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陵邑的设置及其影响

摘要：长陵邑是以汉高祖长陵为中心建造的专供守陵、护陵和祭祀之用的特别行政区。作为特殊的地方行政组织，长陵邑在巩固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促进长安地区经济繁荣、发展长安周边文化教育事业和促进关中地区民风多样化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上强干弱枝以拱卫京师，经济上提高农业技术、增进商业发展，文化上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文化素质同时丰富了关中地区的民俗。

关键词：西汉；长陵邑；关中地区

中图分类号：K234.1；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086-06

收稿日期：2010-11-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08JJD0092)

作者简介：喻曦，女，江苏宿迁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令福，男，安徽萧县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陵邑，又称陵县，是通过迁徙大量人口聚居在陵旁而形成的行政区域。它以帝陵、后陵为中心，为的是满足古代帝王等修筑庞大陵寝园林、保护陵寝以及祭祀需要，是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一朝在高、惠、文、景、武、昭、宣七帝帝陵和薄太后、赵婕好二后后陵都设置了陵县，并多次迁徙居民充实人口。长陵邑是西汉设置的第一个正式陵邑，作为特殊行政区，存在于西汉王朝的大部分时段，它与西汉京师长安关系密切，对整个西汉社会发展影响深远。长陵邑兴废的具体情况，设置长陵邑的用意何在，对后世陵邑建设有着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它在西汉社会中的作用等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长陵邑的设置

陵邑是随着陵园建制的发展和陵祭等礼乐制度的完善逐步形成的。秦以前的帝陵，目前还未发现有陵邑的设置，此制大致始创于秦。《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曰：“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秦始皇在其寿陵以北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陵邑――丽邑。《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明确记载，始皇十六年(前231)，为侍奉陵园“秦置丽邑”。三十五年(前212)“因徙三万家丽邑”。至于丽邑的规模、状况，是否如同郡县，由于史料缺乏，无从得知。秦俑考古队近年来在秦始皇陵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不仅在骊山墓附近出土了刻有“丽邑”的瓦当，还在始皇陵园发现刻有“丽邑五斗崔”，“丽邑二升半八厨”等铭文的残陶片。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说明丽邑确实存在。

陵邑制度源于秦，汉代在陵旁设邑，无疑是继承了秦的制度。汉代陵邑的设立始于高祖刘邦，当时设有万年、长陵两个陵邑。万年县是供奉高祖之父刘太公陵墓的陵邑。《三辅黄图》曰：“高帝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因置万年县于栎阳大城内，以为奉陵邑。”汉高帝于栎阳置万年县开因陵设县之先河。万年县设置的目的、居民来源和陵邑基本相同，其属性也和陵邑大体一致。但是它并非帝后陵邑，严格意义上说只能算是准陵县。

长陵邑是汉高祖刘邦为守护其陵园而设置的陵邑。《汉书》中有明确的记载：“长陵，高帝置。”由此可见，长陵邑才是西汉陵邑建设的发端。长陵邑设置最初的目的在于“徙郡国民以奉园陵”，汉代已经盛行上择吉地的堪舆之风。有关葬地选择风水的思想，在吸收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学说的基础之上，获得了重大发展。长陵邑所在的咸阳原地势一平如砥，居高临下，南滨渭河，北靠北山，遥望终南，是块“累世隆兴”的宝地。

作为西汉第一个正式的陵邑，长陵邑的兴建除了继承“奉山园”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强干弱枝的考虑。立国之初，政局动荡，危机四伏。北有匈奴威胁，东有六国旧贵族挚肘。建陵起邑，徙民实邑，势在必行。长陵邑即京师附近的一个据点，对外可以密切注意匈奴动向，对内则能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可谓一举两得。汉初经济不景气也是设置长陵邑的原因之一。西汉初，长年征战，百业凋敝。社会显著之变象，厥为户口之耗减，及经济之困竭。形成“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窘境。汉初户口较秦时大减。以曲逆县为例，“始秦时三万余户。闲者兵数起，多之匿。今见五千余户”。时天下之残破，民人之流散死者，盖殊可惊。高祖二年(前205)，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表明当时人力几近枯竭。与此同时，“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西汉政府迫切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徙关东贵族和豪杰充陵邑，对其安抚怀柔的同时将大量劳动力从诸侯手中转移到京师地区，增殖人口、充实京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汉历代徙民政策的实施，促使关中地区人口滋殖，充实关中的目的渐趋消弭。元帝的诏令中甚至将陵邑之民称为“无聊之民”。而地主和豪强兼并势力逐渐壮大，“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徙民起邑，使其“破业失产”，引起他们强烈不满导致骚动，造成“东垂被虚耗之害”。元帝不得不让步，于永光四年(前40)下诏废罢陵邑，将包括长陵邑在内的诸多陵县分属三辅。长陵邑在西汉末年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幅度减少。《后汉书・郡国志》中“长陵”条，刘昭注引蔡邕作《樊陵颂》云：“前汉户五万，口有十七万，王莽后十不存一。永初元年(107)羌戎作虐。至光和，领户不盈四千。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这座曾经兴盛一时的城邑，在三国时代开始被废弃。

