多达5000份!

蛀虫、家贼助力忙

此时的周益明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虽然顶着“27亿元身价”的光环，但他拿不出一分钱来收购明星电力股权，他的眼睛又盯在了银行贷款上。而按证券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银行贷款严禁用于上市公司收购，这似乎又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周益明与银行高管的“深交”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公安机关侦查，周益明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行长郭俊明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罗湖支行行长韩茂胜等人“交情匪浅”。郭俊明曾接受过周益明的两辆高级小轿车，逢年过节还有银行卡等“过节

费”可拿，周还曾许诺送他一栋别墅。而韩茂胜曾为了增加银行存款业绩，找周益明帮过不少忙，韩也在其中得到“政绩”和“实惠”。

据郭、韩等交代，周益明向他们明确提出收购明星电力资金上有缺口，希望他们能“支持一下”。但银行资金不得用于上市公司收购，为了规避监管，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浦发行深圳罗湖支行及广发行深圳分行春风路支行都做了一个“过桥贷款’的方案：以企业流动资金的名义给周益明放贷，使他获得了3．8亿元收购资金，完成了“空手套白狼”式的资本运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股权转让前，遂宁市曾派出考察组到深圳市考察明伦集团。周益明经过精心安排，带着他们到自己合作伙伴的企业参观，并称是自己的企业。这样裸的欺诈，竟然成功地蒙混过关。

《望东方周刊》记者接触的遂宁许多干部表示，揭穿周益明的骗术其实并不难。明伦集团号称有27亿元总资产，那样大的规模总该有各方面的数据和事实支撑。只要到当地工商部门查一下注册资本金、到税务部门查一下税收、到企业库房看一看产品，参观企业时看一下营业执照，就不难发现明伦集团的真面目。

据案发后对周益明提供的虚假资产审计报告的重新审计，2002年底明伦集团的总负债已高达2．8亿元，净资产实际为负647万元。有遂宁当地干部对本刊记者透露，当时曾有人提出，明伦集团到底有没有实力，不能光凭周益明提供的审计报告下结论，应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审计一下，但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明星电力原总经理周某在周益明疯狂掏空公司的行为中也扮演了一个“家贼”的角色。据公安机关侦查，周益明在入主公司后不到4个月，就从明星电力划走了5亿元。然而，面对这样庞大的可疑资金流出，作为公司国有股代表的总经理周某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反而收受周益明的贿赂，坐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目前周某已被正式逮捕，初步查明其收受贿赂达百万元以上。

抓捕疑犯似拍大片

一位了解案情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明星电力案件之所以到目前办得比较成功，关键在一个“快”!周益明被捕后对办案人员表示：你们的动作够快，我原本打算捞几个亿就抽身走人，要是再晚一个月，我就让明伦集团破产了。

逮捕周益明的过程也像是一部紧张的大片。2005年11月前后，遂宁警方决定对周益明采取强制措施，但当时的周益明仿佛也闻到了一丝紧张的气氛，再也不到遂宁去而是住在北京。

一位办案民警回忆，2005年11月的一个周末，正在休假的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到北京执行紧急任务。”经过周密安排，几名办案人员带齐手续赶赴北京。在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的协调、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周益明所住的大酒店。

当几名陌生人神情严肃地突然出现在周益明的面前时，他仿佛也知道了自己将大事不妙。一位办案人员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次来只是请你回去协助处理明星电力面临的债务危机，没有别的事。如果你配合，我们就和和气气地坐飞机回去：如果不配合，我们所有手续都带全了，你就坐我们的汽车回四川。”周益明一看眼前阵势，表示愿意配合回去处理公司债务。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没有了航班，办案人员决定在北京住一晚，但住在什么地方却让他们大伤脑筋。周益明原来住的酒店肯定是不能再住了，住小点的宾馆安全又难以保障。思来想去，办案人员选择了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那里是五星级酒店，保卫措施比较得力，万一有事有周旋的余地。

一群人住了一晚后，乘坐第二天的头一班飞机回到了四川。一位民警回忆，为了尽快上飞机，他们与机场公安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协调下，办案人员带着周益明直接通过贵宾通道上了飞机。周益明后来还对民警说：“你们当时要是没走贵宾通道，在机场多留一会，说不定就走不了了。”

