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位农民工的工伤之痛

编者按:近日,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成功实施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恒大慈善万人行”特困农民工资助项目,为受工伤的贫困农民工发放了资助款。项目实施同时,义联也针对受资助的工伤农民工进行了一线实地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问卷213份,其中有效问卷207份。

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的认识程度是否有所提升?工伤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他们的维权现状如何?……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此次的调查,深度触及到了工伤、农民工这两个热点领域的焦点问题。

此次问卷调查主要在北京及周边省市开展。受访者籍贯涉及全国18个省区市,排名前五位的依次为河北、河南、北京、四川、天津,基本上还是来自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和本地农村。从受访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来看,服务业占30.9%,建筑业占29.0%,制造业占22.7%,其他行业占17.4%。年龄集中在20岁到60岁之间,男性比例近九成。

调查显示,工伤农民工群体大多文化程度有限,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或者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工种。农民工依然以男性居多,他们往往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旦发生工伤,由于他们很少懂得如何处理工伤、落实自己的工伤待遇,所以身体上的伤害和收入上的锐减是他们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另外,如果再遇上用人单位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最基本的社会责任,那么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工伤和工伤保险的认识水平

关键词:工伤≠工作中受伤/《社会保险法(草案)》

72%的受访者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受伤是工伤,但只有43.5%的受访者回答知道工伤保险。作为社会概念的“工伤”是被劳动者知晓和关注的,而“工伤”的法律概念却并未广泛普及。在义联提供个案法律服务的过程中,也经常遇到类似情况,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伤害,就认为自己受了工伤。但从法律的角度还要从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首先,劳动者受伤的情况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能够认定工伤的情形;其次,“工伤”需要通过法定的行政程序进行确认。

在“您的单位有没有给您上工伤保险”这一问题上,仅有17.4%的受访者回答“有”,回答“没有”和“不清楚”的分别为58.5%和24.2%。在农民工集中从事的行业领域中,工伤保险的缴费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进行第三审的《社会保险法(草案)》一审稿中规定,用人单位逾期不缴纳或者未补足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经其主管部门同意,可以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在其账户中划扣社会保险费。《〈工伤保险条例〉修改征求意见稿》里也提出,用人单位依照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参加,补缴欠缴的工伤保险费,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欠缴工伤保险费的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欠缴的工伤保险费和滞纳金的,处上年度应当缴纳工伤保险费数额的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缴欠缴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和罚款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上述条文能够通过审议并在实施中得以顺利执行的话,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规制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工伤处理方式

关键词:私了/走法律程序/法律援助

对于工作过程中受伤的处理方式,“找单位老板私了”的为38.4%,“打官司”的为37.2%,“直接回家”的为13.3%,选择其他途径如“无家可回、求助亲人”等,为10.3%。受访者首选的还是通过非法律途径协商解决,也就是俗称的“私了”。“私了”在实践中是有积极的一面:可以使得工伤农民工尽快拿钱看病,避开工伤处理冗长的程序。然而负面因素更多:用人单位的绝对强势地位使得协商只是劳动者形式上的权利,私了获得的赔偿远远低于法定数额;很多劳动者会因为选择私了而主动或者被动放弃工伤认定申请,超过认定时效后就无法再追究单位的责任;如果劳动者想撤销私了协议,仍然要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等等。但尽管如此,工伤农民工依然会普遍选择私了,尤其是没有劳动合同、又亟需看病治疗的情况。与此同时,选择走法律程序的工伤农民工比率与选择私了的十分接近,说明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都在提高。当劳动者开始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权益时,如何让法律更加合理化和科学化就成为相关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关于“与用人单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回答,一方面,有70.4%的受访者会选择找法律援助机构帮助自己打官司,找律师的为32%,找熟人、工会、找关系的分别为12.1%、10.2%、2.9%。还有8.4%的受访者称会去找劳动局、法院门口那些自称能打赢官司的人。另一方面,75.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敢和用人单位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工伤问题;而不敢和老板打官司的人中,认为“老板有关系,打也打不赢”和“怕老板报复”的高居前两位。

工伤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关键词:收入锐减/心理压力/工伤预防与康复

84.7%的受访者认为工伤对自己和家里造成的收入影响是很大的,没有一位受访者选择“影响很小”。通过问卷统计,受访者个人月收入在工伤前平均为1480.44元,工伤后平均为288.75元,减幅达80.5%;受访者家庭月收入在工伤前平均为1787.85元,工伤后平均为586.48元,减幅达67.2%。而一旦农民工出了工伤,整个家庭也极易陷入赤贫状态。59.1%的农民工受伤后个人收入为零,59.3%的工伤农民工个人收入为零后造成家庭收入为零,他们是家庭收入的唯一经济来源,发生工伤对于其家庭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工伤也对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了直接损害。有72.9%的工伤农民工认为受伤留下的后遗症对身体和生活的影响很大,20.2%的人认为“影响大”,只有6.4%和0.5%认为“影响一般”和“很小”。因为工伤给生活、工作造成的不便,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去彻底改变,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济制度的完善才是更有效的途径,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谈及受伤是否影响了自己对社会的看法,18.2%的工伤农民工认为影响很小,34.8%的人认为一般,19.7%的人认为影响大,27.3%的人认为影响很大。如果受伤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再得不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的话,就可能扭曲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看法。

