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1

关键词:汉中地区;人力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77-02

一、基本概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北山和秦岭把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域:北部是陕北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区,汉中地区是秦巴山区的一部分。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依秦岭,南屏巴山,与甘肃、四川毗邻,中部为盆地,汉水横贯全境。全市辖汉台区、南郑、城固、勉县、洋县、西乡、宁强、略阳、镇巴、留坝、佛坪11个县区,其中镇巴县、洋县、西乡、宁强、略阳县列入部级贫困县,留坝县、佛坪县、城固县、勉县列入陕西省省级贫困县。全市总人口380.14万,其中农业人口304.58万。汉中景色秀丽。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14.3℃,降雨量 871.8 ,素有西北“小江南”和“金瓯玉盆”之美称,市域总面积2.72万平方公里,其中盆地占6%,浅山丘陵占36%,中高山区占58%。

汉中资源富集,其生物、矿产、水能、旅游、军工企业五大资源在全省乃至全国尚有一定的位置,经济开发潜力较大。由于种种原因,汉中地区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经济发展水平就与全省和全国拉开了距离。而且距离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末,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划了十多个最贫困地区,陕南秦巴山区包括汉中地区就是其中之一。经过这些年改革和建设,全国有些贫困地区已经脱掉了贫困帽子,有的还跨入了全国先进行列(如温州地区),但陕南秦巴山区包括汉中地区总体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尽管这几年也有一定的增长和发展,但发展的速度与全省和全国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二、人力资源现状

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的总称。汉中地区的人力资源主要现状如下:

1.汉中地区的总人口数为380.14万,其中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地域,农业人口达304.58万,山区县农业人口达77.01万,人力资源数量较大。

2.人力资源分布失衡,农村劳动力人口严重过剩,自然人口分布必然形成劳动力分布失衡的现状。而在农村内部,人力资源的分布也存在失衡状况,该地区分布在农业(农、林、牧、渔)行业上的乡村从业人员约占乡村从业人员总数的56%。

3.农村劳力人口严重过剩。该地区每个农业人口占耕地约1.14亩左右,现有土地仅能供1 / 2农业人口耕种,其中1 / 2的农业劳动力人口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

4.科技人才严重短缺,是约束本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年来,汉中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总体上是开发初级产品,初级产品是低技术产品,市场竞争力弱,经济效益差,而且也容易造成资源枯竭。开发汉中经济的方向是要提高初级产品加工深度,把产品加工转到高技术产品上来。这就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但由于人的文化素质差,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保守落后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一些科技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在汉中以至陕南来不易、留不住、缺口大。

5.大量人力资源闲置浪费,外流或使用不当。越是落后的地区,越贫困的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越保守,有许多行业,当地人闲着不去经营;而让外地人进来发财致富。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人的素质问题。实际上,约束经济发展的所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的与人的素质有关。秦巴山区长期处在封闭的状态之中,自然经济意识,小农思想、宗法观念都比较浓烈,商品观等都比较淡漠,远远不能适应发展形势,在全国盛行人才“东南飞”的同时,该地区人才流失也较多;贫困地区本身就缺乏人才,引进困难,现在许多单位的骨干人才大量外流,其中中小学骨干教师外流,是较为明显的例子。

6.人口文化教育程度低。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汉中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有2 333人、具有高中受教育程度的有9 988人、具有初中受教育程度的有31 550人、具有小学受教育程度的有38 490人;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23.9万人,文盲率为6.9%。

7.由于水土和近亲遗传等原因,痴呆低能以及残疾人口也占相当比例。一些交通闭塞的山区,痴呆者占相当比重。

三、汉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途径探讨

约束汉中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中,最根本的还是人的素质问题。所以,必须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开发汉中经济的中心环节和长期任务,切实为贫困人口提供平等的经济机会,使他们仅有的经济资源(劳动力)能够用于生产建设,使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解决温饱问题;为他们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网络,使丧失劳动能力、因不可抗拒的自然或社会灾难而暂时或长时期陷入贫困状态的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

1.贫困地区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普及初等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两方面。人力资源文化素质低下正严重地制约着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基础教育。一方面,要通过义务教育法规的宣传,让人们都能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在实际行动上积极让学龄儿童入学。另一方面,加大政府教育投资,在保证教育设施的购建和教师工资的发放的同时,对贫困地区农民子女上学予以资助,以各种形式,多方考虑,为学龄儿童入学,人人都能接受基础教育创造条件。

2.推广初级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优生。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改善医疗卫生条件,防治和减少地方病,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力素质,进而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竞争就业岗位的能力。

3.初、中等职业教育也应给予重视。职业教育的重要人人皆知。各种适用技术的推广,适用性人才的培养,都要靠职业教育来完成,但是面对陕西贫困地区的现状,资金的缺乏等限制因素,使得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往前发展,即在完善基础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多考虑职业教育的发展。

4.加强对农村从业人员的培训。在广大山区农村积极开展农技推广、培训,使他们掌握适用的科学作业技术。面对秦巴山区山大沟深、人口居住分散,由基层政府农村推广部门上门组织各村组讲课、培训,是较为有效可行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职业教育的不足。

5.人力资源开发重点应放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面。该地区的人力资源分布失衡,土地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严重,人力资源开发的难点、重点问题,可以说在这方面下再大的气力也不为过。

(1)大力支持发展乡镇企业 。当前,政府应通过对乡镇企业的关注,促进农民得以就业、增收、发展农村副业。如养殖业、渔业、林,其好处是既能实现农村内就业,又能增收。(2)向服务业方面转移。通过城乡结合的办法,加强农村同小城镇的交流,将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向小城镇转移,相当部分农民进入小城镇可以从事饮食业、批零商品、集市贸易等活动,繁荣小城镇的经济,当然,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小城镇的居民,也就实现了劳动力的转移。(3)进城务工,向大城市转移,这是较为重要的方式。1)在原有农民工自发外出打工的基础上,政府进行协调和组织劳务输出,一方面使外出劳工实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劳工的维权、安全等方面提供帮助,以促进此项事业的发展。2)政府方面带头组织进行农民工的培训、职介,进而实现效益的提高。即实现农民工由简单纯体力行业向复杂的脑体结合的行业转变,这样自然也就提高了农民的收入。3)最终要将劳务输出作为一种产业来抓。行业化、产业化更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有让绝大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才是人力资源较为充分地利用和开发。

6.加快用人机制的改革,尽量减少人才的流失。改革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发挥用人机制作用,以利于“人尽其用”。这就要求相应的用人制度、激励机制、政策出台,以提高整体办事效率,提高人才使用率。对企事业单位的骨干性人才应给予多方关注和重视。对人才流失现象,有的是利益趋动,有的是管理层重视和关心不够,加强对骨干人才的重视和政策引导,尊重人才,关注人才,服务于人才,人力外流现象是可以减少的。

四、小结

秦巴山区是陕西最大的贫困地区,是陕西经济发展的“瓶颈”,汉中地区也在此列。要使该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该地区的人力资源的开发,重在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技能,为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奠定基础;广开信息渠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他们尽快的脱贫致富。

参考文献:

[1]陕西省统计局.陕西统计年鉴(2009)[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初铭畅,张彩虹,王大中.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及对策研究[J].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45.

[3]周毅.21世纪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M].太原:陕西经济出版社,1997:126-127.

[4]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14.

[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03)[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194-197.

[6]郭灵.小城镇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J].农村经济,2004,(12):23.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2

先秦、秦汉史200103

【内容提要】两汉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流民实边与入籍新地，有助于开发边地，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的交流扩散；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但是，由流民问题引发的两汉社会的剧烈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浩劫，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则是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关 键 词】两汉/流民问题/安置政策/流民去向/社会影响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1)01-0019-07

两汉时期，流民问题的广泛存在和频繁发生，曾是长期困扰其发展的一大社会问题。两汉史料中关于流民及其相关的记载不少，但称谓却相当复杂，除“流民”外，尚有“流人”、“流亡”、“流户”、“流冗”、“流庸”等名目。出于约定俗成和习惯用法，古人对其内涵也很少进行准确的诠释。结合史料和现代人口学观点，科学意义上的流民概念，应该是指为了避乱、求生，被迫改变常居地而流动和迁徙他乡的人口。以此衡量，上述称谓虽各有专指或侧重，却也都与“流民”有关。本文试就两汉流民问题作一探讨。