周益明是被带回遂宁了，但怎么处理他又成了一个难题。因为这时候的他还是明星电力的董事长，如果立即对外公布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肯定会导致公司股价的动荡，不利于当时的风险处置。遂宁市公安局副局长邢林对《望东方方周刊》记者说：遂宁警方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办法。对外宣称周益明是回来协助当地化解公司债务风险的，并且让周益明每天按时到公司总部“上班”，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同时，遂宁市说服了周益明，将公司的运营管理权限交给了国有第二大股东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保持了公司正常运转。

一位参与对周益明监视居住的民警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外界已经探听到了周益明“出事”的风声，一些与周益明有各种关系的人不断到他的办公室来探个虚实。为了营造一种“正常”的气氛，公安民警们纷纷“变身”成了周益明的助理、部门负责人参与会客，甚至连端茶倒水的人都是便衣警察；而且每次周益明办公室的窗户边都坐上一个便衣，装着在那里抄抄写写，为的却是挡住窗外视线，防止出现意外。

这种着力营造的“正常”气氛为案件的调查和明星电力风险处置赢得了1个多月的时间，2005年12月26日，经遂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周益明以“挪用资金罪”被执行逮捕。

明星电力案中其他相关人员的归案也充满了戏剧性。2005年12月初，遂宁警方到深圳找周益明手下涉案的财务部经理刘文中调查取证。当时还没有宣布对周益明实施逮捕，但刘文中也在事前觉察到了风声躲了起来，派出一名手下与办案人员接触，并邀请他们吃饭以打探风声。不吃饭，刘文中肯定会怀疑，说不定马上就消失，但与办案对象吃饭又违反纪律。办案民警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吃!”

在饭桌上，办案人员故意对刘文中手下放出风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周益明都马上要回到深圳了，让你们经理来和我们对一下账目，我们也好回去交差。”在得到手下的汇报后，刘文中果然放心地出来和办案人员对账，结果―对账反而发现了更多问题。办案人员回忆说，当时对刘文中宣布采取强制措施时，他一下子呆若木鸡，半天才回过神来，狠狠地瞪着那位同样目瞪口呆的手下。遂宁警方随即于2005年12月10日将刘文中带回遂宁刑事拘留，并于2006年1月26日正式逮捕。

一位办案人员回忆起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连称：“太难了，尤其是这种异地办案的错综复杂根本不是外人可以想象的。”有一次，民警在赶赴南方一城市抓捕一名涉案银行高管，在所有手续和程序都办完后，当地警方突然接到“上面”的指示：不许遂宁警方将人带走，人要关也得关在我们本地。

两地的警察立即对峙了起来，一方要坚决带人走，另一方坚决不让。遂宁办案人员将情况向上级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人在阵地在，你们的眼睛一刻都不能离开犯罪嫌疑人。他们要关他，你们

就和他关在一起。”

于是在同一间屋子里，两群警察相互瞪着眼睛对峙了36个小时，谁也没睡觉。遂宁方办案人员将自己与犯罪嫌疑人铐在一起，在地板上坐了一晚上。直到后来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才成功将人带走。

此外，明星电力在案发后能够追回部分损失，也得益于对周益明及其明伦集团资产的迅速查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明星电力案件涉及的诉讼包括了四川、广州、深圳、江西等地，如果其他债权人在异地法院先提讼，明星电力可能无法优先受偿周益明的资产。

为此，遂宁中院运用法律规定的协商管辖(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邀请由一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来受理)，先由明星电力向明伦集团提讼，然后双方同意由遂宁地方法院调解，周益明同意用自己的财产来偿还明伦集团所欠的债务。此后，遂宁市中院派出工作组，3天内将周益明的所有资产查封，并在半个月内把涉及的13个案件全部调解结束。

遂宁中院副院长周奇万对《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其实就像一场赛跑。在我们去查封周益明资产的时候，他的其他债权人也开始行动了，有时候双方甚至就是前后脚赶到同一个地方，如果动作慢一点，周益明和明伦集团就什么也剩不下了。”

国有资产为什么会被随意处置

据公安机关侦查，周益明入主明星电力后立即着手控制上市公司，11名董事会成员中有8名变成明伦系的人，在副董事长、财务总监等关键岗位，周益明也全部安上了自己的人，上市公司变成周的“一言堂”。周益明的种种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掌控范围，最终酿成风险。

遂宁当地一名干部回忆，2005年初，市委、市政府处置明星电力风险时，就面临着“两难”境地，当时的主管领导都“作好了随时当被告的准备”。一方面，周益明入主后立即大肆侵占、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如果不及时处置，明星电力这样一个关系到全市380万人口水、电、气供应的优质上市公司将面临灭顶之灾，一万名职工和家属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但另一方面，周益明当时已是上市公司的“合法”大股东，他的一系列行为都披着“合法”的外衣。不查他，政府没什么责任，一旦政府介入，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公司股价动荡，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地方党委、政府还将背上“干预企业正常经营”的“罪名”。

