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滂喜斋藏书记》的版本及其学术价值谫论

[摘要]《滂喜斋藏书记》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版本目录学专著，是叶昌炽馆潘祖荫家为滂喜斋藏书所做编目，初名《滂喜斋书目》，后改名《滂喜斋读书记》。滂喜斋所藏之书多得自怡王府乐善堂，以宋元椠本及抄校本居多，尤其是所著录的域外所存孤本，有着重要价值。所收录的朝鲜、日本图书，尤可见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互动。

[关键词]《滂喜斋藏书记》　版本　学术价值

[分类号]13256

《滂喜斋藏书记》是一部反映潘祖荫先生“滂喜斋”藏书楼部分藏书的解题书目，具有较高水平的版本目录学专著。其刊行后卷端虽题“吴县潘祖荫”字样，但该书真正的作者乃是清末著名学者叶昌炽先生。

1　滂喜斋主潘祖荫与《藏书记》编纂者叶昌炽

滂喜斋主潘祖荫字东镛，号伯寅、郑盒，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卒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晚清著名文献学家、收藏家。清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进士，金殿廷试“探花”(咸丰帝钦点为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后屡有升擢，光绪间历官工部、兵部、户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入直军机处，晋太子太保衔。卒谥“文勤”。《清史稿》有传。其从政近40年，以“学问渊通，才猷练达”著称，曾主持纂修过《治平宝鉴》、《艺文备览》、《穆宗毅皇帝全集》、《穆宗毅皇帝实录圣训》等书。自撰仅《攀古楼彝器款识》、《秦日记》等小品。

叶昌炽(1849―1917年)，字鞠裳，号缘袈，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进士出身，曾官翰林院编修、甘肃学政等职。叶氏乃晚清时期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史学家，生平著述等身，有《语石》、《史学讲义》、《缘督庐日记》、《藏书纪事诗》等，《滂喜斋藏书记》是其目录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

潘氏既是昌炽居停，又是其会试座师，故而自始至终对祖荫执弟子之礼，所谓“师开藩吾吴，奖掖寒唆。惟恐不及，昌炽受知最深”。

光绪九年(1883年)，潘氏丁忧归吴，延聘叶昌炽馆其家，教读幼弟祖年，并助校刊《功顺堂丛书》。叶氏因得尽窥潘氏故宅帐秘之书，称潘氏藏书“高编大册，断璧零缣，皆世间稀有之秘。每睹一书，辄为解题，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赏析之乐，宛如昨日”。鉴于叶昌炽在古籍版本和目录流略方面的深厚功力，潘祖荫又嘱其为滂喜斋藏书编目。起初，昌炽编成《滂喜斋书目》，后改名《滂喜斋读书记》(两卷)。不久，潘祖荫重新征用，因携书北上，书目未及校对。及潘祖荫夫妇殁后，其弟祖年又请叶昌炽帮助整理遗书中的善本。于是叶氏在旧本《滂喜斋读书记》的基础上，依照《天禄琳琅书目》的体例，增入藏书家掌故，订补为三卷，更名为《滂喜斋藏书记》。

2　《滂喜斋藏书记》的版本

《滂喜斋藏书记》编成后，潘祖荫幼弟祖年拟于光绪末年付梓雕印。但仅试以红印，殊不知此朱印本从刻书匠手中流转至缪荃孙的案头，缪氏遂发函商借《藏书记》中所载某宋刻本，祖年恐父兄手泽遗失，故未应允，于是便贻书切责祖年。潘祖年顾忌书目公布后，还有其他人登门借书，因而封其版刻，不再印行。民国十四年(1925年)，海宁陈乃乾慎初堂先予铅印通行于世，然错舛颇多，且前序对潘氏后人颇有微词，“文勤图书之富，甲于吴中。其藏书印日‘分廛百宋、架千元’，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后嗣不肖，不能绍述其业，并其编目而湮没之，九原有知，所当叹息。吾闻藏书贵乎能读，物必聚于所好。苟不能读，则藏舟于壑，有力者负之而趋矣，缄滕扃，愚莫盛焉。凡同好从缪氏传钞《藏书记》者，每相戒毋使潘氏子知。余念文勤累积之劳，与夫鞠裳先生缀录之苦心没而不彰，后死之责敢昭告于二公之灵而刊传之。潘氏子其大怒所无惮”。陈氏慎初堂铅印本行世后，潘祖年的族孙潘承厚对于陈乃乾序言中的说辞十分气愤，在征得潘祖年遗孀祁氏同意后，将封存的原版重新检校增补，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始以原版刷印行世，这就是1928年的木刻本，书前有王季烈序，潘承厚自己也写了一篇跋，对事实真相予以澄清。因此，江庆柏在《试说吴县潘祖荫藏书》(下简称“江文”)明确指出“从内容而言”，这部《藏书记》的两种版本“相互之间并无太多的差异”。只是陈氏慎初堂印本颇多讹误，故而潘氏原刻本稍胜一筹。