一、两汉流民问题的产生及其特点

整个两汉社会，除在其政权巩固后的前期阶段之外，其余时间都程度不同或间歇性地存在流民问题，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据其频率和程度，流民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汉武帝元狩至元封年间（前122～前105年）。元狩四年，山东水灾，凡有流民七十余万口；元鼎六年，山东河灾，令饥民流亡江淮间就食；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注：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卷103〔M〕．）。所谓“无名数者”即指无户籍者。第二阶段是西汉后期，自元帝至平帝（前48年～公元5年）时期，是一个流民频繁出现的阶段。仅哀帝时流民“以十万数”（注：汉书·孔光传，卷81〔M〕．）。第三阶段是两汉之际，自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始，先后有北方边地、并、平（幽）、青、徐诸州及陇右安定、北地、上郡等地出现流民；地皇三年（公元22年）关东流民一次入关就有数十万人（注：汉书·王莽传，卷99〔M〕．）。绿林、赤眉起义则是流民问题最为突出的反映。第四阶段东汉中后期，自和帝至灵帝（公元89～188年）近百年间，多有流民问题出现。仅桓帝永兴元年冀州等地三十二郡国就有流民“数十万户”（注：后汉书·桓帝纪，卷7〔M〕．）。长期的间歇性流民问题日趋恶化，最后酿成波及甚广的黄巾军大起义。第五阶段汉魏之际（公元189～220年），是两汉时期流民最多，社会极端动荡的时期。如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青、徐二州“士庶避黄巾之难”，归幽州刘虞者竟达“百万余口”（注：后汉书·刘虞传，卷103〔M〕．）；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欲徙淮南民，“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注：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卷14〔M〕．）；十八年，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注：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卷47〔M〕．），估计此时流民总数当有几百万之众。

纵观两汉流民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五大特点：第一，规模巨大，人数动辄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第二，流民发生的地域相对集中。关东和关中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流民问题极为突出的地区。西汉关东之冀、青、幽、徐、并诸州和胶东、齐楚等地，东汉之司隶、并、冀、兖、青、徐、荆各州和河东、太原、巨鹿、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地，都是流民多发地区，尤以冀、青二州为甚。关中是仅次于关东的流民多发区，两汉之际，更始、赤眉据长安，“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注：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卷6〔M〕．）。东汉安帝、灵帝和献帝时，关中均有流民出现。仅献帝时关中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亦有流入益州者数万家；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亡者数万家”（注：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卷8〔M〕．）。第三，持续时间长。在两汉四百多年间，流民问题持续的时间累计超过200年，若要考虑消除流民问题所费时间，则历时更长。流民问题呈间歇性持续存在和不断恶化状态，在地域上此伏彼起，时间上连绵不断，程度愈演愈烈，且不以政权的更迭而消弥。第四，流民迁移方向呈放射状。在关东、关中流民主发区，流民的迁徙方向大致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关东流民一是南下江淮或江南，二是西入关中，三是北上幽、代、辽东。关中流民则主要从子午谷、武关南下汉中、益州和荆州，其次也有东入关东，北上壶关，西入河西者。在地域上关东是流民的输出区；关中则既是输入又是输出区；江淮、幽代、辽东、荆蜀、河西等地则以输入为主。第五，流民成份渐趋复杂。如王莽末年大量以流民为主的起义军中，混入了不少豪族贵吏和皇室后裔；至于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汉魏之际军阀混战时期，流民队伍中更有士民部曲、宗族豪右介入。如东汉末年，河内人杨俊逃往山间，即率宗族同乡“百余家”（注：三国志·魏志·杨俊传，卷23〔M〕．）；华歆广收流民，“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注：三国志·魏志·华歆传，卷13〔M〕．）；张昭亦组织“避乱扬土”之“徐方士民”“皆南渡江”

二、两汉的流民安置政策与流民去向

在整个两汉时期，除了统治末期局面失控之外，一旦有流民问题出现，政府都曾采取措施解决和安置流民，但因社会背景、时间、地域及程度的不同，其政策也多有变化，效果也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限制、镇压和遣返。汉武帝元狩年间，关东流民四散不止，乃作“流民法”，以禁止流民离散，并限制官吏的“重赋”（注：汉书·万石君奋传附子庆传，卷46〔M〕．），但收效不大，以致各地流民相聚起义。遂又遣使者“衣锈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然犹不能禁。于是又作“沉命法”，以督责官吏严禁流民出现和相聚反抗。结果事与愿违，“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注：汉书·酷吏列传·咸宣传，卷90〔M〕．）。再如王莽天凤元年“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两汉政府严格限制或镇压流民，其意在于迫其不要离开故土或重新返回故土，因而，对流民回归家乡则积极鼓励支持。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注：汉书·宣帝纪，卷8〔M〕．）。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诏流民“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从而达到防止农民从国家户籍中流失，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

第二，控制、安抚。当限制、镇压和遣返等措施难以奏效时，统治者往往默许或鼓励地方官员组织、参与和领导流徙活动，借以加强对流民的控制。元鼎二年政府便允许山东“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并“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注：史记·平准书，卷30[M]．）。鸿嘉四年关东流民入关，成帝下诏：“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注：汉书·成帝纪，卷10[M]．）。两汉对于流民的安抚形式多样。一是迁徙。二是允许流民入籍新地。三是赐民爵位，吸引招抚流民回乡入籍。四是赈济，措施包括赈贷、赐钱散谷、医治疾病、设厂施粥等方面，虽为临时举措，但对缓解燃眉之急，使流民及时得到救济是有作用的。五是减免租税、划拨土地。这不仅便于安抚流民，而且对恢复生产，扩大开发，形成新的生产力布局都有促进作用。

第三，设置郡县和修筑城池，以置流民。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以居贫民”。东汉建武十二年，匈奴入寇河东，“民或流散。后三年，吴汉、马武又徙雁门、代郡、上谷、关西县吏民六万余口，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应”（注：后汉书·天文上，卷20〔M〕．）。灵帝末年，“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以处流民（注：晋书·地理志，卷14〔M〕．）。汉魏之际，扬州刺史刘馥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注：三国志·魏志·刘馥传，卷15〔M〕．）。恢复或新设郡县，以及在边地徙民设郡立县，修筑城池，不失为缓解矛盾，安置流民的一种有效途径。

第四，发展生产，招抚流民。西汉宣帝时，胶东相王成“劳徕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注：汉书·宣帝纪，卷8〔M〕．）。东汉初立，丹阳太守李忠教化风俗，郡中“恳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注：后汉书·李忠传，卷51〔M〕．）。和帝永元中，鲁相汝郁，“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注：后汉书·贾逵传，卷66〔M〕．）。安帝永初间，樊准安抚冀州流民，“流人咸得苏息。还，拜巨鹿太守。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童恢在琅邪耕织种收，皆有条章，“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桓帝永寿中，第五种在高密“大储粮?，勤励吏士，贼闻皆惮之，桴鼓不鸣，流民归者，岁中至数千家”（注：后汉书·第五伦传附种传，卷71[M]．）。一些地方能吏和有眼光的官员，通过招抚流民，发展生产，对于安置流民，解决其生计和稳定社会，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汉政府对流民问题所采取的各种对策和措施，对消弥、缓解流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了作用，但远未能完全消除流民问题。所以流民自身充满艰辛悲壮的生存自救及其去向，也是流民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其去向尚有以下几途：

一是返回故乡。深受传统封建宗法文化熏陶的中国农民，因天灾人祸而被迫流亡四方，在强烈的家乡观念支配下，他们流往外乡只是暂避灾难，一旦故乡灾情减退，大部分流民便重返故里。如东汉末年，关中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而关东流民前往辽东，越海避难者“旬月而成邑”，及至“中国少安，客人皆还”（注：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卷11[M]．），即是例证。政府的遣返和流民自愿返回故乡，重新成为国家编户，确是两汉流民基本的去向和主要归宿。

二是死亡。迫不得已而踏上流民之途的农民，不论单门独户，还是成群结队，无不颠沛流离如惊弓之鸟，前途渺茫，生死难料。饥饿、疾病、劳累、战乱、劫掠、镇压，无一不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汉成帝时，流民“流散冗食?死于道，以百万数”。王莽地皇三年，关东流民数十万入关中，“饥死者十七八”。东汉献帝初平四年，曹操追击陶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初三辅遭李榷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注：后汉书·陶谦传，卷103[M]．）。汉末之乱，饥民“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山简曾感叹说：“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注：晋书·山涛传附简传，卷43〔M〕．），确非空言。百姓为避灾而流亡，是其求生的本能选择，但不少流民却求生不成反而死于非命。

三是入边地。部分内地农民和边地百姓，不堪封建剥削和官吏豪强压迫，往往流入边地或少数民族地区。“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注：后汉书·东夷传，卷115〔M〕．）。西汉元帝时候应曾说：“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注：汉书·匈奴传，卷94〔M〕．）。东汉末年，并州汉族吏民亦有亡叛入匈奴部落者；金城百姓遭韩遂之乱，“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时中原避地辽东者甚多，鲜卑轲能“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注：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卷30〔M〕．）。曹魏初立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注：三国志·魏志·牵招传，卷26〔M〕．）。在灾害、战乱和暴政等特殊情况下，边地及少数民族居住区，也曾是流民流移选择的“乐土”。

