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陵十三钗》中二元对立统一手法的运用

［摘要］《金陵十三钗》是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而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故事中战火纷飞的屠宰场上，还有一处安宁的避难所，就是废墟里的教堂。这方狭仄的空间里，唱诗班女孩、美国神父、青楼、中国士兵以及侵略者日本兵相继出场，于是各色人物之间的诸种矛盾冲突，犹如晴天滚雷或如潜流涌动般纷至沓来，在不断激越的纠葛与碰撞中演绎出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悲剧。作者巧妙地将人物角色设定为几组紧密联系又相互对立的词语意象：侵犯与受难、复仇与忏悔、堕落与救赎。本文通过对作者着眼的三个冲突点的阐释，对小说人物群像进行分析，完成了对小说文学场的断裂和重建，力求把故事还原至惨痛的原始历史面貌，进而从人性的角度完成对小说二元对立统一手法的解读。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二元对立统一手法；艺术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76-03

一、侵略与反抗

《金陵十三钗》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方是侵略者日本兵，一方是无辜受难者。作者特意通过这样的对立格局，达到了推动情节发展、凸显人物性格、臧否当事双方的创作目的。在具体安排对立双方的描述方式时，同样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谋略。如相对于有名有姓的诸位受难者的细微刻画而言，对侵略者的描写则属于抽离了具体特征的概括化和典型化。这种角色设置的不均衡表明，在那个恶魔横行与罪孽恣肆的时代，一部分人的生命存在已经完全失去了个体的道德意义，完全沦为国家机器的工具。当然，作品的旨意不仅仅在于对人物进行简单地正反归类，而是在总体模糊不清的大写意中，特别注重在大类中微设个体差异，以达到对人面兽性者的“自我暴露”。作者在众多日本兵中着意凸现的是两个军官――中佐和大佐，对他们两个的描写同样采用了对立统一的表现手法，但最终给世人留下嘴脸各异而本质相同的印象。

作者对中佐的描述是“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眉宇间英气逼人，若不是杀人杀得眼神发直，他也不失英俊”。神父驳斥中佐纯粹是撒谎时，“他上来便给了英格曼神父一个耳光”。①接下来写他的言行则彻底暴露其兽性：用歪理邪说百般抵赖其灭绝人性的罪行以及用枪打死无辜的陈乔治和手无寸铁的中国伤病员。作品中中佐“流畅”的狡辩验证了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兵所广泛信仰的荒谬逻辑，也暗示了“大和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人性悲剧。由此显示了作者非常高明的写作技巧――把一些看似对立的词汇和十分荒谬的言辞统一于中佐一身，从而使得作品的深度非同一般。

作品结尾部分大佐出场，“手捧一盆‘圣诞红’，彬彬有礼地在正门外面一遍一遍地打门铃”，“他戴金丝边眼镜，微笑极其文雅，剥掉一身军装，谁都会认为他是那种在某个银行、某个‘株式会社’混得不错的职员”。然而，假惺惺的言辞与表面掩盖不住大佐的狡诈和禽兽本性，他带来的是发给唱诗班女孩子们的所谓“请柬”。人面与兽性的结合，本来就犹如风马牛不相及的属种，但是，具有欺骗与屠戮双重内涵的军国主义教义塑造出大佐、中佐这样的“怪物”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作者的创作谋略显而易见，即首先把大佐、中佐的形和神解剖开来，暴露在世人面前，然后用军国主义的“复合胶”再给予粘合，让不可能变为可能，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作为一部反映战争悲剧的小说，《金陵十三钗》成功的一个特质是跳出了简单再现战争的窠臼，更多地描绘了战争中的人性裂变。生存本能与理性思维的撕裂使人全然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约束，人性被异化为兽性。“行途之中辱”是日本的一句格言，它反映了大和民族文化心理，或许这也恰巧是作品中日本兵对战争的认知根源。面对残暴的侵略，受难者只能奋起反抗。于是，神父挺身而出，受伤的中国士兵挺身而出，饱受欺凌、一路风尘的们也挺身而出。如果说神父的抗争是出于正义，中国士兵的反抗是出于军人的责任，那么，们的舍身救人又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那里寻找答案吧。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最早将“奥斯维辛以后”作为一个哲学课题提出来：“奥斯维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我们与奥斯维辛苦难的关系，绝非所谓国际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论（existenzial）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认识 “南京大屠杀” 巨大的悲剧价值：生存和无度扩张的欲望可以把素有谦谦君子之称的日本人变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同样是为了生存的欲望和高贵的道义，像“金陵十三钗”这些懦弱的羔羊也能爆发出雄狮的威猛。