陈氏慎初堂印本《滂喜斋藏书记》后附《滂喜斋宋元本书目》。这部书目是潘祖荫卒后，其眷属鬻书时，由厂肆检点潘氏藏书时所抄录的一份书目清单。有关此书目的来龙去脉，潘承厚曾言，“庚寅(1890年)冬，公(潘祖荫)薨。丙申(1896年)夏，公夫人又薨，时公嗣子尚幼，仲午公(潘祖年，字仲午)以事在吴，闻耗驰往，则悍奴方鸠集书贾持目议价，公杖去之”。此“目”即《滂喜斋宋元本书目》，共著录图书130部。至于是书的详细情况，“江文”就曾指出：“因其是一份书目清单，仅记板本书名及册、套数，作者姓名都未录入，然从中依旧可窥探潘祖荫藏书质量之高，亦是反映我国清朝宋元版图书的重要资料。此书目后由陈田抄人自己的日记中。宣统元年(1909年)罗振玉从陈田日记中抄得此书目，并赠与沈宗畸，沈氏据此刻人《晨风阁丛书》。民国年间陈乃乾刊印《滂喜斋藏书记》时，又从《晨风阁丛书》中抄出此目，附刊于《藏书记》后”。但这部书目著录的书，与《滂喜斋藏书记》有所出入。

3　《滂喜斋藏书记》的藏本价值

3.1　藏本颇多海内珍本秘籍

“滂喜斋”是潘祖荫的藏书楼，潘氏于政事之余，所搜罗善本秘籍尽归置滂喜斋中，所藏之书极为丰富，其中以宋元椠本及抄校本居多。咸丰九年(1858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所有藏书丧失殆尽，他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言及此事，“咸丰庚申三月，荫所藏书存申衙前汪氏义庄，书四十箱既失；八月中，澄怀园之所藏亦尽，于是荫之书荡然矣”。滂喜斋所藏善本书，有许多得自怡王府乐善堂。“江文”曾做过专门考证，潘祖荫侄孙潘景郑说：“‘吾家《滂喜斋书目》著录有怡府藏印者，不下二三十种，皆其精本也。’(《著砚楼书跋・怡府书目》)又有黄丕烈的一部分藏书，……但不多，据他自己说‘得先生藏书不及十种’(《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跋》)”。叶昌炽曾馆于滂喜斋，“尽窥帐秘”，有“宋刻《金石录》十卷，即《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皆士礼旧藏；北宋本《广韵》，则泽存张氏所刊祖本也；其他高编大册，断璧零缣，皆世间稀有之秘”。“在朝数十年，持躬清介，屏绝馈遗，所藏商周珍器、宋元精椠，皆尽廉俸购之四方”。潘承弼在《寄沤剩稿・跋张菊生丈遗札》中追述潘祖荫所藏的宋版书中的宋本《诗本义》、宋刊张九成《孟子传》、宋刊《北周书》、宋刊《唐律疏义》、元刊《辍耕录》、宋刊《张乖崖全集》、宋刊《竹友集》、庄廷《明史钞》等八种宋元本及

稿本，在民国间被张元济所借刊入《四部丛刊》续编，又有十余种已借摄而未及付印，因日寇侵华中辍而未及印入。由此可窥见滂喜斋藏书之精。历十余年，“滂喜斋”所藏图书秘籍虽不及南瞿北杨藏书之超一流，然而亦是图书之富甲于吴下。潘祖荫“分廛百宋”、“架千元”的藏书印章，从侧面揭示了滂喜斋藏书品质之高及其追步黄、吴，重在鉴赏的特点。据《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潘祖荫条”记载，“滂喜斋所储，不以繁富相炫，顾多精品”。

