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摘要]本文介绍了旅游开发中湖北西部地区土家族民族文化传播现状，提出了旅游时代信息传播的两大途径：媒体传播与人际传播。简析了旅游开发中人际文化信息传播的意义：传播民间文化；发掘并提炼蕴藏民间的文化璞玉；拾起和重新认识失落的传统文化礼俗，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营养。

[关键词]少数民族旅游传播民间艺术传统礼俗

一、鄂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现状

地处湖北西南部的恩施地区以及宜昌市的一部分，是土家族、苗族的聚居地，也是古代巴文化的发祥地和土家族文化的诞生地之一。民族文化积存丰富，特色鲜明，民族风情浓郁。多年来，恩施州、宜昌市以及湖北省级的媒体为传播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做了不少工作。

（一）当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活动的报道

一是报道当地举办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比赛、艺术展演等土家文化活动。如“恩施土家女儿会”；宜昌长阳县的“武汉土家文化周”；以及撒叶儿嗬大赛；长阳南曲、土家山歌民间艺人大赛；土家歌王擂台赛等等。各种少数民族文化赛事频繁，参与者众，媒体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报道当地开展发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普查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家、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工作。从2003年起，恩施日报、恩施晚报便持续关注着，先后开辟“走访民间艺术大师”、“民间艺术大师风采”等多个专栏进行报道，对全州民间工艺大师的情况进行挖掘和展示。并在《民族视窗》中开辟专栏进行纵深报道，提高社会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意识。三峡晚报推出系列报道《打造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恩施恢复裸纤之争》；深度报道《114名南曲艺人的野生态》；重点报道《长阳南曲大师选拔赛》等。

（二）新时期的传播趋势

自2008年7月湖北省委提出了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战略构想后，媒体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报道有了更新的参照坐标，议程设置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三峡晚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报道，重大活动有计划、有方案，仅在2010年，就推出了《长阳原生态民歌的传承路》、《告诉你一个文化宜昌》《巴人后裔武落钟离山祭先祖》等重要报道。

恩施日报社成立了文化旅游部，开辟文化旅游周刊，每周以四个版面的篇幅加强对文化旅游的宣传报道。一版综合、二版文化、三版文学、四版旅游。

“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走路，没有旅游的文化是看书，”恩施日报的同志认为。在他们的周刊上，努力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开辟了《寻访古村寨》、《恩施天籁》、《老城旧事》等栏目，并将在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语言等方面，就如何体现民族元素、传承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讨论。

如今走进恩施州州治恩施市，富有土家特色的风雨桥屹立市区，民间艺人现场编织“西兰卡普”等场景在一些景区呈现，土家手工编织、布艺及其他具有民族特色的陈列销售更遍布市区，日益浓郁的土家少数民族风情飘溢在恩施山乡。

二、旅游时代的人际传播

旅游业与媒体传播相关度极高。一个景点、一条旅游线路，远在数百数千里之外，除了那些有千百年名气积累的著名景点，人们对一些新开发的景区并不了解。在旅游业迅速兴起，各地景区纷纷争夺旅游者的今天，少了媒体的宣传推介，就难以吸引旅游消费者。

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如上所述通过媒体进行文化信息传播；一是在发展旅游中进行人际之间的文化信息传播。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人际传播步伐。导游等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当地的民间歌手的即兴表演，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2010年秋，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到中国进行慈善访问。期间二人做客央视《对话》节目，巴菲特见到了16年前在湖北巴东县神农溪漂流时的纤夫和导游。在这个节目中，当年为巴菲特唱山歌的土家族导游胡万清也来到了现场，勾起了巴菲特当年的记忆。胡万清在现场还为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演唱了当年唱的歌曲《伙计歌》。主持人陈伟鸿说“那我们要先让巴菲特先生学一下‘伙计’这俩字。”巴菲特说：“很难，但是我会学。”于是现场学说了两句“伙计”，引来一阵笑声。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伙计歌》是土家山歌的代表作之一。只要是到三峡旅游的人，大都会听到这首歌。如果旅途时间长，还会听到《栀子花开》、《哥妹几时能相逢》、《六口茶》、《薅草锣鼓》等土家歌曲；会看到晚上成群人在街头广场上跳土家“摆手舞”；会看到“西兰卡普”等手工编织、布艺及其他具有民族特色的陈列销售；会观摩到土家嫁女的“哭嫁”习俗、“跳丧”（又称跳撒尔嗬）的送丧仪式……外地人听到这些歌，不少人会不由自主地附和起来，就像央视节目中，巴菲特、比尔・盖茨也附和着喊“伙计”一样；看到当地人跳摆手舞，有的人也会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手舞足蹈起来。

