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中的网络集体狂欢现象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日益加快，互联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特别是随着微博、论坛等新的网络交互方式的普及，公众利用互联网对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违纪及违反公民道德的现象和行为进行民主监督的热情与能力也日益提升。但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网络舆论监督事件来看，如“楼倒倒”、“我爸是李刚”、“我为祖国喝茅台”等，在这些事件由严肃话题转化为网络话语后，网民对其的戏谑大多会在网络上出现新一波的狂欢热潮。

对于狂欢文化现象的认识，源于苏联文学家巴赫金有关欧洲民间狂欢节的研究。在狂欢节期间，人们会戴上各式面具，穿着奇装异服，在大街上纵情欢歌、放肆发泄，因为不必顾忌社会上已有的等级、身份差别，一直被压抑着的原始本能在此时得以尽情释放。所谓网络集体狂欢，则是指网民以群体匿名形式在网络上围绕同一主题，以戏谑讽刺的方式共同表达情感、释放自我情绪，网民在此期间往往会缺乏理性思考，失去自我约束。

一、网络自身的匿名性、娱乐休闲性

本是为戏谑“中石化天价酒”事件而产生的歌曲《我为祖国喝茅台》，因其搞笑幽默的方式反映了大众心理，一时成为网络转载量极高的视频，同时也为中石化等一些“秧企”敲响了警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但是，视频出现后，网络上关于如何整顿垄断行业风气、严肃其纪律的思考势单力薄，反而有关“我为祖国开豪车”、“我为祖国藏茅台”等的讨论却甚嚣尘上，甚至有人热推将此歌选入春晚节目单。

基于我国自身的文化背景，虽然这样一种隐匿身份、纵情欢歌的狂欢节日并不存在，但是人们渴望释放、排遣压抑的原始本能却是根深蒂固的。自互联网出现后，其匿名性就一直被津津乐道。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人们成了戴着面具的个体，摆脱了社会定位所带来的各种束缚，摆脱了身份、地位、年龄等社会结构，可以扮演各种角色，为达到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提供了可能。

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中，话语权主要由媒介所有者掌控，大众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媒介，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听众”的角色。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话筒”普及到一般大众，接踵而至的网络服务，以轻松、愉悦的说话方式为大众提供了娱乐休闲的平台。网民可以在论坛、微博上发表心情状态、关注好友动向、与明星互动，填补了人们工作学习中的闲暇时光，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但是，当这种娱乐目的被歪曲，微博成为哗众取宠的工具，即使以舆论监督为目的的微博行为，也会沦为一场集体狂欢。

二、网络“恶搞”在新闻舆论监督中出现

新闻舆论监督之所以会走向集体狂欢，与在此过程中的“恶搞”行为密不可分。“如果将狂欢与恶搞同时置入文化之域加以审视和关照，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内在文化精神和深层哲理意蕴上具有相通之处。”[1]2005年岁末，胡戈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恶搞”一词家喻户晓。“恶搞”虽不起源于我国，但在我国的流行却是发端于网络、依托于网络。所谓恶搞，即“人们以调侃、幽默或讽刺的心态，运用游戏、flash、电影短片等形式，对他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图片、文字、影视作品等）进行的具有幽默、讽喻意味的颠覆性解构行为及其创作风格。”[2]可以说，恶搞在互联网上的风靡有其必然性。

恶搞文化的大背景——后现代语境，是与互联网密不可分的。网络的普及成为后现代文化孕育的温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互联网的传输，以“不确定性”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弥漫开来。因为认为一切价值规范都是由语言建构的游戏规则，后现代文化力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来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进行重构，而网络的强大功能则为后现代文化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恶搞践行着狂欢化的准则，不断颠覆正统与严肃的冠冕，嘲讽道貌岸然后的强权意识形态。”[3]在现实社会中不断被排斥“恶搞”文化的情况下，网络世界依然为其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即使面对严肃、重大的新闻舆论监督，网络恶搞也不会就此止步，其严肃性、重大性甚至能更好地成为恶搞的对象。《我为祖国喝茅台》虽然是在新闻舆论监督的前提下产生的文化附产品，但究其本质，也就是一种网络恶搞文化。网络恶搞人正自觉不自觉地将新闻舆论监督推向集体狂欢的腹地。

与此同时，后现代语境强调颠覆与解构，因此利用网络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时，也往往会出现一些引人发笑的网络语言。互联网是信息的集散地，每日数以亿计的信息分布在互联网的任意角落。信息一旦在网上，如果无人问津，不久就会销声匿迹，而引人发笑的网络语言往往能吸引用户的视线。“恶搞文化的核心精髓就是‘笑’，通过各种诙谐、怪异的方式博得人们轻松一笑，这正是‘恶搞’的初衷。”[4]所以，《我为祖国喝茅台》以其巧妙的颠覆、解构方式，在引众人发笑的同时，为大家所认可，这也带来了“我为祖国喝茅台”这一网络语言的流行，网络集体狂欢正式开场。