四是入城市。城市乃四方辐辏、经济发达之区，对流民自然具有吸引力。王莽之时，长安城中发生饥馑，市买官王业对王莽说：“皆流民也”（注：汉书·王莽传，卷99〔M〕．）。可见流民涌入都城，本欲摆脱困境，但仍难逃饥寒之苦。

五是沦为官私奴婢。两汉社会有大量奴婢存在。汉武帝时，“府库空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注：（西汉）桓宽．盐铁论·复古〔M〕．）；而豪强大家冶铁煮盐，则“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为之。元帝时，“民众久困，连年流离，……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注：汉书·贾捐之传，卷64〔M〕．）。王莽天凤六年，有边民流入内郡而“为人奴婢者”。地皇二年秋，关东大饥，“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东汉安帝永初五年，陇右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注：后汉书·西羌传，卷117〔M〕．）。梁冀曾“或去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以上史料中所谓的民、庶人、良人，相当部分应是失去家园生计，在饥寒交迫中沦落挣扎的流民。

六是被收为兵。东汉末年战乱之际，南阳、三辅百姓数万户流入益州，被刘焉“悉收为兵”，名曰“东州兵”（注：后汉书·刘焉传，卷105〔M〕．）。时关中亦有流民十余万户“流入荆州”。后关中稍安，大多返回故乡，因“无以自业”，被曹操所属“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当时军阀林立，竞相招兵自重，不少流民遂被各路军阀收罗入军。

七是入居山林，相聚自保或参加农民起义。流民为摆脱封建剥削而有逃入山林者，为求安全，他们往往相聚自保。如武帝统治后期，流民四集，不少人“依山之险以自固”。但为统治者所不容，只好相聚反抗，揭竿起义，“阻山攻城”。王莽始建国三年，“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幽）州尤盛”；天凤六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至于绿林、赤眉起义，前者初为荆州流民群，后者则是山东琅邪一带的流民。东汉中后期数以百计的小股农民起义，多为流民之举，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也是以流民为基础而组织和发动的，司徒杨赐为分化镇压起义军，曾主张“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注：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卷84〔M〕．）。流亡相聚的流民，饱受剥削和流离之苦，走投无路，聚众反抗和参加、发动农民起义，是其必然之举。

三、两汉流民问题的社会影响

两汉社会流民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始终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问题密切相关，产生种种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后果。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是最主要的劳动力。人口的多寡往往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两汉流民迁居和入籍新地，无疑增加了边地与江南的人口和劳动力，推动了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对巩固疆土，开发边地、江南，发展经济功不可没。塞上河南地、新秦中的开发，河西四郡的设置与屯田，还有魏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都同两汉时期流民的入居是分不开的。两汉关东发达之区“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的问题已较严重，西汉前期就曾有募民就“宽地”之举。内地流民入边，对缓解关东人口压力，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变“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的不平衡状态，发挥了良好作用。

人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两汉流民入居边地，与匈奴、鲜卑、氐羌等兄弟民族共同生产、开发边地，这不仅有利于各民族间增进了解，和睦相处，推动民族融合，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的传播。汉魏之际，在鲜卑轲能部，有“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J颇学文字。故其勤御部众，拟则中国”（注：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卷30〔M〕．）。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播，促进了古代中华文化的整合与扩散，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化与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两汉社会，流民出于求生的本能和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他们的聚众自保或小股暴动，往往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前奏，故流民潮和农民起义在两汉社会总是相伴存在。所以，两汉流民又是农民起义和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力军。正是由于以流民为基本力量的农民起义，直接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致使两汉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流民问题，也迫使统治者不断反思、审视和调整其统治政策与治国之道，寻找流民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有人指出：“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大抵逋流（负）皆在大家”（注：三国志·吴志·骆统传，卷57〔M〕．）。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注：（西汉）桓宽．盐铁论·未通〔M〕．）。面对流民如涌，有人警告统治者这无异于是“日撞亡秦之钟”，有“亡叛”之形，“土崩”之兆，“此社稷之忧也”。所以，当社会矛盾加剧，流民多发之时，统治者也能采取整饬吏治、轻徭薄赋、赐民田爵、开仓赈贷、疏散安置流民、恢复生产等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期化解危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流民安置，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因而，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

当我们充分肯定流民活动在历史上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流民问题在两汉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和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首先，社会的剧烈动荡。在两汉小农经济占主体的传统农业社会，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同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社会生存方式相联系。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乃广大农民基本的生存需要。流民及流民问题的产生，便是生存危机和社会环境失衡的直接反映。流民失去田产家园流向四方，其流出、活动、安置和重新入籍的复杂运动过程，充满着人地矛盾、人口变动、社会秩序混乱、流民与土著纠纷、民族杂处、民俗习尚摩擦、社会保障与救济危机等各种挑战，引起社会一系列连锁震荡，流亡、遣返、暴乱抢劫、疾疫死亡、杀戮镇压、起义反抗起伏不居、循环不已，导致社会关系失衡，阶级矛盾激化，使两汉政权陷入激烈动荡和严重危机之中，造成社会动乱和经济的大倒退。如汉末黄巾军大起义、军阀混战，前后持续数十年，造成中原一带“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数百里中无烟火”的惨景。

其次，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浩劫。不难看出，两汉流民的产生和流民问题的形成，虽肇端于天灾，实生成于人祸。包括流民在内的广大农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农民个人本身即是主要的生产力资源和宝贵财富。战乱、灾害、疾疫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这其中的大部分便是失去家园，没有生存保障的流民。为避灾求生而流亡的流民，不少人由此走上一条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生死未卜的不归路。西汉初年，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人口的大量减少和社会的极度困乏凋敝，无不是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的直接结果。

再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战乱、灾害和暴政等一旦引发流民大量流亡，则不仅造成受灾之地人口减少甚至空白，而且导致当地“庐落丘墟，田畴芜秽”；而流民迁入之地，又遇到人口、耕地、资源和生存的空前压力，使迁入地局部社会原有的运行机制失衡。这往往给流民流出和流入之地都带来消极影响，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出现社会经济失衡衰退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流民的大量死亡和人口减少，则是社会生产力严重削弱的直接表现；由流民潮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震荡，给波及之地的社会和经济同样带来明显影响和巨大压力。因而，流民和流民问题的产生、存在和持续，是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标志和反映，而由流民问题引发的连锁震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生产力破坏的程度和涉及范围，导致经济发展迟缓甚至严重倒退，国力下降乃至社会崩溃。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3

[关键词]西汉；休养生息；人口政策；政策影响；弊端

西汉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长时间封建大一统国家，它在很多方面都为以后的朝代做出了重要的榜样。“文景之治”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它的繁盛、富庶、安和，多为后世所景仰的，它的政策也就成为了后世的信条。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成为恢复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而这其中的人口发展政策，也成为了后世传承的经典政策。但是这一“经典政策”也成为了后世无数封建王朝带来了很多无法调和的矛盾。

以下首先来根据有限的原始资料和目前的研究水平，对西汉初期的人口发展做一简单的分析。

一、西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变化及其人口政策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见于历史文献最早并比较有准确的户口统计数字的时期，《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的全国户口统计数，总数约为6000万，但在整个西汉时期的人口曾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先来分析一下西汉初期的人口数量变化与政策：

（一）汉初人口的减耗

继秦代苛政、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多年战乱，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1）。西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2）。汉高祖六年（前201年），萧何封侯八千户，宣曲侯最少仅六百七十户，曹参封平阳侯户数最多，亦不过一万零六百。较秦时吕不韦封侯十万户，仅及十分之一。人口之萧条，于此可见。

高祖曾询问曲逆户口，御史奏以“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3），亡匿人数达六分之五。《汉书》无汉初户口记录，根据“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的记载，说明汉初因战乱及自然灾害而逃亡异乡，已是极普遍的现象。

杜佑《通典》记载汉初为“方之六国，十分之三”（4），那么汉初人口仅存六百万。梁启超则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表》所载秦汉之际人民伤亡情况，更提出“方之六国，不及二十分之一矣”（5），汉初人口被越说越少了。

（二）高祖时期的人口政策

汉初社会经济的残破局面，据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由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6），为了恢复生产以维持并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被迫采取了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

