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贵州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讲求的是一种高尚、远大的心态平衡或心理协调。贵州人文精神也是一样，追求的是一种既有涵养和定力，又富于进取、大有作为的精神状态。

贵州正处在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就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按现在的路子再不懈奋斗五年，贵州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是没有悬念的。与之相应，贵州人的精神面貌、精神境界也进入了质的提升阶段。在这个时候，陈敏尔书记提出大力弘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恰逢其时。

“人文精神”，是一种高级的人类精神现象。从内涵来说，人文精神是一种深切的人类自我意识，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尊严、价值、命运的思索、追寻、关注、维护，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首肯和塑造。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一个人的文化品格的核心内容，是衡量其文明、道德、修养、品味等等的重要尺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来说，人文精神的有无或强弱，是检验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换言之，不管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在器物层面上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如果精神上没有一种立场、一种守望、一种求索，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强大的。

要说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为贵州人文精神的意蕴，还得解说一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两个古典命题的本来涵义。

“天人合一”讲的是客观环境（包括宇宙自然、道德法则、社会环境等）与人的生存、人的心智、人的力量不可分离，天与人处于和谐、共生、统一的关系中。在“天”面前，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不可为所欲为，正所谓“道法自然”。在今天，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日趋复杂、紧张的情况下，重申“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于贵州这样一个自然生态既葱茏又脆弱、文化生态既丰满又偏失的地方，有着独特的思想启迪价值和现实开导意义。

在王阳明那里，“知”即良知，指道德的最高准则，“行”即修行，指良知的践履过程。“知行合一”在这里，既是一种修炼工夫，又是一种修炼境界，即“致良知”的境界。“知行合一”强调思想与行动、心性与修为、意愿与实践的合一、统一。“知行合一”对贵州有特殊的意义，贵州需要“知行合一”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行为准则。

天人合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历史上的贵州先民，一直以主观顺应客观、人类趋向自然的方式，不自觉地宣示着“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一开始，贵州人的生存就与大山结了缘。偏远、疏离的地理位置，局促、险峻的山地环境，使贵州一开始就在发展上先天不足。但先天环境的不利，造就了贵州人的聪明才智，他们因地制宜，发展了多样化的农业耕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学会了顺山营造吊脚楼、在天然山洞里穴居，懂得了林粮兼作、塘田养鱼、在嶙峋乱石间种植作物等等。应该说，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历史上的贵州人是最懂得“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的，他们以自己求生存的独特创造，说明了山与人相依相生、不可分割的道理。正因为这样，贵州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特别大的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和动荡，千百年来贵州人的生活水平虽然低下，却基本没有出现过民不聊生的境况。怡然自得、随遇而安、清心豁达，曾经是世世代代贵州人的生存态度。这种心态当然包含了一定的消极无为因素，这也是贵州一直经济落后的主观原因。但这种心态造就了贵州人淳朴、宽厚、耿直、热情、包容等等性格，这在心理上是健康的。作为千百年来贵州人特有的精神标识，这些“原生态”的品格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讲求功利、过于注重实惠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人性中的亮点，是难能可贵的。

天人合一：自然与人为的统一

如今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人只能顺应它、利用它，断不可违背它、破坏它，否则就要受到自然的报复、惩罚。这就叫“自然因果”。贵州少数民族有许多道法自然、呼应天机、顺势而为的生存智慧。很多贵州山地民族会依据陡峭的山势建造优美舒适的吊脚楼，都会根据河流的走势开辟清洁的饮用水源，都懂得“取之于山、还之于山”的道理。苗族先民早就规定了一些渔、猎的禁忌，在鱼类和其他动物的繁殖期禁止捕鱼或狩猎。在从江县岜沙村，至今村民还在从事狩猎和砍伐，但那个地方的生态格局不仅没有恶化，反而越来越好。因为岜沙村民自古就有一个习惯：孩子生下来父母就要为他种一棵树，人死了以后就埋在自己那棵树下。就这样世代繁衍下来，岜沙从未改变过空气清新、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面貌。这不就是一种古朴形态的“天人感应”吗？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贵州各族人民逐步摒弃“小国寡民”的偏安心态，变得积极进取和奋发图强；他们敞开了自己的心襟，打开了封闭的山门，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历史性的伟大进步。在这个过程中，贵州人既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也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无奈。后发赶超的一个优越性就是：前人的成功与失误都可以成为有益的借鉴。纵观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阵痛。违逆自然规律的结果，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和人际关系的疏离，这些后果反过来又给人带来灵与肉的痛楚，进而引发人们对所谓“后现代”的向往。这个“后现代”观念恰恰与贵州山民世世代代所习惯、所崇奉的生活方式有高度的相似性。于是贵州人开始审视自己的客观环境和行为方式，发现祖祖辈辈置身其间的绿水青山、清爽空气、凉爽天气具有莫大价值，以前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东西成了后来居上的巨大优势。于是，在“科学发展”、“五大理念”引领下，“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贵州人心中就从不自觉走向了自觉。