本刊记者在对明星电力案件始末的调研中发现，国有上市公司失去控股权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难以在日常监管中得到制约。因此，如何从源头上杜绝不法分子的掏空行为，将危害巨大的违法犯罪行为扼杀在萌芽中，是当前防范和化解上市公司风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地方在转让上市公司股权时―定要慎重，不能将企业“一卖了之”，国有股份必须保留一定比例。对于跨地区、跨行业的民营资本进入国企改制的，更要慎之又慎。

此外，应加大国有股份在上市公司重大决策中的“话语权”。目前的现状是，董事会在上市公司中处于强势地位，监事会难以起到应有作用。但董事会的组成是由大股东说了算，周益明将董事会变成明伦系的做法就很具有代表性，一个上市公司很容易就变成了大股东的“一言堂”。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向朝阳说，现实中，不法分子惯用伎俩是以上市公司优质资产做担保，套取银行贷款；而一些商业银行往往只要有上市公司作担保就放贷，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因此，商业银行在给上市公司(尤其是重组后的)发放贷款时，一定要与公司所在的地方政府加强合作，掌握贷款的真实去向，防止不法分子以国有资产和公众利益为代价，套取银行资金。

而回过头来看当初明星电力的股权转让，至少可以下这么一个判断，整个转让过程极其轻率、随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有一些专业眼光和科学严肃的态度，就不会被周益明的这个“惊天大谎”所蒙骗。

向朝阳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发达国家对于资产重组、企业并购早已发展出一套十分严谨的程序，所有环节都高度专业化，参与人员必须对自己作出的决策负责。而我国的国有股权转让充满了决策的随意性，造成损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国家国资委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国企改制的“专家库”，将资产评估、审计等各环节严格分工，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业人士和机构负责具体操作，并制定严格的奖惩措施，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资本市场的代价竟然如此之低

有舆论认为，如果周益明此次被判合同诈骗罪名成立，他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一个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掏空行为的上市公司高管。

实际上，本刊记者在开庭前就听到了这样的言论：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宣称，这件案子按照挪用资金罪定罪，最高10年有期徒刑，但要判成合同诈骗罪，绝对不可能。在法庭举证过程中，被告的律师们的提问也集中在了寻找合同诈骗罪指控的漏洞上。可以想到的是，关于“此罪与彼罪”的辩论将贯穿整个审理过程。

近年来资本市场上屡有震惊全国的大案，涉案金额动辄几十亿、上百亿，但对于犯案人员的处罚结果，往往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如德隆案涉案金额570亿，主犯仅获8年徒刑，托普软件案造成40亿元违规担保和银行贷款黑洞，大股东宋如华仅被处罚款30万元。以至于有人惊呼：资本市场的代价竟然如此之低!

一位警方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了他的无奈，这类案件已经成了一种现象：公安机关花费大量精力查清一起案件后，犯罪分子往往仅受到罚款或几年刑罚的惩处，这与其获得的巨大收益形成强烈反差，难以体现法律的威慑力和制约力，也容易造成社会上对“富人”的不满情绪。

有关法律专家认为，对于明星电力之类的案件，到底是以“合同诈骗罪”来定，还是分别以“虚假出资”、“挪用资金”等罪名来定，目前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有的观点认为刑法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将这类案件定为合同诈骗罪，这是出现“重罪轻罚”的客观原因。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唐清阳认为，类似明星电力的案件近年来逐渐增多，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大股东的违法行为割裂对待，只是以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名来定罪量刑，这实际上忽略了其行为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种欺诈行为，不仅在量刑上大大降低打击力度，也无法从根本上保护国有资产和广大股民的利益。

以明星电力案为例，如果仍按过去的思路，将周益明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割裂对待，仅以“虚假出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罪分别认定，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周益明以欺诈手段取得的明星电力股权的合法性。而且这些罪名量刑最高不过10年，他坐几年牢出来后仍是身家几个亿的明星电力大股东，无法体现《刑法》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和威慑作用。

而《刑法》中不仅明文规定了一个罪名的几种适用情况，还有原则性的“兜底条款”，司法人员在实践中也拥有“法律自由裁量权”，就是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因此，在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下，处理类似案件时要有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