1.首先恢复农业生产秩序，使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

（1）解兵归农，组织军队复员，“兵皆罢归家”，并“以有功劳行田宅”，军吏士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以下的，一律进爵为大夫，给予土地使成为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并免除其徭役；（2）战争期间，“聚保山泽，不书民数”的人民“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3）释放奴婢，“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7）；“轻田租，什伍而税一”等，由是“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8），政府所控制下的在籍人数也就大大增加了。

2.推行早婚，奖励生育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9），惠帝六年（前189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10）。西汉政府还以户口是否增加作为对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

3.加强户口管理

西汉称户籍曰“名数”，当时登录“名数”主要依靠严密的基层组织，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秩、啬夫和游徼，分别掌管全乡的教化、户口、诉讼、赋役和禁盗贼；在县和道并专设户曹管理户籍和统计人口，每岁“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然后汇总“岁尽遣使上计”。

（三）文、景时期的人口政策和人口变化

文、景时期（前180―前141年），继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进一步劝课农桑和实行轻徭薄赋。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诏“除田之租税”（11），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二年。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12），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颁布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等。景帝二年（前155年），“令田半租”（13），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通过提倡农业，减免徭赋，农民负担减轻，社会相对安定，农业生产大大发展，“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14）。

通过以上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汉初期整个统治阶层都在尽力的恢复人口，发展农业经济。“自孝惠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是以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15）。由于“蓄积岁增，户口息”（16），一改汉初“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的旧观。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17）。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尽满，而府库余财”，人口上升达到汉代前期的高峰。

二、汉代政策的积极作用

从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政策对西汉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经过了高祖和文景之治的恢复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国力到达了顶峰，这也为武帝武力打击匈奴势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前期的积累，没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没有经过恢复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提供给汉武帝如此大的展现空间的。从某个角度说，是汉初的政策造就了汉武帝的辉煌。

当然汉初政策不仅稳固了一个个封建王朝，而且为整个中国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实施，那么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占据重要篇章的封建盛世很可能就会不复存在，而那些撑起中华文明脊梁的伟大学术思想和辉煌的四大发明以及各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创造也很可能灰飞烟灭。也许中国在西方掀起的航海热潮的时候就会向其他的地方一样沦为完全殖民地。所以说汉初的政策也是延续中国文明的基石。

三、汉代政策的负面影响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每个朝代在新建的初期都会实行汉代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用来恢复被战争和灾荒破坏的社会经济，经过朝代初期的几代后都会经历一个盛世，人口增长迅速，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从而达到一个社会高峰。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人口大量减少、可耕种土地大量荒芜的实际情况下，在丰衣足食的和平环境中，人口很快又成倍地增长了上来，一代又一代倍增的人口，再度超出土地所能承受的极限，无法增大的祖业田产，被成倍增长的子孙不断分割，直到个个要饭，于是几代人之后，就会出现饥民遍野，国家又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然后随着灾情和饥民起义的出现，从而出现了中国历代王朝人口崩溃共同遇到的问题：饥民起义四起，地方军事武装割据，内战全面爆发，最后使人口减半或更多。从而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的轮回。

这就是西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弊端，虽然它能使每个朝代都能在开始的时候经历一段盛世，但是每当人口增长到一个极值时，封建政府就没有办法进行调整了，当土地承受能力已经突破极限的现状了，流民增多，税收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减少，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国家的危机开始显现出来。

对外进行武力扩张也是转移国内矛盾的良好的办法，可是中国所处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进行武力扩张的可能性又不大，除了汉武帝和唐太宗、高宗进行过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扩张。西汉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长时间封建大一统王朝，它的政策对后世朝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西汉初年对于人口膨胀的问题估量不足，所以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中国后世的封建帝王好像也没有能够认识到这种政策的弊端，反而为盛世景象所迷惑，所以这种恶性循环也就一代一代的传递了下来。同时这种政策还造成一种很大的思想误区，那就是人越多国家越强大。中国就是在这种思想下，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人口开始极度的膨胀，造成我国现在复杂的社会局面。

人口问题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要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并以史为鉴。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1975年版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1960年版

[3]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日]仁井田升辑栗劲等译《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

[6]欧阳修、宋祁等编写《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1975年版

[7]王钦若、杨亿等十八人编修《册府元龟》中华书局点校1960年版

[8]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点校1955年版

[9]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10]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11]《明太祖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

[12]扬子慧《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

[13]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摘自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卷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页

（2）摘自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卷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页

（3）摘自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第十》（卷四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7页

（4）摘自杜佑《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丁中》（卷七）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页

（5）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6）摘自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第八》（卷三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2页

（7）以上皆摘自班固《汉书・高帝纪第一》（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页

（8）以上皆摘自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页

（9）摘自班固《汉书・高帝纪第一》（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页

（10）摘自班固《汉书・惠帝纪第二》（卷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页

（11）摘自班固《汉书・文帝纪第四》（卷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页

（12）摘自班固《汉书・严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页

（13）摘自班固《汉书・景帝纪第五》（卷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页

（14）摘自班固《汉书・景帝纪第五》（卷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页

（15）摘自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卷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页

（16）摘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卷一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页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4

 

教育分流是指依据考试成绩和学术性测验成绩，将学生分层别类，进入不同的学校和课程轨道，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的方法，教授不同的教育内容，使学生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在初等教育阶段进行教育分流成功的个案当属新加坡。作者将在介绍新加坡初等教育分流的基础上，分析西藏义务教育阶段进行教育分流的必要性、方向和内容。

 

一、新加坡初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分流

 

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基础教育由淘汰制转向分流制。新加坡独立后，一直实行单一学制，要求学生在相同时间内学习同样的课程参加同样的升学考试，没有留级制度，不能通过考试的只能退学，只有不到14岁的学生可以重读。调查表明，新加坡小学毕业生有29%未能通过小学毕业考试，有36%的中学生未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仅有14%的学生能进入大学前的预科，这些人中又只有9%的学生能够通过大学前的考试。因此，政府重新制定了基础教育体制，实行分流制，并于1995年把教育分流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确定下来。

 

第一次分流——语言分流：新加坡基础教育阶段规定在小学开始的4年，学生主要学习英语、母语和数学3门课，小学四年级结业时，根据考试成绩将学生分流进入3种不同程度的班级。90%的学生分流进双语班，继续双语学习直到小学毕业;极少数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被分流到以单语学习为主的班级，学习基础的文化知识和数学知识;还有一种延长双语班，是为那些未能通过分流考试，但已通过二年级考试的学生开设的。五六年级为定向阶段，学生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进人3个语言流学习，即1)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母语也作为第一语言，大约有10%学术能力和语言能力俱佳的学生进入第二语言流学习;2)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母语作为第二语言，这部分学生约占总数的70%～75%;3)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母语作为熟练的口语，占学生总数的15%～20%。

 

第二次分流——课程分流：进入中学后同样实行分流制，学生按照能力进入中学的特选课程班(speeial course)、快捷课程班(Express Course)和普通课程班(Normal course)，前两种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两种语言，经过4年中学学习后通过中学毕业考试(GCE“O”级水平考试)。普通课程班的学生，在完成中学学业后，将继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少数人可以多学1年，然后再通过中学毕业考试。

 

从新加坡实行教育分流政策来看，教育分流的主要作用和目的：一是为了节约资源，提高教育的投资效益，为社会选拔精英，并满足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二是因材施教，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教育分流有利于学生个人和社会发展，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从社会分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员需求来看，分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二、对西藏的启示

 

1.西藏义务教育分流的必要性

 

在中央政府长期以援助为主的各种优惠政策下，在传统的自然农牧社会中，用“输血”方式建立起来的西藏工业是半传统半现代的产业部门，“其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很少沟通，二者涨落的相关性很小，唯独在西藏，二元经济结构中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相比，后者产值比重占大头，国民收入一半以上来自于农村，而且西藏的现代工业部门是镶嵌型的，缺少根基，与农业部门‘绝缘’程度很高。”因此以西藏原有的传统农牧业为一元，以人为援建的城镇二、三产业为另一元，便形成了西藏目前特有的“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现代产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差，而传统农牧业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力，因此，农牧民很难向第二产业移动。西藏流动人口基本为内地人，区内藏族的流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几乎只参与农牧区内部生活。在此经济环境下，农牧民子女对教育的需求更多地停留在“参与农牧区内部生活”层面上。由于农牧业人口大量滞留在农牧区，而学校教育又以城市为中心，中小学毕业生处于“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的境地。

 