该书著录珍藏秘籍共计一百三十部。其中宋本五十八部、金刻本一部、元刊本二十九部、明刊本十九部、顺治刻本一部、旧刻本二部、日本与高丽刻本十四部、影宋抄与旧抄本六部。其所著录图书版本“级别”之高，是一般善本书目难以企及的。实为潘氏藏书的善本之志。诸如杨守敬自日本携归的北宋刊本《广韵》、南宋刊本《竹友集》，以及宋刻《金石录》、《淮海居士长短句》等，皆为海内珍奇秘本。在编排上，序文之后叶昌炽先生就依次列出了三卷收藏文献的目录，收录的文献按照经、史、子、集四部顺序归类，各部之下未设子目。

潘祖荫藏书版本精良，可惜的是他在书上几乎没有留下藏书题跋，实在令人扼腕。《滂喜斋藏书记》刊行时虽署名潘祖荫撰，实则只是叶昌炽一人之作。叶昌炽虽系潘氏弟子，然而滂喜斋藏本终非其个人藏书，故而对潘氏藏书的人藏经过及潘祖荫的个人感悟，叶昌炽终究无法详尽的知晓。因此，“江文”明确指出，“这部“藏书记”体例虽是仿效黄丕烈的题跋记而作，然而远不及黄跋精彩、具体”。

3.2　域外回流汉籍的价值

3.2.1　域外所存汉籍孤本　《滂喜斋藏书记》著录域外所存而国内早已失传的宋刊本或宋刻本，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宋刻本谢《竹友集》十卷，系杨守敬自日人向山黄村处所得。此本镌刻精良，纸墨朗润，是“宋椠之绝佳者”。《四库提要》称当时的通行本只有四卷，而且有诗无文。《四库总目》著录的十卷本，是明谢肇从内府钞出的，流传非常稀少，“此本为天壤间孤本已数百年，无论今日也”。至于宋椠本，除明内府外从未见于著录。杨氏先得此书，用西法摄照，后用古钱币换回。他归国后，正好见到金山钱氏小万卷楼刊本，发现其中误脱不下数百处。如果杨氏得不到宋椠本，通行本的错误就万难更正。又如，宋刻本《广韵》五卷，它是汴宋祖刻本，首尾完好，纸质坚厚，墨彩飞腾，实为罕觏之秘笈。不知何时流入东瀛?开始藏于寺田望南处，后归博物馆局长町田久成。杨守敬于日本访书时得之，遂携归中土。此本是张氏泽存堂刊本的底本。原本谬讹不少，张氏校改之功不可灭，但也有本来不误而改错的，有显然失误而未校出的，有应当存疑而径改的。杨氏打算刻此书时全依宋本，用以表明张氏校改的功过，后因别事而停辍。二本均是杨守敬归国售于潘祖荫，遂为滂喜斋藏本，由此可窥其藏书价值之一斑。

再如《滂喜斋藏书记》卷一经部所著录“日本刻何晏《论语集解》十卷，《札记》一卷”、“日本刻《古文孝经孔氏》一卷”、“日本刻《孝经唐玄宗》一卷”、卷二子部所载“日本钞《黄帝内经太素》残本二十三卷”等。域外回归汉籍与国内现有版本相结合，使某部文献版本流传、变迁的每一时段都有具体实物，进而形成一套有机的版本系统。当进行学术研究时，版本种类丰富和数量充足，可以直接影响到校勘、考证等有关工作的进程和质量。譬如日本刻《孝经唐玄宗》距天宝四年(745年)所刻《石台孝经》仅二十余载，当是第一祖本。叶氏言其价值，“所据经文与《石台》合，他本则多不逮”。又如日本钞《黄帝内经太素》残本，此书自宋以来不闻著录。此本纸色尚新。当是近人手录。至于是书的价值，诚如叶氏之言，“自唐以来沈埋千载，医林古笈，海舶重来，未可以残帙近钞而忽视之”。

