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敲开幸福的大门

幸福难说

今年以来，“幸福”再度成了人们的热议话题。

全国“两会”前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70%的民众觉得幸福。但这个数字随即遭遇不少的质疑。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也做了一个有关中国人是不是幸福的调查，据说收集了8万多份调查试卷，结论是44%的老百姓感觉“幸福”，此论一出，也招来无数板砖，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被幸福”。

有网友说：幸福不是GDP，而是CPI；幸福不是表面的歌舞升平，而是居者有其屋里的酒足饭饱。――他谈的是幸福的物质标准；

有网友说：幸福不是赚了很多钱但是不快乐，而是快乐但不一定要有很多钱。――他谈的是幸福的主观标准；

幸福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各种豪宅的兴起，而是在我们遥望的那片土地，有我们安居的那几十个平米。――他谈的是幸福的“比较”标准；

……

幸福难说，难说幸福。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幸福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状态。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只要锦衣玉食就是幸福的，否则如何理解林黛玉的痛苦？但我们同样也不能说，一个人只要内心和谐稳定，哪怕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也是幸福的。如果有人反复对你做这样的宣传，那就要怀疑他的动机，因为他很可能是想让你接受贫困的生活，把不合理的秩序合理化。

幸福是如此的难以把握，以至于有人干脆就认为幸福是不可追求的。叔本华就认为，幸福是一种不可能，因为人无非是被欲望驱使，欲望得不到满足，则痛苦，欲望被满足了之后，则无聊，无论如何，都与幸福无缘。

叔本华的缺点，在于把人的欲望绝对化了，忽视了人可以是有信仰的。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可是，幸福究竟在哪里？如何去追求？向谁去诉求？如何才能敲开幸福的大门？

追求幸福，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我们难以给出统一的答案。比如，对于大学生来说，毕业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是幸福；对于失恋者而言，能够重获恋人的青睐就是幸福；对于蚁族来说，能够有一套蜗居就是幸福……

按照经济学的理解，幸福是一种边际效益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最大化满足。这里的“边际”就是增加的部分，“满足”则是一种个人的心理体验。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满足”与否，不是政府所能决定的，甚至不是父母、恋人等这些主体之外至亲至密的客体所能够决定的。政府所能够提供的，仅仅是“边际”，即为每个人追求幸福，创造一个好的前提。换言之，政府只能提供幸福构成中的“客观”部分，对于“主观”部分，政府虽然也能够引导，但主要还是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感悟了。

平等：幸福的前提

一个好的政府，主要体现为能够为自己的公民追求幸福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与前提。这些前提如果一一罗列起来，可以有很多，包括公平、正义、法治、繁荣、保障等等，但在我看来，追求幸福最重要、最关键的前提是平等。

笔者所理解的平等，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其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是经济上的平等。如果要借用基尼系数这个概念的话，则3.0是可以接受的上限，理想的状态应该在2.5左右，大体上相当于1980年代初的水平，然后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然后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后是繁荣、保障等种种其他美好的东西。

我认为，经济上的平等是天然合理的，它来自于这样两个基本的信念：第一，是在大自然创造的资源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是人的自然禀赋（主要是劳动能力）基本平等。如果财富可以被最终归结为自然资源和劳动的结合的话，那我就无法理解经济上的不平等。我深信，大自然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它在亿万斯年之前吃力地把森林埋在地下并将其转化为煤炭的时候，决不是为了让今天的煤老板暴富。从逻辑上说，地球上的资源应该属于全人类，由这些资源产生出的利益应该在全人类中均分，在暂时做不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说：一国的资源属于她的全体国民，不能以任何似是而非的理由只惠及一小部分人。承认了这一点，再承认了人的劳动能力基本平等这一判断，则经济平等就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

我之所以强调平等，是因为经济上的平等对幸福具有决定性意义，比如，北欧的芬兰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排行榜上排名第一，并非偶然的是，芬兰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芬兰实行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政府利用征收个人税收的方法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使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化。据国际权威研究机构统计，芬兰是全球中产阶级比例最高的国家，这一比例高达80％以上，形成了典型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这是当今社会经济学领域公认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模式，从而促进社会平等、和谐与稳定。

与此同时，芬兰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相对完善。新生儿从出生直到年满17岁，每月可领取儿童补贴；所有公民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国家对药品实行补贴；残疾人也受到很好照顾，年满16岁的残疾人享受抚恤金和家庭服务；年满65岁的公民都可领取养老金，没有退休金收入的老人可领取国家提供的最低养老金――国民养老金；社会福利部门向在家中安享晚年的老人提供各种上门家庭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体制不仅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也大大降低了国民追求幸福的成本。

需要强调的是，包括芬兰在内的欧美日发达国家，所以能够维持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人口结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与原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平等”方面长期竞争的结果，不如此西方就不能在冷战中战胜东方；二是作为“中心”国家的欧美日，可以从同“”国家进行的不平等贸易中，汲取大量的超额利润。换言之，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大量存在，是以其他国家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为前提的。这两个因素，都是目前的中国所很难仿效的。

最新的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美国却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综观中国的财富流向，明显地呈现出向资本和城市集中的倾向，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已成为新的中国特色，贫富差距所带来巨大社会张力，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如此看来，中国政府要为人民谋幸福，就必须重新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部分，把经济平等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其具体路径为：首先在农村重建集体经济，并依托集体经济从事非农产业，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目前劳动力市场无限供给的状况，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其次，采取赋予劳动者集体谈判权等手段，在一次分配时就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改变劳动和资本收益严重不均的状况；最后，要通过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手段，控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我确信，这样的举措，虽然不能保证人人幸福，但却可以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追求幸福创造一个前提。

政府也应该强化对文化价值观的引导

如前所述，既然在幸福的构成当中，包含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那么，政府在努力为国民追求幸福创造前提的同时，也应该在主观方面加以引导。目前中国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在表面上的多元化背后，其实是高度的一元化，即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国民，都把经济上的成功，作为衡量自己人生成败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消费主义成了真正主流的意识形态。

由于经济上的成功具有排他性，比如在任何社会中，巨富总归是少数，大部分人就只能陷入到焦虑、抑郁的状态之中，无法体味到幸福。其实，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应该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比如对于学者而言，取得学术成就，应该成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对于公务员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努力为人民服务，最大限度获得公众认同，才应该是最幸福的事；即便是对于企业家，也应该把产业报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应该单纯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最大化。

总之，“经济平等+社会保障+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存在”，庶几使我们可以把中国建成一个幸福国家，而在这其中，经济平等是最重要的，没有经济平等，就没有国民的幸福感。

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美国却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综观中国的财富流向，明显地呈现出向资本和城市集中的倾向，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已成为新的中国特色，贫富差距所带来巨大社会张力，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