就农村教育功能而言，有研究者认为是“为部分社会精英提供社会流动的途径，为农牧民子弟打好参与现代生活的基础”。既然教育只能为部分社会精英提供社会流动，也就表明教育必须分流，使一部分继续学业，另一部分流人社会，西藏农牧区中小学教育也必然具备这两种功能。相对“为部分社会精英提供社会流动”而言，为“农牧民子弟打好参与现代生活的基础”更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因为西藏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力仍集中在第一产业上，近年来农牧区多余出来的一些劳动力城镇也无力吸收，只有少数“敢闯、胆子大”的农牧民进入拉萨和日喀则两个大城市，绝大部分农牧民宁愿滞留在农牧区也不走出区外务工，这种现象受农牧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传统的影响，区外务工的成本很高，包括经济、生活和精神等各个方面。同样，西藏农牧区现代化水平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也即现代化程度不高，那么农牧区中小学教育的功能“为农牧民子女打好参与农牧区生活的基础”更贴近西藏的实际。那么究竟接受多少教育才能很好地参与农牧区生活呢?徐勇认为：“就当今大多数农村自身的实际需要来说，小学毕业已基本够用，更多学习是满足农村外部的需求。”至2009年底，西藏总人口290.03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21.00万人，占76.2%，城镇人口69.03万人，占23.8%，乡村从业人员119.36万人，占54.01%，也即西藏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牧区，在农牧区生产与生活。按照徐勇的观点，这部分农牧民只需要接受小学程度的教育即可，这个判断非常合理，在内地适用，更符合西藏农牧区的实际情况。

 

从目前西藏农牧区中小学学生实际到校率来看，进行教育分流是非常必要的。学生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兴趣不大，但他们对熟知的一些操作性的知识兴趣十分浓厚。对于这一部分学生，在掌握基本的读、写、算基础上，在初等教育阶段就可以进行分流，掌握一技之长。有的学者可能会认为这会损害整个教育的效益，不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发展。从整个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解当然正确，但我们在看待问题时要考虑问题的情境性。刘易斯在研究经济增长时发现：“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某一阻碍增长的因素可能比其他因素更为突出。”具体到西藏农牧区而言，以传统农牧业经济、封闭型经济、供给型经济为主，靠天种地与放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一些在其他省区行之有效且可以推广的简易的科技成果在西藏却很难运用。这种情况，虽然农牧民的人。

 

力资本存量的确较低，但这并不是阻碍西藏经济发展最为主要的因素，较高的人力资本在贫瘠草原能创造出什么呢?就连舒尔茨也引用人类学家霍伯(Adamson Hoebel)的观点，指出某些地区的贫困并不是由于人力资本的缘故。舒尔茨说：“文盲的含义是什么呢?人民是文盲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配置自己所拥有的要素时对边际成本和收益所决定的标准反应迟钝……虽然教育可以极大地提高人的生产率，但它并不是有效地配置现有要素存量的前提。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贫穷农业社会没有足够的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利用现有要素作出令人满意的成绩，这十之八九是错误的。”

 

2.教育分流的设计

 

考虑到学生本身不太愿意呆在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对学习的兴趣不高等因素，我们可以在初等教育阶段进行教育分流。而不强迫学生统一学习以学术取向的课程内容。新加坡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分流，可以作为西藏中小学教育分流的模式。

 

第一次分流：小学四年级。西藏小学最初的4年以学习藏语文、藏数(学)为主，汉语作为一门课程开设(只有在拉萨市才有以汉语教学为主的课堂)，其他如社会、科学等课程均为藏文教材。在这一阶段，要加强学生藏文读、写、算等能力。在小学四年级结业时，根据考试成绩将学生分成两种不同程度的班级：藏文班，学习基础的文化知识和数学知识。根据西藏目前学生汉语学习的状况，预计进入藏文班的学生占绝大多数。鉴于西藏目前没有完全的藏文高校，且中学阶段都会转为以汉语教学为主(有的县区在初中阶段也使用藏文教材)的现实状况，学校需鼓励学生选择双语班，保证掌握双语学生的人数。如果实在难以接受双语课程，可在五年级或六年级时转入藏文班。双语班，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进入双语班继续学习直至小学毕业。在进行藏汉双语学习时，各地学校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别设置两种不同的语言班：汉语作为第一语言，藏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藏语和汉语都作为第一语言)，这部分学生基本集中在各地(市)区，约占小学生总量的5%;藏语作为第一语言，汉语作为简单/熟练的口语，这部分学生约占95%。这部分学生主要集中在农牧区，因为农牧区没有学习与使用汉语的环境，学习汉语的困难非常大，而且，他们生活的圈子就在农牧区(比如除拉萨以外的地区，特别是阿里或那曲地区，可能一些人从来没有去过拉萨，有的连地区都没有去过)，汉语也无用武之地，这就好比内地农村老太太，其生活圈子就在农村，不会说普通话并不影响其生活一样。因此，对一部分学生只能要求其进行简单的汉语交流。这也是客观环境所导致的。也许在学期间所习得的一些简单汉语在若干年没有与汉语信息接触的情况下，汉语能力会飞速下降。

 

第二次分流——课程分流：进入中学后同样实行分流制，学生按照能力进入中学的重点班、普通班和职业班，前两种要求学生掌握两种语言，经毕业考试后(也可说是第三次分流)，部分进入高中继续学习。职业班的学生，在完成中学学业后，一部分将继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部分将获得一定的技术知识，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步人社会。课程分流要求对不同的班级设置不同的课程，以区别培养目标。重点班以传授文化课继而升学为主，普通班的文化课学习要渗透生活常识，让学生学有所用，能够解决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职业班的学生以职业技能培养为主。

 

在中小学进行分流并向初中学生传授一定的职业技术，就需要慎重考虑传授何种技术知识，使学生能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虽“升学无望”，但“就业有术”。据统计，包括西藏职业技术学校在内的所有职业学校在校生中农林类占16.33%，信息技术、医药卫生、商贸旅游、文化艺术与体育、社会公共事务占65.94%(D，毕业生就业通过公开招考获得的工作，由国家财政发工资。也就是说，中(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路径与大学生一致，都是通过公开招考。而一些体现西藏民族传统特色的技术未能在职业学校中体现，中小学职业班可填补此空白，比如，在职业班或普通班可传授藏式建筑、服装烹饪、卡垫、绘画等知识，特别是绘画基础知识掌握后，学生可进一步学习画唐卡。这类体现民族特色产品市场非常大。比如唐卡，西藏传统唐卡，绘制技艺精致，矿物颜料配方与着色独特，有艺术魅力，深受人们青睐。随着人们对西藏唐卡的了解越来越多，西藏唐卡成为来藏游客购物的必备品。唐卡每年有2亿市场份额，但西藏唐卡只占3成，而尼泊尔唐卡占到7成。西藏传统手工特色产品还有诸如古老的民族手工艺艺术，它们风格迥异，独具特色，令无数游客为之着迷：江孜的地毯、杰德秀的围裙、扎囊的氆氇、浪卡子的藏被、加查的木碗、拉孜的藏刀、拉萨的金银器具、仁布的玉器、定日_的石雕等……这些传统手工技术都可以成为教育分流后学生的课程。

 

三、结语

 

这种分流可能会受到对西藏教育不了解的各界人士的批评。他们会质疑，为什么对一部分学生进行“向上流动”的教育，而另一部分学生只进行普通和职业教育?这是对教育公平的损害。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言论和判断。我们认为符合学生要求的教育才能关注学生个人的发展。试问，如果在初一的某个教室里，学生学业水平从小学三年级至初一不等，那么在学生学业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是差距甚大的情况下，学习一门课程时，按初一水平教授，学业水平较低的学生听不懂，为满足这一类学生，需降低教学要求，这是否是会损害学业能力较高学生的利益;但若按教学要求进行，满足了学业成绩较好学生的学习需求，又将损害了另一部分学生的利益。解决的办法只有分班教学，按学生的能力分别进行不同的教学，否则，不仅不利于个人发展，也将不利于西藏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果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不回农牧区，他们能否成功地在区内城市获得认同或走出区外谋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普九”和提高民族素质都很重要，而知识的传播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们常常陷入教育是万能的困境——“只要将那种受过教育的人多余出来的知识传播给大众，就能够实现对‘无知识的征服’，并且由这种征服而可以开创一个新时代。”然而，我们实在没有多少理由可以相信，“一些人所获得的最优知识如果在某个时候能为所有的人都拥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的社会了。”因此，在西藏现阶段我们应避免强行进行低水平的“普九”，不如用另一种方式“普九”，即进行教育分流。湖北襄樊市板桥镇中学从1995开始在初中进行职业技术渗透，并成功地留住了差生，提高了巩固率。对“普九”而言，采取的是同源分流，最后殊途同归，可整体提高教育质量。总的来说，为了巩固西藏自治区“普九”成果，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教育分流是可行的实施方案。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5

[关键词] 回族；女性；婚姻观

【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051-1

我国的回族人民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西北聚居人群较多。与我国其他的区域相比，西北地区的回族民族特色更加浓厚。与国外国家相比，我国对于女性的研究时间较晚。尤其是回族女性，在1980年左右才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回族妇女的婚姻观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发展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一、婚恋观

