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亲民必严治吏

近些年，从高层到基层，从为弱势人群维权到与底层民众促膝谈心，各级领导干部的亲民之举时有所见所闻。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若干特殊历史时期，就已形成较有特色的亲民传统，比如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亲民模式，因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自然难以恢复也无必要恢复；硬要恢复（有的地方的确这样做过），倒成了名为亲民实则扰民的作秀。

亲民的传统无疑应当继承和光大。领导干部迈出大院，放下架子，走近民众，走进民众，自然是一种历史进步。现在还有不少领导干部似乎更乐于呆在机关里运筹帷幄、发号施令，更乐于与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周旋应酬，更乐于在舞榭歌台消磨时光，有时搞一点调查研究也是警车开道，被大小官员重重包围，令民众无从接近。群众对他们也许并不陌生，因为在报纸电视上总能看到他们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地作重要讲话或部署工作。人们对这样的领导干部可能认得出面孔、叫得上名字，但不会有亲近感；若说这样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

亲民是了解民生的重要途径，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了解情况，与亲身到民众中间了解情况，效果是大不相同的。一名主管城市交通的领导干部，平时恐怕很难感觉到他所在城市的“行路难”，如果他偶尔能坐一坐公交车，那么他在辖区内的交通体验可能还是浅层的、局部的，却一定是真实的，甚至可能是触及心灵的。设若离民众很远，则所谓“哀民生之多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另一个意义上，领导干部亲民，不但能培养群众观点、群众感情，更能不断警醒自己权力的真正源泉和用权的真正归宿，防止因滥用权力而身败名裂。

如果说“执政为民”的理念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精神纽带，那么亲民就应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一致行动。但问题在于，精神联系易流于表面，而亲民又易流于姿态并充满不确定性。换言之，亲民很难上升为一种制度约束，从而成为各级干部必须一体遵循的行为范式。亲民在事实上存在真与伪的区别。真正的亲民，是官员听从内心召唤的自主作为而非来自外部压力的被动选择。

仅有亲民是不够的。领导干部为百姓维权是可敬的，但天底下还有很多需要得到阳光的人，所以更要推动各级机关和各级干部积极维护弱势人群的合法权益。领导干部进农家掀锅盖、看米缸是可亲的，但天底下还有很多需要得到温暖的人，所以更要推动各级机关和各级干部主动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

真亲民必严治吏，不严治吏便无所谓真亲民。领导干部不仅要注重个人形象的建设，更有管理好、建设好整体队伍的重要职责。领导“亲民”之后，老百姓日常面对的还是他们身边的干部群体，如果“衙门”里“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作风依旧，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飞扬跋扈依旧，那么这样的亲民于百姓何益？看海外新闻，常听闻这个官员因未交养老保险而下台，那个官员因“桃色事件”而请辞；这个国家严管公务员的福利腐败，那个国家对公职人员受贿“零容忍”……相较之下，我们治吏是否过宽了？

只有治吏，才有吏治。现在，人们见得多的是领导干部于某时某地亲自解决了某一具体问题的亲民之举，却鲜见通过制度深究问题所在地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吏治未见澄清，则亲民即使接二连三，于民生的改善亦难有实质意义。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