历史上中国作为朝鲜、日本的文化宗主国，在文化交流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承载文化的汉籍源源不绝地输入两国，“自古以来直至去今廿年之前，日人皆仰望中华，视为上国而奉为师承，日本之大儒或读中华之书经，以是为学问智慧之源，日文各书不屑阅之”。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的衰落，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的正统地位及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被打破，日本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此种时代背景反映在图书典籍交流上，即出现了域外汉籍文献大量被发现并回流的现象。

3.2.2　朝鲜、日本图书的收录　近代以来，关于东亚各国文献收录，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国内学人如何放弃“文化宗主国”的情结，突破中国的地域限制，开拓视野，以便中国学术研究的开展。叶氏因而重视收录朝鲜、日本图书，并作重点评介，以期促使国内学者去关注东亚文献，从中发掘其价值。《藏书记》中著录日本图书一部(《徂徕集》)、朝鲜图书七部(《海东记》、《济众新编》、《桂苑笔耕》、《兰溪遗稿》、《石洲集》残本、《海居斋集》、《竹西诗集》、《丰山世稿》)。关注朝鲜音乐著作，如所载《兰溪遗稿》，“集中有《疏》三十九篇，皆论乐之作也”。又如重视闺阁诗人的诗作《竹西诗集》，朝鲜女子朴氏所撰，诗虽不工，然朝鲜国尚无女子以诗闻名者，故而不得不“以希见珍也”。再如对朝鲜名门望族家集内容的翔实著录，录入高丽洪氏家集《丰山世稿》六卷，洪氏乃“哲鲜望族”，此诗卷一为洪压公文、文敬公文、秋峦公文，卷二为文懿公文、贞简公文，卷三为晦溪公文、睡隐公文，卷四为靖惠公文、孝安公文，卷五文清公文、通德郎公文、赠赞成公文，卷六为孝献公文、足睡公文。自文敬至足睡，共计九世。

4　《滂喜斋藏书记》目录学价值

4.1 彰显出中国目录由传统迈向近代的时代特色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滂喜斋藏书记》作为中国近代目录著作，兼载日本、朝鲜等国的域外文献，既体现出中外文化交流的特色，又符合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风气。同时是书开创了向外国寻求中国善本，关注域外文献，并依据四部分类法撰成目录的先河。

西学东渐，学者有了更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们认识到研究中国学问仅仅关注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是不足的，还必须关注和研究域外汉籍，关注它们在新土壤中产生的变化和调整，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同一文化圈内的文化的异同。于是，有识之士如叶昌炽之流便开拓视野，开始重视存于国外的中国古籍善本和域外文献的价值。叶氏此举的作用，诚如倪梁鸣在《从看杨守敬的目录学思想与成就》中所言，“杨氏由于身处日本的优势，接触到大量中国所没有善本，并针对它们编制目录，以便中国学者使用。这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目录固步自封的鄙陋，在收录善本的数量和学术价值上都向前迈进了一步，开辟了目录编制的新园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此评语对叶、杨二人均适用。所以它的目录便揭示了东亚文化交流的趋向，域外汉籍的回流，一方面中国由传统的文化输出而转向输入，文化宗主国的地

位动摇；另一方面开拓了学者研究视野和心胸，应和了西学东渐的时代脉搏。

因此，《滂喜斋藏书记》目录也就呈现出中外文化合璧的味道，而这又牵涉到整部目录的图书分类，叶氏从实际出发，对“四部分类法”作了小的改动，主要突出了经学类(收录3种)和文集类(收录7种)等域外文献的地位，具体表现在收录的图书数量占全部域外文献比例较高，经学类占21％，文集类更是高达50％。后世目录编制者效仿叶氏的很多，如《宋楼藏书志》(收录有日本、朝鲜刻本27种)、《善本书室藏书志》(收录日本、高丽刻抄本33种)、《日本访书志》(收录日本、高丽刻本44种)就是其中代表，而且至今仍受重视，这不能说不是叶氏的功劳，也是《滂喜斋藏书记》为近代目录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