所谓婚姻家庭观，是指在日常的婚姻以及家庭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家庭以及婚姻的观念。回族女性的婚姻恋爱观包括对于她们对于配偶的选择、对于婚姻的理解、婚姻家庭观的认识等等。婚姻恋爱观与回族女性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联系。

（一）择偶观。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状态，回族女性在择偶的过程当中会将经济因素作为一个很重的因素来进行考虑。当今社会背景下的回族女性在对配偶进行选择的时候，首先会将道德水平作为其衡量配偶是否合格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此外经济整体情况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回族女性在进行配偶的选择的时候，宗教以及信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宗教、道德水平、经济基础都是回族女性在进行配偶的选择时进行衡量的标准。尤其是宗教这一标准，在回族女性进行配偶的选择时会占有很大部分的比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会缩小回族女子配偶的选择范围。倘或回族女子选择一致的男子，在生活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便利，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二）关于异族通婚的看法。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异族通婚已经被人们所认同。在封建社会，异族通婚是被禁止的，严重的可能将导致断绝子女关系事情的发生。目前在我国很多地区，回族女子嫁给汉族男子以及回族男子娶汉族女子的事情已经非常普遍。

（三）关于彩礼的看法。回族男女由于受到《古兰经》的影响，结婚一般较早。在改革开放之后，回族婚姻形式受外来思潮的影响有渐渐西化的趋势。同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回族婚礼中男子向女方所送的彩礼也越来越多样化，并且互相攀比的情况愈加普遍。回族婚姻礼的多少一般都是由女方的家长来定，而且要参考周围亲戚朋友结婚时的彩礼程度来决定。由回族对彩礼的重视程度来看，回族人们对于婚姻还是非常重视的，这是回族女子对于结婚之前进行消费的一种行为体现。

（四）关于初婚年龄的看法。初婚是一个家庭中比较在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我国回族的婚姻模式中，初婚年龄相对于汉族来说较小。尤其是在回族聚居的广大农村地区，女子初婚年龄更加趋于低龄化。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回族的一些女性由于受到高等教育的熏陶，初婚年龄开始呈现年龄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回族女子的初婚年龄与文化水平是相关联的。

（五）关于离婚和再婚的看法。伊斯兰教的“圣训”称：离婚是真主“讨厌的事情”。虽然离婚和再婚都是女子自愿选择并且充满自主性的活动，但是对待离婚和再婚对于回族女子来说，都是需要谨慎考虑的事情。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回族收到社会发展的影响，离婚和再婚对于回族女子来说也变为非常普遍平常的事情。

二、家庭观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在每个社会阶段中，女性的家庭地位是不同的。在回族家庭中，女性更多的是被赋予将于子女、承担家务的责任。目前，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很多女性也逐渐参与到社会各个部门的劳动分工之中。尤其是在城镇当中，这种传统有很大的变化以及改善。

（一）生育观。所谓生育观，即孕育子女以及对他们进行教育所持有的观点。回族绝大多数民众信仰的教派为伊斯兰，伊斯兰教义对于其生育观念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在我国的回族家庭中，回族女子一般情况会养育两个子女，传统的回族家庭中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其养育子女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老年生活有所保障这样的观念。

（二）亲子教育观。在每个家庭中，孩子都需要父亲以及母亲的共同培育，回族家庭亦不例外。在部分回族家庭之中，仍以宗教教育为主。回族女性婚姻家庭观有如下特点：

1.回族女子进行配偶的选择时，同汉族女子一样，会考虑男方的经济基础、道德品质、性格等各个方面。

2.随着社会的发展，回族与汉族通婚以及渐渐被社会所容纳以及接受。在很多回汉杂居的地方回汉通婚的情况愈来愈普遍。

3.传统回族家庭的子女婚姻一般都由父母进行包办，随着社会的发展，回族女子自由恋爱的情况愈加普遍，与之前的情况相比有很大程度的进步，这也意味着回族文明的发展。

4.当前社会情况下，回族女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增大的趋势。一方面是受到国家法律政策的影响，另外一方面随着回族女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大趋势的影响，这种改变不可避免。

5.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夫妻之间的地位也就更加平等以及人性化。在传统的回族家庭之中，回族女子的地位非常低下。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6.现今在回族家庭中对于生育子女更加注重质量，而不是一味祈求多子多福。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国家政策的要求。另外一方面是由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有少生才更加能提高下一代各方面的素质水平。

7.过去的回族家庭比较重视子女在宗教学校中的学习，当代的回族家庭更加重视子女对文化知识的学习。我国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便利，也造成其思想观念的转变。

结语：回族女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受到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她们的观念有所改变，在婚姻中也更加注重个人的感受、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男女的平等。

参考文献：

[1]吴灿新.妇女面临着婚姻家庭观念变化的挑战[J].道德与文明，2001，(04).

[2]马东平.论伊斯兰教法之妇女观[J].甘肃社会科学，2001，(05).

[3]马东平.论伊斯兰教法之妇女观[J].甘肃社会科学，2001，(05).

[4]刘太玲.试析“回族女子不外嫁”习俗[J].当代经理人，2005，(05).

[5]刘淑媛.西北农村回族已婚妇女继承权问题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6，(06).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6

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旨趣经历了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变化过程,但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为重点的治史特色和广搜史料不断拓展研究新领域的治史精神一直未变。曾謇的学术研究扩大了食货派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曾謇；中国社会经济史；治史特色

曾謇，又名资生，湖南安华县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习语言学，但对史学抱以极大的兴趣。1934年5月开始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文章。1935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经济史研究室工作，参与编辑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成为食货派的骨干成员之一。1938年1月，参加的民间宣传机构“艺文研究会”。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的编辑工作。曾謇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上）、《中国宗法制度》、《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等；学术论文主要有《食货》半月刊9篇、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8篇、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40篇；并在其他报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曾謇的学术研究扩大了食货派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应该予以重视。本文拟集中探讨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分析其学术成就，以期对曾謇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新认识。

一、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

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者们一样，曾謇也积极探讨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历程。他深受食货派关于中国魏晋至唐末为封建社会论说的影响，大力阐发“魏晋封建说”。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详细考察了三国时代的社会情形，认为“三国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的剧乱时代。经过这一个时期，秦汉的社会转入于两晋南北朝中古的封建社会。在东汉，社会经济虽已经陷入于动乱的状态中，但至汉末三国这个时期才以显明的姿态暴露出来，两晋南北朝的社会虽然已即于典型的封建形态，但其主要转移时代，是在三国至东晋的这一阶段，所以三国及其前后的期间，恰是个社会转化的枢纽”[1]10。曾謇的论证为食货派“魏晋封建说”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曾謇的社会史分期的观点与食货派领袖陶希圣存在较大的分歧。陶希圣称“：他（曾謇）以西周为奴隶社会，此后为封建社会，所见与我是不同的。”

[2]7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一文通过对生产工具、藉田制的深入考察，发现西周是奴隶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隆盛的奴隶社会[3]7。1946年，曾謇根据自己长期深入的研究，在社会史分期中提出了“三时期六阶段说”。（1）自殷周至嬴秦西汉为一期。此一期又可分为两大阶段。殷周二代至春秋，是氏族部落社会，这是古代时期的第一阶段。自春秋战国至秦汉（西汉），氏族社会解体，这是古代时期的第二阶段。（2）自东汉至五代为一时期。此期亦可分为两大阶段，东汉至南北朝为典型中古时期贵族政治。这是中古时期的第一阶段。南朝至五代这是中古时期的第二阶段。（3）自北宋至明清为一时期。北宋至元是近古时期的第一个阶段。明清是近古时期的第二阶段[4]3。抗战爆发以后，史学界兴起了“理学派的历史观”。“此派所有的观点，全系宋明以来理学家的观点；此派对于历史的态度，亦系旧日史家对于历史的态度。此派在过去数十年中，颇有日趋没落之势，最近之所以复活，含会有极浓厚的政治意义。”

[5]5在“理学派的历史观”的学术思潮影响之下，曾謇的治史旨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力宣扬经世致用之学“：学即用也，用即学也；舍学无以致用，舍用无以明学；未有学而无用者也，未有用而非学者也；学而不能用者，其学未至也，用而不能明学者，其用非正也。”[6]弁言在民族危难之际，抗战建国之时，曾謇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对抗战建国有所裨益。于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劫余的史料，潜积力量，坚持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抗战结束之后，曾謇与陶希圣积极创办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筹建食货学会，期望推动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和发扬经世致用之史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添加了大量现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呈现出政治与学术交织的状态。