这些土家文化的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它直接让土家文化之外的人认识、了解这种文化的特点，初次接触这些文化的外地人，都会耳目一新，有兴趣的就来唱一唱、跳一跳，兴趣浓厚的还可以深入地学一学，或买一块西兰卡普、一条编织带佩戴起来，暂时融进了土家的文化氛围。就这样，地方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一首首歌、一支支舞、一块块布，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口耳相传，潜移默化地传播开来，扩散出去。让大家初步认识到、欣赏到了土家文化的特有韵味和风情，从而获得一次特别的精神享受。

歌舞可以教会给游客、手工制品可以让游客带走。带不走的是这里的山山水水――那富于民族风情的土司城址、那巨大的腾龙洞、那美妙的神农溪……这些自然山水所蕴含的精神意味，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将当地人的“言传”进入到“意会”。这些都是人际传播的魅力所在。

三、发掘藏匿于民间文化璞玉

然而，旅游的人际传播影响只是伴随游客旅程的即时性、一次性的传播，不会持久。因为外地的游客很多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有的具有很高的文化鉴赏力，泛泛的地方文化小品对他们可能是小儿科。这里的一些歌曲一些舞蹈所以能吸引他们，只是他们觉得新鲜而已，一般不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可以即兴学唱一两句，即兴跟着舞曲跳几步，但通常不会有长久的记忆。美国人巴菲特记不住“伙计”的发声，我们中国去过三峡旅游的朋友有多少还记得住当时学唱的《伙计歌》呢？

这不奇怪，文化研究巨匠、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你在文化方面不会受到那些被你认为文化不如你优越的人的影响”。[1]这里不是贬低少数民族文化，而是叙述一个现象――人们往往只关注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在市场上俏销走红的文化、优质文化、高位势的文化。就像我们对欧美文化的关注远远超出对非洲文化的关注一样。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客观上处于弱势乃至边缘地位，所以一般不会受到关注。除非少数民族的某一个文化门类或一个文化品牌锤炼成为经典，某一位优秀艺术家创造出了杰出的作品，才会被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人们接受。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但并非绝对不可能。如诞生于湖北恩施州利川市的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龙船调》最初叫《种瓜调》，原本是群众逢年过节，划彩莲船时常唱的一首民歌，一直在利川市广为流传。1955年春节，利川举行全县业余文艺会演，《种瓜调》受到好评，引起了专业人员的注意。县文化馆专业人员周叙卿黄业威深入民间搜集整理《种瓜调》，经过反复推敲锤炼，改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龙船调》。词义更加质朴、精炼，旋律更为流畅、优美，饱含浓郁的生活气息。风情万种地表现了土家女儿的青春活泼、娇羞妩媚，以及艄公的幽默、俏皮，从而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重大飞跃。1957年《龙船调》参加全国第二届音乐舞蹈汇演节目首次在北京演唱，从此被众多歌唱演员多次传唱，影响不断扩大，其优美歌声响彻神州大地，深受人们喜爱。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更是将其唱到了悉尼歌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土家族的民歌旋律飘出了国门。