长陵邑设置之初就兼具礼制和政治两大功能，标志着陵邑制度的正式形成。为了“奉山园”的需要，一些奉祀陵寝的建筑就置于长陵邑内。《文献通考・王礼考》中就有详细记载：“长陵邑万户，奉常属官诸庙寝园令丞。东园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又有园郎寝邻，故事近匠皆随陵为园郎，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时行园。”而《汉书・地理志》载：“汉兴、立都长安，徙楚昭、屈、景及诸侯之家于长陵。”则反映了长陵邑身兼护卫京师的政治作用。自长陵邑始，此后迄至宣帝百余年间，建陵设邑，相沿成例。先后设置了惠帝安陵、文帝灞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等帝陵陵邑。文帝为其母薄太后置南陵邑、昭帝为其母钩弋夫人置云陵邑。宣帝则由于父母未能以帝王礼仪安葬，而在其陵修筑了类似陵邑的奉明园。说明徙民陵邑当作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实邑人口逐代增加。汉武帝就曾三次徙民茂陵。安陵邑因“徙关东倡优五千户以为陵邑”，而被称为“女啁陵”。

二、长陵邑的形制及其影响

长陵邑虽设置于汉高祖时期，但是长陵邑城垣迟至高后六年(前182)才开始修建。“秩长陵令两千石。六月，城长陵。”长陵邑的位置，文献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相对统一的认为在距离长陵三里之处。《太平寰宇记》卷26记载，长陵邑“去高帝陵三里”。元代骆天骧也赞成这一看法，“长陵故城在长安县东北四十里。汉高帝置，而南去长陵三里”。现代考古测绘为长陵邑划定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范围。长陵邑城址位于今咸阳市秦都区韩家湾乡怡魏村，高祖陵和吕后陵在其南。长陵邑的城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2200米，东西宽1245米，墙宽7-9米。地面上城墙保存最高处达6米。城墙均夯筑，夯层一般厚6-8厘

米；墙基夯层较厚，一般15-18厘米。南、北、西三面城垣各开一门，南、北二门相对，西门辟于城垣中央。陵邑城墙，大体保存完好(见图1)。保存的最好的是西墙南段，南墙西段，北墙西段，墙宽10米(墙基)，高2-6米不等，夯筑特别坚实。据《三辅黄图》记载，城周长7里180步，现存遗迹比记载略大。

现在的长陵邑，地面上保存着城址南、北和西城墙部分遗迹，惟独找不到东墙的遗迹。石兴邦等考古学者对长陵勘察后也认为如此，“长陵陵邑，设在陵北。它的南墙与陵园北墙重合。根据实测，陵邑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北略偏西方向。南、北、西三面有墙，东面没墙”。长陵邑无东墙的说法是可信的。《关中记》中有关汉高祖陵的记载说：“长陵城有南、北、西三面，东面无城，陪陵者皆在东。”《读史方舆纪要》卷53长陵城条记载：“汉百官注，长陵有南、北、西三面，而东面无城。”为什么长陵邑没有修筑东墙，可能有这样的几种原因：一是墓葬区在东，范围较大，不便筑城；另一原因是限于地形，不好筑城。因为东边地势低洼，古代为水泽之区。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陵邑和陵园连接起来，很像北斗七星排列形状，也许是仿天象而作的。汉长安城是仿北斗南斗而修建的，高祖之陵也有可能仿此。

有关长陵邑未筑东墙是缘于仿天象北斗一说，刘庆柱先生认为不妥，“对于这一点，有人认为，是设计者以天象北斗为蓝图而建筑的。这种推测的理由是，汉长安城为‘斗城’，城北仿北斗，城南仿南斗。长陵(包括陵园和陵邑)又是仿长安城而设计，陵邑在长陵陵区之北，因而认其为仿北斗天象而筑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说长陵的设计受汉长安城的影响是对的。但说长安城是仿天象‘斗星’而筑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认为长陵邑并不是如汉长安城仿天象而为，至于其不筑东墙也不是受什么天象学说的影响，当另有原因。长陵邑东部地势低洼，不便修筑城垣是有可能的。但是作为一座‘城’，缺少一面墙就失掉了‘城’的基本意义。我们怀疑其东部若无城墙，或有壕沟代之，当然这种推测还需要今后考古工作去验证”。