二、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为重点的治史特色

曾謇主张通过社会组织和经济要素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他在食货派学人中“专攻古代社会组织与意识”[7]2“，长于丧服、宗法、婚制，曾在北平晨报上《北晨艺圃》有《守三斋杂说》陆续发表几项创见”[2]7。曾謇主要着力于西周社会性质的考察和宗法社会、宗族婚姻制度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有深入的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上册）一书详细论述了先秦中国社会中的民族、家族、婚姻等制度，内分绪论、殷周民族家族组织的比较研究、秦民族和楚民族的承继制、齐燕吴民族的婚姻与家族、青铜器铭文中所见古代民族婚媾和家族组织之一斑，普遍通行于贵族与富人阶级的一夫多妻制及形成一夫多妻制的两个主要来源、春秋时血缘婚与群婚制之孑遗、家族共同体的分解等八章[8]。此书收入陶希圣主持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方面，曾謇主要借鉴了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并使用大量的金文资料。曾謇《周金文中的宗法纪录》专门从金文考释周代宗法制度，认为西周有着极普遍而且极典型的宗法组织，它是在家产共有制下由嫡长子承继制度形成的[9]3。《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是《中国宗法社会研究》的导论部分。该文认为“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组织是变化的。由宗法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形成的士人阶级也是变化的，依系于宗法社会而代表着士人阶级儒家的学说思想，当然也不能不相随而变”。宗法形态的特点一是家族财产公有，其管理和分配权操之于家长；二是嫡长子一支承继制的确立；三是一夫多妻制的实行[10]7。曾謇这些超越前人的新认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曾謇对古代社会组织研究的兴趣一直未减，在宗法婚姻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宗法制度》一书，从宗法制度的产生及其基础、周金文中的宗法记录、家族财产共有与嫡长子继承制、族外婚制与宗亲制度、宗法社会与儒家的礼制思想、典型宗法制度的分解等方面对中国宗法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11]。正是因为曾謇持续关注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而且方法得当，资料丰富，才使其在宗法婚姻制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绩斐然。

三、广搜史料不断拓展研究新领域的治史精神

曾謇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西洋的两位学习者———莫尔甘和恩格斯的著作”对其影响极大，他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多是以他们的学说为根据而参加我自己的主张的”[8]自序。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而且强调资料的搜集，不断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因为研究生产力需要大量相关的专门技术方面的知识，且资料较少，所以生产力方面的研究极为薄弱。但曾謇对于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却非常重视，广泛搜集史料，试图从生产力上去论证西周为奴隶社会。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通过对西周社会生产工具、生产力的考察，认为“周初没有铁的发现，生产的工具是青铜器物。因为铜的天然蕴藏不能十分丰富的缘故。所以青铜的耕种工具很少。

因而遂形成一种耦耕制。”藉田制是古代真正的田制。尽人皆知的井田制，只是战国时孟子一班人对土地分配的一种主张，这种主张在战国以前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实行的是耦耕制。每一个农夫，不能私有一件工具，所以纵使领有百亩的土地也没法耕种[3]7。另外，曾謇还对三国时期农业生产的动力水冶与水碓进行了考察[12]。曾謇的学术探讨弥补了食货派在生产力方面研究的不足之处。为了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曾謇在土地制度方面用力颇深，与吴云端合著《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该书对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公有制、周初土地的分封与贵族世禄制度、秦商鞅的变法、两汉限田与王田、曹魏的屯田、两晋的占田与课田制度、东晋南朝长江流域庄围、北魏至中唐的均田制度、唐的租庸调、宋代方田、均田、元代赐田限田、明代屯田庄田、清代圈地、庄田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13]。他们对所论各个朝代的土地制度，不仅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新解释，而且开拓了诸多新领域。曾謇还对各时代的阶级阶层的社会等级身份进行了探讨。《战国时代的士人与客》通过对从春秋到战国社会的考察，探讨了战国时士人的身份地位[14]1；《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阶级》指陈了秦汉时期社会阶级的大概[15]16；《秦汉时期的社会与流品》就秦汉时期依附于各阶级之间，不能明显划分阶级的各种社会流品如儒、侠、客、门生、故吏、部曲等进行了考察[16]13。此外，他还探讨了“奴产子”与“家生孩子”的问题[17]3。曾謇对历史上各种动乱社会的暴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汉末祸乱与中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残破》对汉末祸乱的发生、中原黄河流域都市和农村的残破进行了探讨[18]28；《汉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农民暴动》则对汉末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农民暴动的情况进行了考察[19]19。时至今日，曾謇所开拓的诸多新领域仍有学者在研究。

综上，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旨趣经历了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变化过程,在中国社会史分期中围绕“魏晋封建说”的阐发，着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研究，在宗法社会、宗族婚姻制度方面形成了独到的看法，对农业生产力、土地制度、社会等级身份、民众暴动也进行深入探讨，其中一些研究颇具开创意义，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謇不失为一位颇有建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J]《.食货》半月刊,1937（5）.

[2]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半月刊,1935（1）.

[3]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J]《.食货》半月刊,1935,1.

[4]曾资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之史的发展阶段[N].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6-8-3.

[5]曾繁康.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J]《.责善》半月刊,1940（1）.

[6]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册）[M].重庆:南方印书馆,1942.

[7]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半月刊,1935（2）.

[8]曾謇.中国古代社会（上）[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5.

[9]曾謇.周金文中的宗法纪录[J]《.食货》半月刊,1935（2）.

[10]曾謇.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J]《.食货》半月刊，1937（5）.

[11]曾资生.中国宗法制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2]曾资生.水冶与水碓[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8-3-30.

[13]曾资生,吴云端.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M].上海:建国出版社,1948.

[14]陶希圣.战国时期的农夫与商人[J].大华杂志.1947（1）.

[15]曾资生.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阶级[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7-7-16,1947-7-23,1947-7-30.

[16]曾资生.秦汉时期的社会与流品[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7-8-13,1947-8-20.

[17]曾资生“.奴产子”与”家生孩子”[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8-3-3.

[18]曾资生.汉末祸乱与中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残破[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6-12-28.

[19]曾资生.汉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农民暴动[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7-11-19.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7

古代都有哪些类型的社会调查

古代社会调查的类型，是随着社会调查的目的、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它们的调查主体、社会功能也是多种多样、不断扩展的。

行政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官吏，其主要目的是收缴贡赋、征集兵员、派使徭役，管理国家和巩固统治，同时服务社会。例如，殷商甲骨文、金文中关于“登人”和战争的记载，春秋战国的上计制度和“初税亩”，秦的“初令男子书年”和“令黔首自实田”，汉的“编户齐民”和“度田”，隋的“输籍之法”，唐的丈量土地和《国计簿》，宋的“丁产簿”“结甲册”和“鱼鳞册”，元的“诸色户计”和户籍清理，明的户帖和黄册制度，清的“摊丁入亩”和赋役簿册等。行政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统治和剥削人民的重要工具。

改革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社会改革家，其主要目的是揭露时弊、剖析病因、提出方案，推动变革，破旧立新。例如，周公旦的“明德慎罚”和“敬德保民”，管仲的“明法审数”和“八观”，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秦的郡县制改革和车同轨、书同文，汉的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唐的贞观之治和两税法，宋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辽的“因俗而治”和一朝两制，元的治汉地、行汉法，明的张居正改革和“一条鞭法”，以及清的洋务运动等。改革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社会改革家探究社会病因、提出改革方案、推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学术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各类学者，其主要目的是广泛搜集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形成新观点、新学问。例如，先秦的《山海经》、孙武的《孙子兵法》、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学术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学问家、思想家搜集社会信息、研究社会现实，形成新观点、新理论的基本方法。

文艺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诗词作者等，其主要目的是体察社情民意、深刻反映现实、创作新作品、塑造新人性。例如，先秦的《诗经》《离骚》和《九歌》、“建安七子”的《洛神赋》《饮马长城窟行》和《西京乱无象》、明清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文艺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体察社情民意、创作精神佳品的重要途径。

应用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除上述几类调查主体之外各行各业的翘楚，其主要目的是把握社会需求、服务广大受众，开拓新业务、创造新局面。例如，秦的《封诊式》中记载的司法调查、唐代刘晏的商情调查和经济调查、明代郑和的《郑和航海图》、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清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地图》等。应用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各行各业翘楚满足社会需求，搞好自身业务，更好服务社会的有效手段。