已经成为经典民歌的《龙船调》，开始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人们熟悉其优美的旋律和幽默俏皮的歌词，有谁知道它出自华中腹地的土家山乡？不过没有关系，它已经完成了一次文化位势的飞跃，成为影响他人影响其他民族的优质文化、高位势文化。

《龙船调》成功的故事，具有两点启迪经验：一是有来自民间的初始传播，如最初基层的会演，将原汁原味的东西呈现出来；二是有专业人员的慧眼识珠，并进一步做整理加工，发掘出深藏深山的文化璞玉，将其琢成耀眼的瑰宝。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工作者像周叙卿黄业威那样，深入民间，发掘民间音乐宝库，对作品千锤百炼，创作出民歌经典。

最近流行舞台和大众娱乐活动中的《峡江情歌》，就是以《龙船调》为基础进一步发掘的歌舞新作。据专家分析，这里还蕴藏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进一步的发掘整理。

人们有理由相信，《龙船调》不是土家山歌的最后绝响。

四、拾起和承续垂绝的礼俗

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的相对封闭，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滞后。这既是不幸，但也有塞翁失马的意外收获――由于相对封闭，许多古老的文化传统礼仪习俗在那里得以部分残存保留下来。当外面的世界被滚滚红尘染成一色，当终日拼打在市场上的人们被现代生活格式化成千人一面时，一旦寻找自己的文化个性，却苦于无处追索自己的传统之根。众里寻他千百度，在偏僻的土家山寨以及在其他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也许有所收获。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道理。

比如，在土家族生育的“报喜”“洗三朝”的习俗上，在“哭嫁”的嫁女习俗、“跳丧”的送丧仪式上，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表演，也许还看到了一个人从出生、成长、婚娶、老死的人生旅程，仿佛一面镜子，从中看到了自己。礼仪习俗的本质之一，就是让人们不忘根本，回到自己。

关于土家族礼俗的价值，土家族学者萧洪恩在谈到土家族仪典文化的功能作用时，总结出了“显示”、“组织”、“规范角色”、“心里保障”、“协调”、“创造现场行为气氛”、“外树形象”、“凝聚”、“怡情”、“健身”、“互助”共十一种作用。[2]确实 一些气氛庄严形式隆重的礼俗仪式，可以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气场”，“沐浴”于此“气场”中的人，身心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当代的婚礼上男女双方对婚姻的庄严承诺；葬礼上的长辈对抚养遗孤的郑重应允；旧时民间义士在关帝像前结下的生死之盟；教徒在礼拜堂忏悔后的心灵解脱……这些精神上心理上的重大承担与转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庄重的仪式礼俗将外在的规范标准内化为人的自我约束。

庄孔韶教授拍摄的一部《虎日》，记录了云南宁蒗县跑马坪嘉日家支民间禁毒的方法：在整个盟誓活动中，有“祭祖”、“喝血酒”、“盟刻”和“转头”四个前后联系的仪式。这四个仪式把家支、核心家庭和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据称，戒毒成功率高达60-70%左右。[3]这么高的戒毒成功率，是因为“这个群体支撑的毅力是难以量化的，是强有力的，它来源于文化的力量，而不是科学的力量。”[4]小说《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段，促使索比内心变化的，也是由于听到赞美诗的琴声使他突然回到了教堂的“气场”，从而唤醒了他，鼓舞着他迎战坎坷的人生。

其实还不止如此，礼俗更有一种“维护根本”的作用。礼的起源是祭祀，梁漱溟说：“礼记上曾说明‘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天祭祖的意义是一贯地在于‘报本返始’”。[5]楼宇烈也有进一步解释：“祭祀作为一种礼，从消极的方面讲，是为了祈福消灾；而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报本。报什么本呢？荀子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就是说祭祀天、祭祀地，都是为了报本。过去看到家里常供着一个大牌位，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是社会的根本，所以才要去祭祀。”[6]如今每到清明节，我们到祖坟扫墓，海内外华夏子孙祭黄帝陵，就是对祖先的追念报本。