天人合一：生态与心态的统一

“多彩贵州”，首先是自然环境的灿烂多姿：绿色是贵州的底色，清爽是贵州的底气；“天然公园、天然氧吧、天然空调”等等，都是关于贵州生态环境的真切描述。这个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世世代代的贵州人，把维护好、培育好自己的生态环境视为天经地义。即便在交通、通讯已经四通八达的今天，走遍贵州，仍然到处是绿水青山，仍然是空气清新、气候宜人。贵州是中国大地上少有的生态环境完好的省份之一。

生态与心态是互动的。孤立的生态，即没有人参与的自然，是没有意义的；生态是否良好，是针对人的感受、针对心态而言的。贵州人珍惜自己的生态，首先是因为这个良好的生态有益于自己的健康，其次，贵州人能够在良好的生态与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之间找到结合点，这就是心态的平衡。黔东南侗族地区流行一句话：“饭养身、歌养心。”说的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平衡的道理。事实就是如此：侗族大歌对于侗族同胞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日常的劳作、交往、嫁娶、祭祀等，都有侗族大歌作伴。在贵州的村村寨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这样的意境层出不穷。这种自然环境与人的心境之间的交相辉映，反映了生态（山水）与心态（乡愁）之间的有机统一。

如果说自然生态与人的心态的“融会贯通”是一种高境界，不太容易做到的话，那么文化生态与个人心态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协调，在贵州则是比较常见的。贵州是一个移民省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一直处于互动、互渗、互补、互助的关系中。时至今日，从湖南经贵州到云南这条历史上的移民走廊上，无论是侗族还是苗族，几乎家家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的牌位；在著名的肇兴侗寨，至今矗立着分别标记了“仁、义、礼、智、信”的参天鼓楼。这种情况，强烈地标志着少数民族本土文化与来自中原的儒家文化之间的融通。贵阳青岩，堪称多元文化的博物馆。在小小的青岩古镇上，既有佛教寺庙、道观、文庙，还有来自西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显然，没有一种宽厚包容的文化心态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审美心态，这种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是营造不出来的；反过来，没有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包容的心态和审美的情趣也保持不住、持续不了。这就是在贵州这片郁郁葱葱的土地上衍生出来的栩栩如生的“天人合一”景象。

知行合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在王阳明那里，“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道德觉悟（“良知”），“行”主要指人对这种意识和觉悟的践行、修为（“致良知”）。“知行合一”讲的就是：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的过程，这两者密不可分；思想道德与行为实践互为表里、合二为一。

王阳明流放贵州三载，除了龙场悟道、悟出“知行合一”的真理外，还游走了贵州的许多地方，足迹遍布黔中。他结交于苗彝，攀谈于乡里，施教于市井，办学于民间。他把自己的智慧、学识播撒在正待开蒙的贵州人民中间，他是对贵州贡献较早、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之一。

在修文龙岗书院，王阳明以自己龙场悟道的体会向各民族学生解读《五经》，教授琴、射、驭等技艺。为克服教学中的语言障碍，他把教学内容编成易于记忆的词曲，采用歌咏的方式让学生边唱边学，效果显著；在贵阳文明书院，王阳明对当时最优秀的黔籍学生开讲“知行合一”，纵论道德理想与道德修行的统一性。在阳明先生的身体力行之下，“知行合一”的思想在贵州学子中间结出了最早的理论果实，“黔中王门”逐渐成为心学主流之一，原创于贵州的王阳明人文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王阳明来贵州之前，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凋敝荒芜、乏善可陈。阳明先生离开贵州以后，各类书院纷纷兴建，贵州首开科举考试。从此，来自偏远贵州的人才开始走出大山。到了清末，贵州甚至呈现出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壮观局面。王阳明在贵州期间的学术、修为、遗训，最好不过地体现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统一，这是贵州人民一笔宝贵的人文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记取、汲取。

知行合一：良知与德行的统一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极少有儒生、士大夫在心灵强大方面堪比王阳明。一般来说，道德知识（知善）与道德行为（行善）之间，距离的大小决定了一个读书人的品行高低。王阳明想要实现的，则是两者之间的“零距离”，这是他一生孜孜追求的“圣人之道”，也是他的“知行合一”学说的归宿。