古代社会调查都调查些什么

先出现人口调查，后出现土地调查。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需要征集兵员抵御外侮或对外扩张，因而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对于“登人”的调查。这说明，人口调查早于土地调查。就人口调查而言，由于征集兵员、派使徭役只需要掌握丁（成年男子）口数，因而丁口调查又早于全面的人口调查，直至西周“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仍不是全面的人口调查。就土地调查而言，山水调查早于田亩调查。因为上古时代水患频繁，它涉及部族的兴衰存亡，因而就出现了勘察山脉、水系及其走向的大规模山水调查，《山海经》《禹贡》等，就是古代山水调查的结晶。至于田亩调查，由于早期华夏地广人稀，想耕种多少地就耕种多少地，根本不存在田亩调查的客观需要，直到春秋时期的楚国才出现“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

先重人丁、户口调查，后重田亩、财产调查。赋役，是赋、税和兵、役的合称。赋税，是统治者为管理国家、维护统治而强制征收的田赋和捐税，―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兵役，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镇压百姓反抗、抵御外族入侵或对外扩张，兴建皇家宫室、官衙和水利等官用、民用工程而强行征集的兵员和徭役，一般以成年男子为征集对象。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以唐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制”为界，此前多重口税、丁税，此后转向重田税、财产税。因此，为征收税赋而开展调查的内容，从夏、商、周，到秦、汉、隋直至唐前期，大都重丁口调查、人口调查和户口调查；唐建中元年后，则转向重田亩调查和财产调查，特别是清雍正推行“摊丁入亩”改革后，田亩和财产更成为行政性社会调查的重点内容。但是，这绝不是说人丁、户口调查不重要。由于兵役的征集都以成年男子为对象，因而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丁口调查。虽然秦以后丁口调查扩展为人口调查，但仍强调“令男子书年”，其目的是便于根据男子年龄来征集兵员和徭役。总体而言，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人丁、户口调查，不仅先于田亩、财产调查，而且重于田亩、财产调查。

先经济领域调查，后非经济领域调查。夏、商、周时期，以农牧业为经济基础，以税赋为主要目的，因而早期经济调查的内容，大都涉及农牧业和税赋情况。例如，夏王朝的农 业主要种植粟、黍、豆、麻和水稻，其收成和税赋主要取决于土壤状况，因而《禹贡》按土质优劣对九州的田、赋情况进行复合分组：首先，按“等”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按“级”再细分为上、中、下三级。这种复合分组，既是农业调查的结果，又是税赋调查的总结。

至于非经济领域的调查内容，在夏、商、周时期，主要涉及军队、战争、狩猎和祭祀等情况的调查。秦汉以后，贾谊的《治安策》、傅玄的“五条政见”、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论时政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则大都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非经济领域。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8

关键词： 宋太祖； 经济； 军事； 统一

中图分类号： K24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2-0087-01

一、引言

不少学者认为，宋太祖赵匡胤改变了周世宗柴荣“先北后南”的统一战略，而采取相反的战略，因而丧失了收复燕云的良机，造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但追究当时现状，可以证明“先南后北”这一战略思想是符合当时实际状况的，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战略基本上结束了唐末五代时期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达到了统一南北的目的。

五代末年，周世宗（954―959年在位）于高平之战打败北汉军队后，下决心要统一全国，于是开始向近臣询问统一的办法，命他们各献《平边策》，但“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者少有可取者”。①惟王朴所献《平边策》，主张战略上先易后难，先南后北；战术上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策略上，分别对峙，先诱以恩信，后制以强兵。周世宗接受这个建议，于显德二年（955）五月，对后蜀用兵，得秦、凤、阶、成四州。冬季又御驾亲征南唐，经两年多的战斗，获得了南唐在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大大增强了后周国力，而此时，辽朝趁机派兵骚扰后周北部边境。显四年十一月“契丹遣其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欲同入寇；北汉主遣其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瑰将兵会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还”。②所以周世宗不得不暂时改变“先南后北”的原定计划，班师对付辽朝的进攻。其后，当北边情势稍有好转时，又要继续“先南后北”的战略，但因蜀国“将兵六万，分屯要害以备周”。③周世宗只好打消南征计划，其后又在对契丹的战争中不断失利，并且当时又有大臣提出“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有变”。④面对前有强敌，后有内忧，所以只得率师南归而最终周世宗的不幸逝世也使得统一全国的大业成为了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所背负的历史使命。

二、“先南后北”的战略分析

赵匡胤代周后，国内的客观形势促使他继续执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在当时，封建军阀割据混战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北宋建立之初，南方有南唐、后蜀、吴越、南汉、荆南、湖南、漳泉等封建割据政权；北方也有向辽称臣而占领今山西、陕西、河北部分地区的北汉。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严重阻碍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严重威胁者北宋王朝的安全和中央集权的巩固。宋太祖对此也是倍加关注，他曾说：“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⑤更是认为“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⑥这些都深刻的反映了宋太祖统一全国的决心，而平定南方各国和攻取北汉以及收复幽云诸州，也成为了统一全国必不可少的两大任务，但根据当时北宋的实际实力这两件事情不可能同时进行，必须有所轻重缓急。以北宋当时的力量，在统一南方前，其军事和经济力量都是难以摧垮北汉、击败契丹和收复幽云诸州的。

首先，经济上有所难度。实际唐到北宋，中原王朝的官僚和军队的粮食都是依靠江淮漕运来解决。北宋范祖禹更是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⑦北宋初年，淮河流域虽然已经收复，但是富庶的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以及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任被南唐、吴越和蜀国分别占有。这就大大限制了北宋的人力、物力，发动大规模的北伐战争更是不可能。而当时契丹地域辽阔，而且还有“冀北良马、海滨宜盐”的优越条件。契丹更是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不断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使得“辽的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⑧此外，契丹的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辽的五京不仅是行政上的首府和军事重镇，更是工商业中心。

其次，军事上优势不大。在军队数量上，北宋初年，契丹约有御帐亲军五十万骑。宋朝在开宝年间（968-976），有“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⑨这点兵力驻守内地和边关尚可支撑，若是与契丹数十万精锐对峙则是远远不够的。从军队素质和战术上看，契丹人以游牧、狩猎为生，世代擅长骑射，非常善战，其战术更是机动灵活；再配合北汉的步兵，联合作战，其战斗力很强，而且，辽朝军事上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畛等著名将才。而宋朝虽有一些优势，但骑兵远远不如契丹，以步兵为主，限制了战斗力，不利于与契丹作战。总之，在北宋初年，从辽宋对比力量对比看，辽方处于绝对优势，单靠北宋中原地区的人力和物力是难于对抗的。

再次，收复南方国力增强。唐末五代以来，长江以南地区社会安定，战争较少，中原地区也有大量移民纷纷南迁，增加其劳动人口。南方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注意奖励生产，发展经济，南方七个割据政权地区大都物产丰富，财政收入充裕，但是长期的割据纷争，阻碍了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五代末期南方统治者穷奢极欲，政事荒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能当地统治者，对宋太祖的统一战争有很大期望，所以宋太祖的统一策略在当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后蜀宰相李昊曾说过“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岂在此乎”。⑩所以说宋太祖先取南方诸国，是因为南方不仅容易取得胜利，而且得到这些地区后，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以便能和辽朝抗衡，最终统一全国。

同时，宋太祖实行此战略，是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才确定下来的。周世宗征伐北汉，虽开始取得小胜，但始终无力将其统一，相反则是损兵折将，被迫班师。开宝元年（968），宋太祖也曾两度征伐北汉，但均被契丹军和北汉军击败于太原城，也不得不班师回朝。所以说宋太祖的“先南后北”战略是在全面考察、权衡利弊后才做出的决定，是完全符合宋初的经济、军事状况的一种切合时宜决策。

最后，平定北汉，内地统一。南方统一后，宋太宗便亲征北汉，辽朝照例派兵来救，但由于其主将急功冒进，遭致大败。接着宋军开始围攻北汉控制的的太原城，彼此僵持达半年之久，最终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北汉平定，北宋的国力也达到鼎盛阶段，已可与契丹相抗衡，而这个有利形势的到来，正是宋太祖及其继承者执行“先南后北”战略的结果。到了宋太宗兴国四年（979），除了幽云等地区由辽朝控制，陕北地区被党项统治，边疆地区还有西北的高昌、龟兹、于阗，西南的大理和吐蕃等政权外，中国内地则都被北宋统一。安史之乱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再度出现，大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北宋经济的繁荣。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而这些都是和宋太祖的“先南后北”战略密不可分的。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是周世宗即位之处就制定的，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坚持下去，而宋太祖则继承和完善了该政策，并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取得了成效，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二.中华书局,1956.

② 同①卷二九三.

③ 同①卷二九四.

④（宋）徐度.《却扫编》卷上.商务印书馆,1936.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中华书局,1979.

⑥ 同⑤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记事.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中华书局,1977.

⑧（元）脱脱等.《辽史》卷六O《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

⑨ 同⑦卷一八七《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