长陵邑的位置和形制对后世陵邑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便于保护、管理以及朝拜、祭祀，长陵邑仅“去长安城三十五里”。而后的陵邑距离长安城的远近也都与长陵邑相仿(见图2)。安陵邑“在长安城北三十五里。”灞陵邑“在长安城东七十里。”阳陵邑“在长安城东北四十五里。”。茂陵邑、平陵邑和杜陵邑，距离长安城较远，但是由于便门桥修筑缩短了行程，所以从交通角度来说，诸陵邑与长安城的距离相差不大。诸陵邑的方位与长陵邑也是如出一辙。长陵陵邑，设在陵北。以后的陵邑循例多置于园的偏北方向。如安陵邑(县)故城，位于安陵之北。灞陵邑在灞陵以北10公里。阳陵邑虽然具置不详，但考古工作者认为，阳陵东偏北约9华里的高陵县马家湾公社米家崖遗址应是阳陵邑所在地。平陵邑在平陵东北的李都村与庞村汉代遗址一带。距杜陵北1800米，东西1100、南北500米范围内，有大片汉代建筑遗址，并出土过许多西汉砖瓦、陶器和一些玉器。如果不是杜陵邑遗址，恐怕不能占据如此大的面积。后陵陵邑也是如此，云陵邑城遗址在云陵西北方向500米处。和长陵邑一样，西汉其他陵邑都筑有邑墙。长陵邑，南、北、西三面有墙，东面无墙。安陵邑，现地表残存陵邑北墙、西墙、东墙的部分遗迹依稀可见。平陵邑，陵邑四面皆有夯墙围绕。云陵邑城周四墙至今清楚地露于地表(北城墙和西城墙有局部间断)①。

三、长陵邑对关中地区的影响

长陵邑的设置对关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究其原因，与迁入长陵邑的大量徙民密不可分。《汉书・地理志》载：“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汉初，汉高祖接受娄敬的建议，徙民关中，充实京师。作为移民的重要安置地，长陵邑估计安置了关东移民的大部分人口。当时，西汉政府对这些移民在经济上给予“与利田宅”的妥善安置，在“贾亩一金”的关中，算是一笔极大的财富。另外，长陵邑直接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说明移民在政治上也享有很高的礼遇。后世文献对出自长陵邑的人物多有记载，现以《史记》《两汉书》为主结合部分其他史料，辑录长陵人物共计41人(因篇幅所限统计资料未附)。

长陵邑人物主要由以下几类构成：官吏、外戚、豪杰、汉初功臣后裔和其他。其中官吏17人分别是太尉田蚧、丞相车千秋、云中太守田顺、博士施雠、将军王元、尚书仆射乐恢、县吏乐亲、郎乐已、司空第五轮、将作大将第五颉、兖州刺史第五种、太尉掾第五巡、南阳太守第五访、清寇都尉第五、太常赵岐、尚书赵戬、尚书郎田凤；外戚7人，分别是武安侯田蚧、周阳侯田胜、田恬(袭武安侯)、金王孙(此即臧儿所嫁长陵金王孙家)、修成君金俗、孝宣王皇后、邛成侯王奉光；豪杰1人，即游侠高公子；汉初功臣后裔13人，分别是孝宣王皇后、邛成侯王奉光、阳陵景侯傅宽后裔、舞阳侯樊哙后裔、阳信胡侯吕青后裔、魏其严侯周止后裔、台定侯戴野后裔、高胡侯陈夫乞后裔、宣平武侯张敖后裔、祝阿孝侯高色后裔、博阳节侯周聚后裔、便顷侯吴浅后裔、萧何后裔；其他3人，分别是尚方禁和医安丘望之以及神君宛若。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记载的这些人物大多来自关东地区。其中官吏人数占据一半以上。以上来自于齐楚地区。外戚中孝宣王皇后、邛成侯王奉光祖上是因功赐爵关内侯由沛地徙来。元康四年诏复家的功臣后裔则分别来自颖川、汝南、琅琊、济南、平原、楚和南郡。由此可见，西汉初年，长陵邑中的移民主要是从东方齐国和南方楚国故地迁来的贵族，以齐地居多。《汉书・车千秋传》云：“车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齐诸田徙长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先齐诸田徙至长陵，关东其他大族亦是这样。所谓关东大族即指六国贵族后裔，可见汉初关东大族是被徙往长陵的。由于徙年是高祖九年，其实长陵尚未营建，故笼统云徙关中，汉十二年置长陵，尔后说徙关中，则云徙长陵了。《汉书・地理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汉兴、立都长安，徙楚昭、屈、景及诸侯之家于长陵。”葛剑雄先生认为当时内徙的关东大族有10余万之多，不可能全部至于长陵邑。根据《关中记》：“徙民所置县者凡七，长陵、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五千户”的记载，长陵邑置万户的说法可能较《汉书・地理志》更接近真实情况一些。西汉中后期，随着部分汉初功臣后裔的迁入，至少是在元康四年(前62)诏复家以后，长陵邑的居民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汉初功臣后裔逐渐成为在人口数量上可以和齐楚大族并驾齐驱的势力。