4.2　解题对域外文献独具匠心的处理

4.2.1 解题关注域外学者的学术成就　《滂喜斋藏书记》的解题，十分注重对域外学者学术成就方面的介绍。往往聊聊数百字，语虽简短，却道出了著者的学术造诣。如卷三所著录“日本刻《徂徕集》二十册”，日本物茂卿著。首先介绍东方研究朴学者，始自茂卿。其生活于正德享保间，即清朝雍正年间。而对茂卿学术成就论述道，“《七经孟子考文序》即其所作。论文直追秦汉，韩、柳以下皆遭掊击，亦人杰矣哉。然独倾心于明之王、李，则不可解也。文七卷，诗一十三卷，合三十卷。补遗诗十九首。序之者滕忠统，亦彼国人也”。

4.2.2　解题偏重于外国学者在我国的游历行迹《滂喜斋藏书记》的解题对于外国学者在中国游历、功名、履历等方面的记载，常常数十字即将其一生行迹囊括于内，言简意赅。如卷三所著录“高丽活字本《桂苑笔耕》三十卷”的作者崔致远，致远新罗人，唐朝末年来到中国，进士出身，曾官高骈掌书记，朝鲜国有文章自致远始。

4.2.3 解题侧重于介绍中国周边情况方面的域外书籍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列强的入侵，了解外国历史、地理成为时代需要。加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欲在东亚扩张的势头日趋明显，促使叶氏更加关注于中国周边尤其是日本国的情况。所以在卷一收录朝鲜刻《海东记》，并作重点考订，详细指出此书，“其书为邦交而设，详于日本而略于琉球”。

4.2.4　解题亦详于域外学者的生平简介 晚清以来，备受列强的现实，促使有识之士渐趋抛弃“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其中有被迫改变的恼恨，也有认识上向前艰难挪步的足迹。于是，国内学者诸如叶氏对域外文献的著录，在解题撰写时往往详于域外学者的生平简介。如对高丽活字本《兰溪遗稿》作者朴生平的记述，“埂初名然，字坦夫，明洪武十一年生，永乐辛卯登同进士第，仕至艺文馆大提学。精于钟律，与高丽庄宪王同定雅乐”。

4.3　考订域外文献版刻源流

《滂喜斋藏书记》所录的域外文献共十四部，其中四部(日本刻何晏《论语集解》、日本刻《古文孝经孔氏》、日本刻《孝经唐玄宗》、日本钞《黄帝内经太素》残本)是源于中国的文献，其余十部皆是朝鲜、日本的本土文献。叶氏对所著录的每种域外文献版刻源流的考订，均是依据自身深厚的学养，校订正误，并结合校勘学方法，最大程度地反映出每部书的版本特点。

4.3.1运用本校法，结合版本的自身特点，从而确定版刻年代如考订日本刻何晏《论语集解》的版刻年代，首先引用钱曾《读书敏求记》的相关论述，“《论语集解》，高丽钞本，乃辽海道萧应宫监军朝鲜时所得，末二行云‘浦道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未知正平是朝鲜何时年号”，后据此本《札记》得出结论，明确指出“正平甲辰”实为后村上天皇十九年，乃是日本纪年。由此指出前人之失，“钱本得自朝鲜，即以为朝鲜年号，失之矣。李氏《纪元编》举日本年号颇详，正平亦失之”。

4.3.2 评介具体版本的价值 叶氏对作者姓氏不详的版本，予以详细考证，指明其藏彝源流并评介其版本价值，可谓“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如《石洲集》残本，此本不题姓氏，惟每册首行有“永嘉后人权辑汝章甫著”十字，叶氏考证出“权为高丽士族，明成祖贤妃权氏即高丽人，其父永均曾受封为光禄卿”，又指出该本旧为“乌程张秋水藏书”；总结道，此本“为朱竹坨《明诗综》、厉樊榭《明诗纪事》所不载，虽缺首二卷，可宝也。暇日或取《明史》考之，其事实当有可证”。

总体而言，《滂喜斋藏书记》在目录体制上并未实现创新，它的目录价值主要是较为详备地反映晚清吴中藏书大家潘祖荫“滂喜斋”藏书楼最精粹部分的藏书版本面目，同时对这些藏本的版刻源流也有翔实的考订。此外，“滂喜斋”所珍藏的图书秘籍，多数至今尚典藏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图书馆内，因此《滂喜斋藏书记》更具备现实的参考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