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第6期

“政绩考核标准”不可不慎

据闻有关部门即将出台新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标准，新意有二：一是要看创造政绩的目的，为谁创造政绩；二是不仅要看已取得的政绩，而且要计算为取得政绩所付出的投入和代价。

许多人对“政绩工程”深恶痛绝，其实辩证地看，“政绩工程”并非毫无历史进步意义：按政绩提拔，总比按阶级出身、家庭背景、工龄资历、脸蛋身材提拔好一些；拿广场当政绩，也总比拿口号音量、撒谎技巧当政绩强一点。“政绩工程”之所以有问题而且问题严重，就在于主事者在“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上出了致命偏差。

政府的职能在于提供公共服务，这就决定了官员的行为应以营造市场环境和维护社会公平为基本取向，但在GDP挂帅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压力之下，一些官员纷纷越俎代庖赤膊上阵，拉大旗作虎皮，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之名，“董事长型官员”，将辖区视为自己的“公司”，利用行政权力注入各类资源，以“公司”产出最大化为执政目标，人为制造和夸大“政绩”。

有些官员未必精通古典政治经济学，却无不服膺威廉・配第的论断：“土地是财富之母”，竞相利用国有土地一二级市场差价作为助推剂，刺激本地经济强行起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为70年，如每届班子任期5年，则他们只应动用全部国有土地存量的1/14，否则就谈不到可持续发展，但由于班子调整频繁、任期普遍缩短，且一旦出了“政绩”、升迁之后即无需对以前的“开发”行为负责，故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反倒成了理性选择，很多地方透支财力搞建设、短期行为谋发展。

除土地之外，各类矿藏、生物资源乃至蓝天碧水也相继进入官员们的视野，作为“无成本的投入品”注入GDP制造流水线。公有土地、矿藏、空气、水等作为公共资源本不适宜市场化运作，为了避免“公共地的悲剧”才要求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行使产权，孰料有些官员们却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执法犯法，监守自盗，亲手制造了“公共地的悲剧”。

“董事长型官员”口口声声“与国际接轨”，却不知市场经济国家商人言利、官员言义，二者泾渭分明。其实即使按商人的标准衡量“董事长型官员”，他们也是不合格的：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只是一味做大“盘子”，丝毫不顾投入产出效益。此类“董事长型官员”的行为逻辑与公司治理结构不善的企业经理十分接近，他们追求的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公司规模最大化，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随公司“盘子”的膨胀而膨胀，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则是所有者缺位、监督与制衡缺失。

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在一个社会加剧分化、利益高度分殊的时代，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又不能完全寄望于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舆论导向和政治导向，利益导向也十分重要，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更是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成为主旋律的今天，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标准不能唯GDP马首是瞻，而更应凸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举凡居民生活、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法治环境等内容应当也必须纳入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权力博弈的常态，既然GDP可以造假，居民生活、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法治环境等数据也就不能排除造假的可能性。如何避免新一轮的“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恐怕只有走群众路线，深化舆论监督，增强公开性，提高透明度，调动基层群众、新闻媒体和民间社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以补组织部门视界和精力之不足。

2006年是各地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新的政绩考核评价标准如何拟定、如何执行、成效如何，无疑将强烈影响各地政治生态。各地社情民情政情千差万别，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宜“一刀切”，可以预期此次改革将走“先行试点、逐步推广、总结提高、不断完善”之路，我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