尽管西汉一朝长陵邑居民构成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总的趋势无异。无论是齐楚贵族还是功臣后裔，在人口中占最大比例的都是跟政治相关，关系国家政权稳定的人物类型。这些人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影响力，使得长陵邑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决定它势必要以政治型身份出现在京师长安周围。而长陵邑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政治方面，它的设置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西汉王朝的内忧外患，进一步巩固了京师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

长陵邑是在维护封建王朝统一的前提下建设起来的。其设置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护卫京师。西汉王朝创立初期，关东地区并不稳定。高祖人都关中当年就发生了燕王臧荼的叛乱。六国旧贵族在秦朝灭亡后

再次兴起，郡国诸侯趁机蠢蠢欲动，随时都可能发生变乱。特别是齐楚两地的动向，直接关系到西汉王朝的安危。高祖采用行政手段强制迁关东大族至长陵，将这些潜在的政敌和危险分子置于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有效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增强关中实力的同时起到巩固中央政权的作用。政权稳定之后，长陵邑又成为政府官吏的来源地。西汉朝廷一些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些移民后裔中选的。如“七相”之首的车千秋、太尉田蚧和司空第五轮都是长陵邑居民。

长陵邑对于遏制匈奴的侵略亦起了很大的作用。匈奴的侵扰是汉初的最主要边患。高祖七年(前200)“匈奴大攻围马邑”，并“引兵南句注，攻太原”。是高帝亲征匈奴，这才有了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是后韩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背约，侵盗代、雁门、云中。……是时匈奴以汉将数率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双重洗礼，汉高祖清醒地认识到六国旧贵族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是皇权的潜在威胁。而败北白登则让其意识到防御匈奴必不可少。然而，汉初久经征战，面对以六国旧贵族为主的关东豪族和掠夺成性的匈奴胡寇，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无力与其抗衡，只有采取防御政策作为权宜之计。正如娄敬所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而长陵邑的设置可以有效防卫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攻击，有助于维护西北边区的政治稳定，使得西汉最大的外患得以解决。长陵位于长安正北，横亘于长陵和长安之间的中渭桥又称渭桥、横桥，是当时军队出征、物资输送、联系后方的要道，在西汉屡次抵御和反击北方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见图3)“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人边。”乃令“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扼横桥。《汉书・刘屈麓传》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如此一来，长陵邑遂成为都城长安的北门锁钥。由甘泉宫所在的云阳再向北，有直道直通北边的长城防线。长陵邑还和其以西的安陵邑一起，共同控制着北向甘泉宫的驰道。长陵不仅把守着长安北部的门户，也是东北至关东的交通要道所在，是护卫京师的关键据点。

长陵邑大批的齐楚移民不仅影响着社会政治，在经济生活方面，对于京师长安大都市功能的实现更多有裨益。封建经济的繁荣首先依靠农业大发展。来自关东农业发达地区的移民，大多具有丰富的农业经验，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经济管理思想、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与关中地区的农业技术相交流、融合。与此同时，移民的迁入增加了长陵邑的劳动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长陵邑的地理位置又彰显出发展商业贸易的优势。“高祖长陵在渭水北，去长安城三十五里。”可见长陵邑距离京师不远。更有利的是，直市、交门市就在直通长陵――长安的渭桥北。人口稠密也是长陵邑商业繁荣的原因之一。由于农业所容纳的劳动力有限，故民多趋末“商贾为利”，商业经济随之繁荣起来，善于经商的田齐之流遂成为关中富商。关东的齐田家族，一直以经商为主，迁到关中后，很快就又成为大贾。《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富贾大商，大抵尽诸田，田墙，田阑。”长陵邑中形成有陵市。孝景王皇后前夫所生女金俗儿曾居住在长陵小市。既称小市，可能还有与之对应大市存在。但是目前还未见文献中有关“大市”的记载。

关东的经济基础比关中发达，在文化上更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徙人长陵邑的人口中不少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从而提高了本地的文化素质。世家地主大都“好礼义”，他们或聚徒授经，或拜师习经，以干仕禄，终西汉一代，仅长陵、杜陵就出了“七相五公”。关中居民自古就有好“稼穑，殖五谷，地重”的传统风俗。由于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许多大族高官、豪杰巨富的聚集，关中奢靡之风骤起。“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力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送死过度。”长陵邑亦是如此。武安侯田就是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汉书・田蚧传》曾生动地描绘了他的生活：“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