二、复仇与忏悔

《金陵十三钗》的开篇别开生面、无比奇巧。作者从一个14岁纯真少女的“特殊”体验写起――对初潮的恶意理解和对炮火声的不安猜度，预示着与此相关的悲剧将要拉开序幕。作品开篇书娟的出场是一个重要的叙述符号展现，同时也为整个故事的发展埋下一条辅线。宏大历史叙事的罅隙间，不时插叙往事以及将书娟进行报复的情节点缀进文本。如果说躲避在天主教堂内人们的活动是主线，那么赵玉墨与唱诗班女童书娟之间不为人知的家庭仇怨则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又一动因。赵玉墨与书娟“双料博士”的父亲相遇在舞场上，赵玉墨以其贤淑加放浪的手腕，瞬间俘获了生性过分纯正、过分规矩的“双料博士”。书娟母亲只好强迫她父亲出国，把书娟寄留在南京的天主教堂里。因此，书娟切齿地恨着那个让她家庭支离破碎的赵玉墨。这就是书娟产生报复赵玉墨的主因。

“不是冤家不聚头”，就在书娟告别了她混沌的女孩时代的那个早晨，一群逃命的翻过围墙跳进教堂院里。赵玉墨恰巧是这群中的一个，她凭借对相片的记忆认出了书娟。书娟因得知她的名字便知道了这个女人就是她恨之入骨的赵玉墨，于是在她看似连鄙夷都不愿意表示的表象下，却悄悄酝酿着一场报复。失眠的夜晚，书娟将火钳放在炭火上烧红，决心在玉墨细皮的瓜子脸上留个纪念疤。此处情节虽不算是故事的高潮，但是对于故事叙述者书娟本人来说，这一段心理跌宕起伏却是最紧张、激烈的。可是，她没有想到仓库中一屋子男女都在哭，哭声和雨滴浇灭了她的果敢，还没等玉墨出门，书娟仓皇而逃，留下一个在雨水中嗤嗤冒着白烟的火钳。

可以说，自书娟听到赵玉墨这个名字时，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在她心底埋下，她将自己所处的一切窘迫境地都归咎于赵玉墨。只要与这个人面对面，目光、火钳，一切都可以成为武器。在复仇心理推进过程中，书娟的灵魂也步步逼近堕落，从仓库里传出的幽幽哭声或许是拯救书娟的天籁之音，“书娟赶紧往黑处一躲”，这“一躲”，她便踏上了忏悔的第一步。到后来，们为日本人杀害的五个中国战士追悼之时，书娟那股火辣辣的仇恨已经不在了。她忏悔的最终完成是在圣诞夜大事件发生之后，并且将忏悔的主题由对父母的怨恨和诅咒改变成她那未遂的罪恶。

这是书娟“一生中最诚实、最长久的一次忏悔，也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忏悔”。其实她知道，从一开始，赵玉墨就想与她和解，只是她从来都不肯给她机会。直到最后，“金陵十三钗”伪装成唱诗班少女被日本兵强行带走时，书娟终于读懂了赵玉墨对大佐的“笑里藏刀”。这娇羞的一笑中所包含的智谋和勇气瞬间使书娟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腾。往后的日子里，书娟更是以一种觉醒和反省的姿态去面对回忆。

在这一个文学场景里，作者巧妙地将次要矛盾穿插于主要矛盾之中，使之随着主要矛盾冲突――民族生存矛盾的逐渐加剧，次要矛盾冲突――书娟与玉墨的个人情感矛盾则逐渐消减，直至烟消云散，化为长久的忏悔。书娟的心理变化经历了从复仇到忏悔的过程。复仇与忏悔本是对立的，但由于十三钗舍身赴难，出乎意料的行为，就使得书娟的纯真形象解构无痕地统一了起来，这样的构思，无疑达到了王国维主所谓“化境”的艺术高度。

三、堕落与救赎

小说标题《金陵十三钗》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衍化。相比《红楼梦》中那12个悲情女子，作品聚焦的那十几位女子的命运则更加坎坷。家庭的不幸使得她们沦为，即便是心高气傲、通晓琴棋书画，也不能抵消世态的炎凉和无情。

作者开篇并不以同情的笔调刻画这些命运悲苦的女子，而是尽可能地展现她们放浪的一面，从而与唱诗班少女端庄优雅、纯洁脱俗形成鲜明对比。“两个年轻女人骑坐在墙头上……纽扣一个也不扣，任一层层春、夏、秋、冬的各色衣服乍泻出来……阿顾捉住了一个披肩散发的窑姐。”作者显然是借助惊讶的眼光，将圣洁和肮脏的反差进一步锐化。最先出场的豆蔻，尖声尖气地说：“求求老爷，行行好，回头一定好好伺候老爷，一个钱不收。” 泼辣放肆、做窑姐做得最有兴头的当属红菱了，神父警告她国难当头，她却反诘：“我们不跳就不国难当头了？”从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出来，她是典型的“商女不知亡国恨”。赵玉墨的出场相对不是那么自轻自贱破罐破摔，她这样的“微微矫情是竭力想纠正人们对她们这类女人的印象”。一次傍跳晚伦巴舞时，赵玉墨正跳得出神入化，突然遇到了书娟的眼神，刹那间心虚理亏，于是她彻底摆脱佯装的架子，与戴教官放浪形骸起来。

