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饥饿的年代

1958年“”，全国人民都处在极度亢奋之中。全国文教系统的一面红旗——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更是热气腾腾，你追我赶，干劲冲天。似乎“英特纳雄奈尔”很快就要实现了，都有使不完的劲。那段时间正常教学秩序被打断，课停了。全系师生或参加劳动，或去工厂农村搞社会调查和采风，或编教材，或去工厂办夜校。昼夜苦干，大家都疲惫不堪，有的学生干部晚上开会都得站着，因为一坐下来就睡着了。当时，缺的是睡眠，粮食倒不缺。我们中文系在桂子山修校内北大门的一条主干道时，食堂晚上就开流水席。1959年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才开始紧张起来。

1960年春节后，除饭量特别小的女同学外，大家都喊饿。营养不良的结果，有人虚胖，得了浮肿病，皮肤按下去一按一个坑，半天才能恢复；有的得了肝炎，全身乏力，肝区疼痛；有的女老师女同学月经不调或者停经了。浮肿、肝炎、妇女病，统称“三病”，是当时的常见病。

俗话说饥寒起盗心，从未有过的粮票失窃现象也偶有发生。

那时，男同学定量32斤，女同学27斤，要是现在完全够吃了，为什么还饿呢？因为那是每月只有2两油、2两肉，肚里没油水，也没有其他副食品，而活动量又特别大，当然就吃得多了。我的同班同学夏启阜和班上的另两个大肚汉刘培灵、沈继潜相约，每天硬省一点儿下来，隔个三五天轮流让一个人饱餐一顿，那一顿他竟能吃15个一两一个的馒头，外加三碗稀饭。

当时那个馋呀，现在的人不会理解。女生宿舍熄灯以后大家就精神会餐。来自各地的同学纷纷夸说自己家乡有什么什么好吃的，又共同回忆什么什么如何好吃。那些美味食品，常常引得大家馋涎欲滴。有同学后悔说副食品敞开供应时，怎么不多吃一点儿啊！记得我们当时最想吃的是以前每天早餐吃的花生米。当时国家规定宴会都不要供应花生米了，我们好几年看不见花生米的影子。愈是吃不到愈觉得好吃，那极其普通的食品，在我们的口中简直成了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

谈到当年的馋，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杜琼玖的母亲从黄岗乡下带来一竹筒子腌菜，大约有两斤吧。寝室里十来个斯斯文文的姑娘，等不及吃饭，围着桌子就着开水，你抓一把我抓一把，风卷残云，一下就吃光了。元旦加餐每人一根油条，一个郭姓同学因他的朋友当时不在学校，他就把朋友的一根也吃了，不一会儿他就感到腹部巨烈疼痛。同学们将他急送医院，诊断为肠梗阻，后来他竟死在手术台上了。有人说他狼吞虎咽吃得太急，有人说是肚里长期没有油水一下吃两根油条受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但肯定只有在那饥荒年代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不是说粮食多得吃不完吗？为什么转眼之间全国都挨饿了呢？有对农村情况了解又敢直言的同学说都是“”惹的祸。为此，这些人就给自己惹了祸，被指斥为反对党的“三面红旗”，思想右倾。后来，知道情况的人也不敢说真话了。就是家里有亲人饿死，对“人祸”深有体会的人，也保持沉默。报纸、广播和传达的文件都说这是苏联逼债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我们深信不疑。在那激情似火的年代，面对苏修和老天爷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我们当然不会低头，都有决心迎难而上，勒紧裤带共度时艰。

1960年我毕业留校后，形势更加严峻。食品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得浮肿、肝炎、妇女病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教师供应比学生少，男教师每月只有28斤，女的26斤，后来还一减再减，男教师减至24斤，女教师22斤，主食还不全是面粉，高粱、大麦、乔麦、红苕干等杂粮占有不小的比例。面对那黑黑的大麦馍馍，有人说：“我们这长江边的黑馍馍，比起伏尔加河边的黑面包呀，嗯，没有那么黑，却比那个香呀！”这当然是调侃，但这平常觉得难以下咽的东西，对每餐只能半饱的人来说，的确也是宝贝。最困难的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杀食堂喂养的猪才能吃点儿肉，那肉也是少得可怜。王忠祥老师回忆，有一次加餐他只吃了一块肉。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上面提出“休养生息”，学校以抓生活为中心，提出政治进食堂，干部下厨房。系里不再组织像东西湖围垦呀、修汉丹路呀这些大型劳动了，也不再组织走出本校门搞社会调查、采风了，“大办工厂”“大办学校”也停办了，“拔白旗”也偃旗息鼓了。除了科研和教学，大家都在关心和谈论如何填饱肚子，如何防治“三病”，还派出了教师抓生活。我当时管防治“三病”；朱宗尧、奠自佳、李旭初老师都下到食堂，分别当起会计、出纳和保管员。他们管理很严格也能自律，开始发现有炊事员为自己的菜加了油就严肃地展开批评，使食堂工作人员不敢搞特殊化。他们每餐跟大家一样只有一份菜票，即使有客人来也是和客人共吃一份，用主食票买饭。所以保证人最多时有1600人进餐的食堂，每个人的供应都能到口。尽管如此，因粮食定量有限，师生还是饥肠辘辘。有一个学生劳动休息时曾说，如果能吃一顿饱饭就好了，还说如果我能活到不要粮票的时候，就死也瞑目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说这种话当然会遭到批判，但有这种想法没有说出来的是不乏其人的，人们实在是太饿了。