在这里，自律和修身至关重要。在王阳明看来，从知善到行善，动力不在外而在内，因而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就是一个主体自律的过程。王阳明赋予儒家“格物致知”说以新意，强调“格物”对主体的反省、修炼、锻造、荡涤、祛蔽等工夫，最大程度地淡化、去除小我、私欲、情绪等等，以圣人为标杆，克己内求，达到“良知”境界。这个过程殊为艰难，他称之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一旦大功告成（即“龙场悟道”），良知与德行合二为一，则一切外在的苦乐、得失、荣辱、利害、输赢等等，便均不在话下了。

所有这些心路历程，都完成于王阳明在贵州参学悟道期间，故当今世界，所有王门学派，都以贵州为渊薮、以龙场为始发。王阳明把自己对知与行、修身与作为、为善与去恶的感受最早传给了贵州的弟子，后者把这些思想发扬光大，一代又一代，形成“黔中王学”。黔籍学者，如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成为“知行合一”精神最早的学者和行者。

今天的贵州，正处在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征程中，物质的丰饶与精神的充实必须并驾齐驱。对于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一个重要的自我提升工夫就是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即思想上的光明与实践中的磊落相一致，心灵里的善良意愿与行动中的美好效果相一致；以良知引领德行，以德行践履良知。作为今天的贵州人，不能不学习、传承、发扬我们的先贤王阳明先生留下来的精神遗产，特别要汲取他和他的弟子们在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自我提升方面的积极修为。当理想境界与现实“规则”之间剑拔弩张时，当内心平静与外在纷争如影随形时，考量的是人的精神定力。在事态纷繁、竞争激烈、变动不居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既积极进取，又从容不迫，内心的强大至为重要。

知行合一：道义与事功的统一

在道义与事功的互补、统一方面，王阳明说得好，做得更好。在坚守道义的前提下求取功名，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伸张道义，这是“知行合一”学说的世俗表达。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无不熟谙孟子关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义理，但这个义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尤其是在个人遭遇坎坷（即“穷”）的时候。即便是像司马迁、陶渊明、白居易、柳宗元、王安石、坡、朱熹、顾炎武这样的思想文化巨擘，当他们在现实政治或事态纷争中受挫、受窘、受难时，他们都以某种“退避”的方式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居。唯有王阳明，选择在“入世”与“出世”间穿梭游走。除了在贵州的三年，他在仕途上行走了一生。其结果，立德、立功、立言，他做到了 “真三不朽”；谈笑间，精神追求与功名摘取两不误。

贬居贵州的三年，为王阳明后来的人生辉煌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和心理基础。500年前王阳明所在的贵州修文，以当时的生存标准看，也是一个极为偏僻、困苦、险恶之地，匪盗猖獗、虎狼横行、人迹罕至，基本就是一个“自生自灭”的处境。王阳明来到这里，首先面对的是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加上谪贬带来的悲愤、抑郁、凄楚、思乡等等，简直就要把人压垮。但阳明先生挺过来了，他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较自在、比较安详。最重要的是，他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做圣人”，殚精竭虑、格物致知。北宋大儒张载曰：“贫贱忧戚，玉汝于成。”越是物质贫乏的地方，越能练就充实、稳固、强大的精神，这恐怕是阳明先生给予后世贵州人的一个特别的启示吧。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与王阳明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贵州需要富强，人民需要安康，这是目前贵州最大的道、最大的功。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贵州人文精神的开创者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思想，力求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在道义与事功两方面的相容、相通。还须明了一点：世界上最强大、最无情的是时间，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在时间的维度里，炙手可热的会冷却，春风得意的会暗淡，前呼后拥的会冷清。这种时候，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谈何容易。那就想想阳明先生吧！做成“真正的自己”，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精义所在。

人文精神，讲求的是一种高尚、远大的心态平衡或心理协调。贵州人文精神也是一样，追求的是一种既有涵养和定力，又富于进取、大有作为的精神状态。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定位人的欲念及其表现方式、满足方式。如果把满足物欲定位为人的主要追求，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多少文化品味；反过来，如果拔高精神追求，搞普遍的“灵魂净化”，这个社会就肯定是物质困顿的，而且是精神压抑的。我们今天在贵州提倡“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就是要在物质与精神、现实与超越、当下诉求与长远发展、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达成相对的平衡。这一切都是为了贵州人――活在当下的贵州人和子孙后代的贵州人――拥有一种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全体贵州人的尊严与价值，为了找到贵州人真正应该追求的健康、合理、幸福的生活方式。（作者系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书记、理事会理事长 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