作者对“十三钗”上述行为的纯自然主义描写只是一个铺垫，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制造一种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坡度”空间，一种震撼人心的对立又统一的艺术高度。

从叙述的起点到终点，窑姐们没有将她们放荡招人厌的秉性贯穿始终。赵玉墨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她父母的血脉并不低贱，都是读书知理之辈，不过都是败家子罢了。14岁的玉墨领尽秦淮河的风头，25岁这年又碰上了“双料博士”……1937年12月24日，教堂是矗立在废墟般的南京城里一个相对安宁的孤岛，一群日本兵想邀请那些唱诗班的女孩子们前去日本兵营唱诗庆祝节日。谁都知道他们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听唱诗，在神父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玉墨和其他姐妹为了拯救教堂里的女孩们不被糟蹋，主动要求假扮成女学生的样子前往敌营。玉墨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将自己送上祭台。作品中化茧为蝶的点睛之笔，是玉墨慷慨赴死时惊鸿一瞥的最后一笑，她“发现大佐走到她身边, 本能地一躲。但又侧过脸, 朝大佐娇羞的一笑”。“躲”是对侵略者兽性的鄙夷，而那讨好般的“娇羞一笑”是神来之笔，瞬间将玉墨塑造成一位“复仇女神”，这一刻她们曾经污浊的灵魂已经净化得十分彻底，她们的精神也得到了重塑。

事实上，这种崇高的人格裂变是建立在这群风尘女子原本具有的善良、正义的天性之上的，只不过这些几乎已经枯萎的品格在炮火纷飞的严酷现实面前再次被激活。豆蔻、红菱、玉墨这些典型角色散发出来的气息与教堂装肃穆的氛围格格不入，肉体风尘与高森威严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我们会被诸位窑姐们后来的行为变化以及最后拯救唱诗班女孩子的慷概举动震撼，这种崇高的人格裂变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对人性的拷问更加深入有力。作品中“钟声奇特的感召力”是救赎的开始，而结尾处窑姐们终于用身体拉住灵魂和神明的衣襟――叙述者借少女书娟纯洁的眼光审视了这一切：“只有书娟一人走到窗子边上，看见十三个白衣黑裙的少女排成两排，被网在光柱里。”光柱里的“十三钗”是上帝对生命庇护的承诺，又是“卑贱者最高贵”的诗篇。这些生活在生活最底层，忍受着耻笑屈辱、默默销蚀自己辛酸的青楼女子们，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口，迸发出舍己为人的凛然，无畏的接受比种种酷刑更让人无法忍受的屈辱。光柱里的“金陵十三钗”不仅从外貌特征上全然化身为优雅端庄的唱诗班少女，她们已经脱胎换骨，彻底完成了从“妖妇”到“天使”的角色转换，成为上帝的使者和受难者的福音。

作者对二元对立统一手法的妙用，不仅贯穿于几个主要的文学场和主要人物性格的前后冲突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场地的选择、时间的设定和人物的选择上。

故事发生的地点：基督教堂。

故事发生的时间：始于1937年12月20日临晨，终于1937年12月27日傍晚。

故事的见证者：14岁的少女。

故事的参与者：神父、唱诗班少女、、受伤的中国军人、日本侵略者。

如果对上述要点稍加琢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蕴涵的深意。首先，作者颠覆了教堂的本质功能。基督教堂本是传教、洗礼、救赎人的神圣场所，然而它在15天内见证的却是日本兵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作为第三国的美国教堂尚且如此，被困在南京城的中国军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其次，颠覆了时间的象征本意。凌晨本是光明来临的时刻，然而1937年12月20日的凌晨却是南京城最黑暗的开始；相反，傍晚本是黑暗降临的时刻，然而在手电筒形成的光柱里，世人眼里最低贱的“金陵十三钗”却让人们眼前一亮，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其三，颠覆了少女的认知能力。一个14岁的花季少女，书娟心中渴望最多的仍然是母爱和父爱。即使见到墨玉，陡然而生的也只是非常情绪化的怨恨而已。然而面对侵略者的欺凌和杀戮，她在短短的15天里却奇迹般地逾越年龄的障碍而早熟了起来――懂得了谁才是真正要恨的敌人。其四，颠覆了的形象。“十三钗”由放浪到慷慨赴难的人生转变，不仅复原了她们本有的人格尊严，而且彻底击碎了人们对的传统观念，这无疑是“卑贱者最高贵”的有力佐证。

颠覆固有的概念，必然形成强烈的错位感，最能诱发读者的深思。作者有意把一些格格不入的小说要素巧妙地统摄在对立统一的叙述模式中，从而用中篇的容量实现了同题材的长篇小说都没有达到的题材深度和艺术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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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后日本社会考［J］.随笔，2005，（4）.

［3］刘小枫.苦难记忆――为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四十五周年而作［EB/OL］..

［4］谢有顺.身体修辞［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5］王美红.解构“天使”颠覆“妖妇”――论《金陵十三钗》中的女性形象［J］.现代语文，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