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品格与王阳明龙场悟道

摘 要：贵州少数民族的“直情率遂”的真人品格，使王阳明解决了其学说的核心问题，即成圣如何可能的的问题。那就是克制人欲，就可以成为真人，在成为真人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修养，就能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

关键词：少数民族；真人；龙场悟道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3－0109－03

Guizhou Minorities’Character and WANG Yang-ming’s Realising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anism at Longchang

ZHAO Ping-lue

（WANG Yang-ming Research Institute,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5,China）Abstract：Guizhou Minorities’ Character of frankness and affection facilitated WANG Yang-ming to resolve the key problem in his study, i.e. the problem concerning how to be a sage. He realized that one should firstly become a pure and honest man by means of restraining one’s desire, then strengthening self-cultivation unceasingly, and can be a sage finally.

Key words:Minorities;a pure and honest man;Realizing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anism at Longchang in Guizhou

只要把“贵州”与“王阳明”这两个词联系起来，人们马上便会想到，贵州是王阳明悟道之地。王阳明先生自己也反复谈到其学说形成于贵州，史称“龙场悟道”。“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1］(P36)“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2］(P120)

但是，我们特别容易有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龙场作为其悟道之地完全是偶然的，阳明先生既可以在龙场悟道，也可以在狗场、猫场或其他什么地方悟道。这其实源自于刘瑾的心血来潮，完全取决于刘瑾当时想把王阳明先生贬到什么地方。所以，当谈到王阳明与贵州的关系时，更多地想到是王阳明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教化。而不大注意贵州的环境、贵州少数民族对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更多地注意了一种地域上的存现关系，而忽视了地域文化本身的巨大力量，忽视了地域文化在阳明学说形成中的条件意义。

那么，地域文化构成阳明学说形成的哪些条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龙场人、龙场的环境等多个方面着手，本文试图从龙场人，亦即贵州少数民族品格这个角度探讨阳明学说得以在龙场形成的原因。

韦启光先生认为：“少数民族的帮助和保护，在王阳明学说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王阳明创立他的学说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3]王阳明“在少数民族的文化氛围中回到方土人生，重获心性自由，吸纳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返本得道，促成其心学体系的产生。”[4]笔者十分赞同韦启光先生的分析，只是认为韦启光先生对龙场人，亦即贵州少数民族在王阳明学说中所起的作用肯定得还不够。笔者认为，贵州少数民族在阳明先生的龙场悟道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多个方面促成了王阳明先生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开始到龙场，生活条件窘迫，住在岩洞里，是当地少数民族帮他修了房子。有人跑到龙场找王阳明的麻烦，是当地少数民族保护了他。王阳明应当还借鉴了少数民族的思维方法，道德修养方法。这些韦启光先生已经作了详细地分析的，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将着重分析贵州少数民族品格对王阳明解决其学说的核心问题所起的作用。

阳明学说的核心就是做圣人，亦即成圣如何可能。钱德洪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5]学之三变是归于圣贤之道，教之三变则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宗旨，就是教学习者如何做圣贤。“知行合一”是强调圣人不能光靠读书，而要有实际行动。静坐是让学习者去掉人欲。“致良知”是成圣的必要途径。可以说，做圣人是阳明先生一直的理想，而引导更多的人做圣人，则是阳明先生一生努力的追求。

阳明先生早年就有了做圣人的理想。王阳明12岁时，就问他的老师，“何为第一等事？” 师曰：“读书登第。”先生曰：“恐未是，当读书作圣人耳。”[6]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做圣人，但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亦即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却始终困扰着王阳明。

要成为圣人无非有两个办法，一是读圣贤的书，二是学圣人的行事。圣贤的书自然是儒家的经典，这是当时读书人必不可少的功课，他们不仅要会读，而且要滚瓜烂熟。但这些把圣贤书读得滚瓜烂熟的读书人，并不因此就离圣贤近了一些，在王阳明看来，恰恰相反，这些读书人圣贤书读得越多，行事做人却与圣贤离得越远。以至于王阳明认为“儒者为不足学”。以圣人为榜样，学圣人的行事，自然也是成圣的方法之一。但古圣人的行事有古圣人的背景，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显然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而当时的社会又没有现成的圣人可以学习。

为什么读书人读了很多圣贤的书，行事做人却与圣贤离得很远？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找不到现成的圣人？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人欲横行，所以，在王阳明想清道理以后，反复强调减。“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7]