不少学者认为，今天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基本伦理道德丧失。而伦理道德的丧失与礼俗的缺失密切相关，因为内在的道德伦理往往是依附外在的礼俗而存在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梁漱溟就曾深刻地指出，礼俗是“启发理性，实现道德”的，“法律或以义务课于人……礼俗以道德期勉于人。”[7]千百年来，维持中国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有典章制度，也有着不亚于法律作用的基本伦理道德，而道德正是借助礼仪习俗这一载体发挥作用，维系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有时候甚至伦理道德的作用更大，过去庶民百姓可能对法律不甚了了，而对伦理纲常却从小耳熟能详。因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8]今天，这些礼仪习俗固然有不少内容过时了，需要扬弃，可还有一些需要继承，需要发展。不管扬弃或继承，首先是要了解，要认识，而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回到其载体之一礼仪上面来，回归我们的祖先所制定所遵守并世世代代生活在其中的“文化场域”上来，萃取健康的传统文化基因，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营养。这也是继续民族文化传统，发展民族文化的题中之义。正像一位哲学家指出的，“假如真理在古代就出现过，那通向真理之路便在于研究古代。”[9]

需要指出的是，鄂西土家保留的一些习俗礼仪，有的不一定是土家族所独有。比如：老人临终时烧“落气纸”的习俗，在湖北的宜昌、荆州、孝感、黄冈、武汉等许多地区都流行，可能只有“跳丧”才是土家族特有的。生育小孩的“洗三朝”，很多省都有这一习俗。嫁女的“哭嫁”习俗，更是中国许多民族的共同婚姻习俗。这些说明，尽管土家地区以前相对封闭，但在历史的长河里的，土家文化和周围的汉族文化在互相交流，彼此吸收影响，土家今天保留的一些习俗，有的也许融进了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习俗。我们今天看到的土家文化，说不定意外保留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

五、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中，有几个问题（不仅仅出现于鄂西，其他地方也有）值得注意。

其一，警惕文化沦为仅仅是为经济唱戏而搭台的误区。有的地方仅仅把文化视为手段，“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许多地方被高分贝喊出来、被堂而皇之宣传出来，从不见有人质疑，文化单位也甘愿做塔台的配角。没有认识到“发展文化”本身也应该是我们的目的。

其二，“民俗表演”：是原生态的再现？还是商品包装化或娱乐搞笑？对这类节目要把握好度，例如少数涉及婚娶的节目表演，娱乐成分远大于民俗。鄂西巴东的神农溪漂流中有一段水很浅，要纤夫拉船前行，据说以前有的纤夫是的，那是因为纤夫贫困、衣服少，打湿了没有换的，就“裸”了一下。而且当时他们拉的是货船不是游客，不存在观瞻问题。今天的纤夫拉的是旅游船，面对的是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背景的男女老幼，所以是不必要也不应该的。可是仍然有些人以原生态的名义，时常打出“纤夫”的旗号制造卖点。其他地方也有以猎奇来吸引眼球的内容。当然，在旅游开发中，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一般都要大于对文化的追求，这固然无可厚非，但过度猎奇恐怕是不合适的。

其三，有的地方为了发展旅游，违背景观规划，大搞楼堂馆所的建设，有的在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兴建缆车等人工建设，这些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

其四，有的地方毁掉真文物、建设假古董。有的地方以文化建设之名，集中建设所谓民俗景观，收集民间文物，不惜将一些具有原生态意义的文物进行拆除、毁弃。这实际是对文物的某种破坏。

注释：

[1] [英] 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2版

[2] 萧洪恩：《土家族仪典文化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3] 庄孔韶：《 “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2010-12-03社会学视野网

[4] 庄孔韶、关凯：《 “虎日”：一项关于戒毒模式的人类学研究》，2007-6-29中国民族报

[5] [7][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6] 楼宇烈：《中国的品格》，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4月第1版

[9]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3月第1版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传媒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