三、社会公众在网络中的集体狂欢需求

对于大多数的社会公众来说，日常生活总是循规蹈矩、平淡无奇的，即使身处于网络世界，面对各种游戏软件、时事资讯、视频音频，时间一长也会丧失新鲜感。总之，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中，能引发公众共同兴趣，带动公众积极参与的节日少之又少。而潜藏于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个人心理动力和群体心理动力，都在呼唤着节日的到来，狂欢的体验。因此，当广东石油分公司总经理在网民的痛斥声中被撤职，网民的新闻舆论监督行为虽然已经得到答复，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声势，聚集起的大批网民仍然期待着另一个发泄口，为他们开启一次盛大的狂欢，而歌曲《我为祖国喝茅台》则成了导火索。

从个人心理动力而言，网民普遍存在着好奇、反叛、渴望娱乐、自我实现、人际交互的心理。《我为祖国喝茅台》的发起者和唱响者主要存在于青少年群体，而好奇心理和反叛心理也主要体现在他们身上。作为主要的网络用户群体，他们的喜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舆论走向，而热衷追逐潮流的他们对网络上的未知事物也总是保持着较强的好奇心，与此同时，青少年的反叛心理——宣扬个性，追求特立独行，则是他们不懈追求、盲目跟风、反传统、反常规事物的主要驱动力。而娱乐心理、自我实现心理、人际交互需求心理，则普遍存在于一般受众之中。“我为祖国喝茅台”颠覆的不仅是已有的歌曲，更是刻画在公众中的常规形象，其对传统、权威的颠覆让公众娱乐自身的同时，也有了话题、有了人际交互的机会，对其的戏谑、热炒甚至能让公众感受到被认可。

当公众从个体转变为群体一员时，其作为个体的心理动机，往往也会被群体心理所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则是集体无意识、从众心理、狂欢本能，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加入到集体狂欢之中。如果说狂欢本能是群体心理动机，这并不难理解，个人的娱乐心理会带动群体投入到狂欢之中，如同亲朋好友见面不会愿意死气沉沉地目目相对，而是更倾向于“找乐子”。网络世界中的集合群体也一样。但近年来由社会负面事件引发的网络舆论监督，最终形成群体性狂欢事件，主要是源于群众的从众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人类与生俱来就愿意与多数人的意见保持一致，虽然多数情况下，群体的意见会保持正确，但一味随波逐流地盲从所带来的后果也有可能是负面的。而集体无意识则“潜藏于由社会人组成的受众与媒介中，通过神话的现实化再现，集体无意识得以表现，其诉求得以满足。”[5]“神话基本上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系统。灵知主义为文学批评提拱了一种独特神话观，其中最主要的是善恶二元申论。”[6]由此可见，善与恶的对抗本身就一直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不论是“我爸是李刚”，还是“我为祖国喝茅台”，究其本质，都是对强势群体的颠覆、与社会负面势力的反抗，其对神话原型的再现，无疑迎合了绝大多数公众的心理。在从众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公众在集体行动中往往是缺乏思考和主见的，甚至容易感情用事、一时冲动。如果这样一种行为被蓄意利用，其后果将是严重的。

四、传统新闻媒体需树立权威，理性引导

无论是网络的娱乐、匿名性，使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网络恶搞行为，还是公众在网络中的集体狂欢需求，都是无法抵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网民通过互联网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一旦有为公众广泛认可的网络流行语出现，其转化为网络集体狂欢的可能性将大增，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导致网民因缺乏理性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所带来的网络舆论监督在实际操作中的社会效力、社会公信力下降。

在新闻舆论监督中，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合作促成社会问题解决的例子已屡见不鲜。在“中石化天价酒”事件中，4月11日网络上爆出新闻点，在网络空间中形成舆论浪潮后，引发传统新闻媒体持续关注，如4月25日央视新闻频道就中石化召开的媒体见面会进行连线报道，指出事件处理结果，并对如何杜绝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提出质疑，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通力合作下，为受众给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与传统新闻媒体的悠久历史相比，新媒体可以说还处在未成年阶段，其在新闻舆论监督中也依然会表现出不成熟，因此，新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引导和开发。在“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的报道中，大多数传统新闻媒体都表现出了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其下属的多家网站甚至开辟专栏对事件进展持续跟进、深度解读，以督促事件及时解决。但在歌曲《我为祖国喝茅台》爆红网络后，大多数传统媒体都以其较高的新闻性将之收入囊中，简明介绍其创作背景后便直接将歌词附上，无形中吸引了更多网民去关注，推动了这种网络行为的正常化。如果此时新闻媒体以思辨性报道来引导公众看待歌曲《我为祖国喝茅台》，指导公众勿将戏讽变为闹剧，或以更为严肃、端正的态度来思考如何保证网络舆论监督的常态化和权威性，即使网络集体狂欢行为无法抵制，但其规模、影响也会有所缩小。

注释：

[1]刘学玉：《恶搞文化——一种狂欢化诠释》[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徐福坤：《新词语——恶搞》[J].《语文建设》2006年第8期

[3]蒋金绵：《从“恶搞”现象看网络语言的话语狂欢》[J].《大众文艺》2009年第24期

[4]崔秋丽：《论网络恶搞及其文化狂欢》[J].《东南传播》2008年第9期

[5]朱梓烨：《新闻传播中的“集体无意识”与神话再现》[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年第1期

[6]卜嘉西：《〈越狱〉的神话原型解读》[J].《电影文学》2008年第11期

（肖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龚雪：湖北日报；方田：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