吃不饱怎么办？地里的野菜，榆树上的榆钱、槐树上的槐花、木槿树上的木槿花都成了我们果腹之物。有人饿不过，在校园内背着鸟枪打乌充饥，不久就被系里通报禁止。后来粮道街上有了不要粮票的高价食品，有些老师饿得不行就咬紧牙关去买。那些东西真贵呀，几片萝卜的一小碗汤要卖3角钱，一个小小的藕丸1角钱。商店里有不要粮票的小发饼卖，以前卖4分涨到了4角；司门口有高价面包卖，1元1个。才毕业留校的教工工资43元，转正后53元，能买多少碗萝卜汤，多少个藕丸呀？所以只能偶尔为之，后来规定党员偶尔为之也不允许。有一次外国文学教研室奠自佳老师到桂子山给外语系学生讲课，室主任周乐群跟他一道去听课。那时我们去桂子山一般都是走路，走到街道口实在饿了，周就买了高价藕丸一人吃了两个。因为都是党员，后来都为此受了批评作了检讨。

我们备课、改作业、下班辅导、搞科研，搞到很晚才能休息，到了深夜真是饥饿难熬。青年教师曾祖荫，朋友送给他一个红苕，他也是要晚上饿极了才舍得啃那么一点儿，当然是吃不饱的，慰藉一下填不满的肚皮而已。一般老师的情况和他差不多，要是偶尔有机会得到一点儿柚子皮呀、糠呀什么的都如获至宝，饿极了可对付一下。大多数时是喝点儿水哄哄肚皮。

当时系领导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来解决吃饭问题。距武汉200多里的黄州盛产萝卜，就派管生活的同志到产地去，以相对于城市较为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一批红萝卜，从水路运回，全系教工每人能买十多斤，多少解决了一点儿问题。江汉桥头有农民从乡下运来1元1斤的红苕卖，管生活的同志就带部分青年教师买了背回来卖给老教师。我们校园外面靠华中村北边，有一个有6条400米环形跑道的大型标准运动场。脑子活的同志就打起了它的主意，建议组织大家去“开荒”，系里立即拍板同意。这无异天上掉下的馅饼，当然受到大家的欢迎。除了下放中学的，男女老少齐上阵，老先生和正在哺乳的年青女教师也参加了。板结的操场坚硬如同石头，用铁镐和锹去挖，一镐一锹下去，只能显出一点儿白的痕迹，年青力壮的男同志使出浑身力气才能耐何它得，我们女同志只能干除杂草捡粹石和把大块土捣碎等轻活儿。大伙儿都干得大汗淋淋。经历了多日苦战，操场终于种上了红薯秧。大家觉得像当年延安的生产自救一样，很有成就感。秋天收获了一些红薯，后来又种了一季麦子，以后再没有去种了。由于才开的地是生地，土地贫瘠，又缺水缺肥，红薯和麦子的产量与我们付出的劳动，远不能成正比。收的红薯个儿小、须根多。以前有人吃红薯剥皮被批判为资产阶级，那时没有人批判，大家却连须根和苕叶嫩藤都舍不得丢了。为了填饱肚子，系里还允许各教研室和家属在校园的草地上种菜，新开的菜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但白菜呀茄子呀，南瓜丝瓜呀，红苕呀，多少都有一些收获。

为了搞好教师的生活，当时什么“1斤米加4斤水能出5斤饭的双蒸饭”呀，宣传说有很高实用价值哺育婴儿效果与奶粉不相上下的“小球藻”呀，还有什么“人造肉”呀、治高血压的“海宝”呀等等新板眼，我们都搞了。按系领导的要求，每天每个人都要查是否有三病，病员都登记在册。浮肿的发1斤黄豆票1斤红糖，肝炎送到校医院隔离治疗。为了不过度消耗体力。以前早晨课间都要做的广播体操、跑步等都停止了，改为比较平和的太极拳。下午课外活动，就在寝室里盘腿坐在床上，做那个全身放松、瞑目闭嘴，然后深深吸一口气把气往下运的气功。管生活的人每天都要认真检查督促，确保大家能按要求做。这些措施无疑对我们渡过难关起到了好的作用。

华师中文系和历史系1958年春节就搬迁至武昌昙华林，我们中文系有一座三层楼房，跟昙华林其他建筑一样，也是欧式风格的老房子。办公室和会议室在一楼，其他很多大大小小的房间分别分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分的那间屋子是学习的地方，也是备课的地方，也是会客室和寝室。中文系教工零零星星住在校园内，或邻近校园的华中村、云架桥、花园山，还有一部分住桂子山或者外面。那时，晚上开会特别多。家住附近的不成问题，住外面和桂子山的要参加系里的活动就不方便了。所以他们跟单身教工一起，也住在办公室那栋楼，星期六晚上回去，星期天晚上来。即使有小孩的女老师，和万立丰、朱白石两位老教师也不例外。大家按时起床，集体锻炼，在食堂进餐，生活虽然极其艰苦，但大家没有愁眉苦脸，怨天尤人，仍然是昂扬向上的。

面对饥荒，学校领导号召大家学习长征精神，发扬红军传统，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运转。我们虽然从来不说什么“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但的确是在向革命前辈学习。在他们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我们没有被饥饿压垮。在三年困难时期，除保证了正常的教学，编教材和科研也并未停步。编写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教材和参考资料。《当代文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全国最早的当代文学教材。今天，看见那些当年在忍饥挨饿中编写的用粗劣的红红绿绿的纸印刷的书，真令人感叹不已。

1962年之后，全国形势一天天好转，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终于结束了那勒紧裤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