既然是人，自然也就有人欲，减完了人欲，也就没有了活生生的人。这一点，王阳明是很清楚的。王阳明早年就有离家远遁的想法，但放不下祖母和父亲。被贬后，也曾想遁迹深山，还是因为担心亲人因此受到牵连而罢。忘不了亲情，自然也是还有人欲。“二月，龙山公卒，先生哭跃几绝，戒家人斋食百日。未几，又令弟侄辈稍进干肉，曰：‘诸子豢养习久，强其不能，是恣其作伪也。不如稍宽之，使各求自尽可矣。’”[8]即使是父丧这样的大事，也要顺应人情。可见，王阳明并不是一味地主张去人欲。“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并不是要把人欲减到没有，只是认为人欲难减，所以，应当以减为主。也是为救弊而发，如果把“减人欲”等同于“灭人欲”，认为王阳明完全否定人欲的合理性，那就误解了王阳明。正因为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所以，王阳明认识到了主张断绝一切念头的佛老思想的错误。

既要去人欲，又有保持活生生的人的特性，这才是成为圣人的基本条件。现实生活中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如果不可能有，三两个人努力修成圣人只能做为特例，要引导众多人成为圣人的愿望也就不可能实现。“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

作为一个官宦子弟，王阳明所接触的大多数人，恰好这两方面的特点都不具备。他们一方面是欲壑难填，无所不为；一方面是小心谨慎地做官，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毫无生气可言。对这样的人，王阳明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螫，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鲁掖，折旋矩E，将无为陋乎？”当面赞成，背后反对，混淆黑白，竭尽狡诈盘剥之能事，外表循良而内心狠毒，这样的人在文化发达之地比比皆是。这种人尽管容貌美好，穿戴整齐，一举一动都符合礼仪，但不也是丑陋之极吗？来到龙场，王阳明有了新的发现：“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9]在王阳明看来，少数民族老百姓的这种真诚、直率的品格，正是修成圣人的基本条件。他们正如没有雕琢的美玉，没有斧凿的木材，给予必要的加工，就可以成为美玉，成为栋梁之材。

所以说，通过与贵州少数民族的接触，王阳明找到了自己曾经苦苦寻求的问题答案，那就是圣人如何可能，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圣人。这正是阳明学说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先儒说“格物致知”，王阳明曾苦苦格物，甚至格竹成病，但物理人情终究不能贯通，明白了物理，却并不等于就找到了成圣的途径。现在，王阳明从周围这些质朴的人身上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找到了成圣的途径。那就是首先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敢爱敢恨的“直情率遂”的人。王阳明后来所说的“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正是认为作圣人首先要回到这样的真人境界。这样王阳明先生就完成了他的成圣路线图。减去人欲，成为真人；不断修养，成为圣人。真人就是象贵州少数民族一样的“直情率遂”的人。其教之三变首论知行合一，是要学者言行相符，即是要做真人；教学者静坐是要减去人欲，回到真人的境界；致良知也是要学者首先做一个“直情率遂”的真人。

阳明先生特别强调的四句教也是与成圣路线图一致的：“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0]“无善无恶”正是一种“直情率遂”的本真境界，在这种本真境界上，再加以“为善去恶”的功夫，就可以逐渐修成圣人。

王阳明还十分肯定狂者：“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而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11]其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的狂者，也就是“直情率遂”的真人。当然，这是王阳明先生的谦虚，阳明先生的境界已经不仅仅是真人，而可以说是圣人了。

李贽显然是理解了王阳明的，他推崇备至的“童心”，其实也就是真人之真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2]连真人都不是，当然也就成不了圣人。

认识了贵州少数民族的品格，使王阳明解决了其学说的核心问题，即成圣如何可能的问题，但王阳明并没有认为具有了质朴、真诚的品格就是圣人了，在王阳明看来，他们还是没有雕琢的玉石，而雕琢之功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13]少数民族老百姓所具有的真人品格是成圣的必要基础，但要真正成为圣人，还需要加强修养，需要典章礼乐的熏陶，需要培养“知善知恶”的能力，需要加强“为善去恶”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修至圣人的境界。

参考文献：[1][2][5][6][7][8][9][10][11][13]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6，120，1574，1221，28，1285，891，117，116，891.

[3][4] 韦启光.贵州少数民族在王阳明学说形成中的作用，《王学之思》.[C].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331， 338.

[12] 李贽.童心说，《李贽著作选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