尽管发生了工伤,仍然有59.4%的受访者愿意外出打工干活,“必须养活自己/家庭经济需要”、“后续治疗还需要用钱”的理由高居前两位,紧随其后的是“外面机会多”、“受伤对自己身体影响不大”以及“其他”。按照工伤保险制度体系的设计,工伤保险的作用在于补偿而不是赔偿,而这样的补偿前提是劳动者被纳入工伤保险体系,基于保障工伤劳动者在工伤治疗期间及工伤痊愈后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生活。但43.3%的受访者的理由是后续治疗需要用钱,说明还有不少劳动者连最基本的工伤治疗,也就是吃药看病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不要谈工伤康复和维持生活了。根源还是用人单位的不参保行为。

但是,旧的工伤伤情对新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62.2%的受访者赞同这一点。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一至四级的工伤职工是无法继续从事劳动的,需要退出工作岗位,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需要有人护理生活;五到十级的工伤职工视受伤部位和受伤情况的不同,能够或多或少地重返工作岗位,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伤职工需要面对的是身体伤残带来的工作不便、心理上对于危险工作的恐惧、工作岗位本身的不甚理想等问题,可能还会遇到外界并不善意的眼神,承担家庭经济的更大心理压力等。因此,如何支持和帮助工伤职工重返工作岗位,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

在回答“受伤对自己改变最大是什么”这一问题时,57.9%的受访者是“要学习法律为自己维权”,54.5%的受访者认为要“加强安全生产意识”,也有37.1%的受访者选择了“外出打工没有安全感,害怕受伤”,12.4%的受访者选择了“不想再打工”。这里也涉及到了工伤保险制度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方面: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如在工伤发生前对安全生产及工伤法律进行宣传和培训;在工伤发生后,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帮助劳动者康复,最终帮助其重返工作岗位,让工伤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在我国,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还处于试点开展阶段。

对工伤及工伤维权的关注度

关键词:用工不规范/程序冗长/信息渠道狭窄

关于工伤维权难的原因,64.7%的受访者认为是打官司拖的时间太长,55%的人认为是单位不缴纳工伤保险费,52.5%的人认为是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此外还有受访者表示法律援助的律师太少、不知道找哪个政府部门、没有钱打官司等等。义联曾经做过统计,在一般的工伤情形下,劳动者把所有的程序走一遍,最长需要1149天,如果当事人是被第三人侵权需要诉讼前置程序或者是走职业病诊断鉴定前置程序,时间将进一步拖长。而对于工伤农民工来说,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劳动合同需要先通过法律程序确认劳动关系,这样一来,理论上工伤处理时间可以延长至1701天;同时,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肯定也不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样需要通过复杂的程序来落实工伤待遇。事实上,上述工伤维权难的三个主要问题可归纳成一种情况――单位不缴保险费,工伤待遇难落实。因此,破解工伤维权难题,还是要从源头――用人单位的规范合法用工抓起。

关于政府对农民工工伤处理是否重视的问题,87.3%的受访者予以了正面评价。在相关部门和机构的统筹、参与下,在社会团体和民间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相信工伤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会向着越来越好的趋势发展。

此次也调查了工伤农民工对工伤和社会上有影响的工伤事件的关注程度。对于“您是否知道什么是职业病”,35.9%的人回答“知道”,64.1%的人回答“不知道”。这进一步证明工伤农民工对于工伤和工伤立法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层面上,这与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对社会信息关注较少的特征是一致的。另外,也多少能够反映出社会关注农民工权益的一个盲点:比较关注显性的工伤危害,而忽略隐性的职业病有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而在去年发生的两起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工伤维权个案――刘汉黄因落实工伤待遇不成持刀捅死捅伤单位老板获刑和张海超开胸验肺上,有83.9%的受访者不知道刘汉黄事件,有63.6%的受访者不知道张海超事件。这说明受访者接触工伤问题的广度以及吸收舆论资讯的能力仍然有限。

调查中唯一一道开放式题目为“对于那些还没有受伤的农民工,您有什么建议?”归纳受访者的回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安全意识,安全操作、安全生产;二是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上工伤保险;三是学习法律;四是受伤后注意收集证据,走法律程序;五是寻求法律援助的帮助。受访者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也反映出了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上还存在漏洞,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过低、恶意规避法律、实施去劳动关系化行为等等,都需要在法律体系下加以完善和解决。与此同时,如果劳动者都能按照受访者以工伤为代价的发自肺腑的建议去做,那么一定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工伤的发生,发生工伤后也能及时获得相应的补偿。

解题关键

关键词:加重惩罚/简化程序/医药费垫付

此次调查显示,在工伤处理过程中的问题仍然集中在工伤认定难、拖欠工伤医疗费、工伤待遇落实程序冗长等方面,反映出的现实问题依旧是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拖欠支付工伤劳动者法定待遇等方面。2009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工伤立法工作:《社会保险法(草案)》中关于工伤保险部分提出建立工伤垫付制度;生效实施5年有余的《工伤保险条例》启动了大规模的修改工作;北京市推出了《北京市工伤康复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工伤职工康复费用结算管理办法(试行)》两个地方性工伤康复规范性法律文件。其中,《社会保险法(草案)》和修订后的《工伤保险条例》有希望于今年出台。调查中涉及到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有些在制定和修改的法律中已经有所体现,有些应当在新法实施之后观察评估实际的效果,有些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完善立法予以解决。

因此,一方面要推动工伤领域的立法进一步向劳动者倾斜,包括加大对不履行法定责任的用人单位的惩罚、为工伤农民工垫付医药费用等等。另一方面要加强工伤保险法律的普及和宣传,让更多的农民工知道发生工伤后应该怎么办、应当去找谁、应该落实多少法定待遇等等。只有农民工的工伤问题能够得以妥善解决,我国的工伤保险事业才真正能够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本文节选自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工伤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文中部分标题为编者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