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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我国古代思想发展之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历史事件是在多方面因素作用下发生的。它带着时代性应运而生，同时又深深影响着自此以后的各个时代。它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所谓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一、西汉初所奉行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西汉初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朝廷忌防的重点是异姓诸侯王或同姓诸侯王。等到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王朝的形势已于汉初大不相同，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残破凋零的社会经济已经慢慢得到恢复与发展，继异性诸侯王被消灭以后，由于七国之乱的失败，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大为削弱。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已经不像西汉初年那样受到地方割据势力的严重威胁，因而学术思想的综合统一工作便自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中央集权国家和地方豪强的矛盾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西汉初年实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中央政权的需要。主张君主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取而代之。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采纳丞相卫绾提出的罢“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在“罢黜百家”上，卫绾同汉武帝的意见一致，因为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的思想最符合中央集权封建大一统的需要。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符合当时社会统治的需要
西汉建立之初，经济凋残，百姓疲惫，“将相或乘牛车”，故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位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就是班固所谓“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1]”也就是说，在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尽管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内政上，西汉立国以后，错误的总结了秦亡的教训，采用了郡国并行治，分封了一批诸侯王。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2]，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这是长期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件事情，也是景帝留给武帝的一道历史难题。也就是说，中央集权的加强是汉武帝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外交中，西汉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匈奴的掠夺侵扰。汉初，高祖亲自率兵展开了对匈奴的反击，但却在平城白登山被围，狼狈而归。正是由于尚无反击匈奴的实力，不得不采取娄敬所献“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以待时机。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这一历史重任又留给了武帝。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立雄厚之时，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他一定会愤然跃起。内多兴作，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
事功的建立需要舆论先导，而此时，汉初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指导思想与其政治抱负显然已经处在了一种对立的地位。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于是黜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成为一种必然。所以“罢黜百家”是符合当时历史潮流的。
首先，“独尊儒术”是改善治民之术的需要。汉代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并因之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这种治民之术，既不能解决化民易俗，建立统一的封建伦常观念的问题，也不能使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政权凝聚为一体，更为有害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听凭富贾豪族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这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清静无为”政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了。
其次，“独尊儒术”是加强君权，制止分裂割据的需要。中央集权与分裂割据的矛盾，在汉初七十年间从未平息过。汉朝建国时，分封异姓功臣为诸侯王，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结果发展了割据势力。由于宗族组成的分裂割据势力，与君主存在着宗法血缘关系，因此，儒家关于巩固和强化宗法制度与宗法思想的理论，特别是有关宗法继嗣制度的理论，有助于削弱地方势力，“强干弱枝”，加强君权，建立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董仲舒针对当时统治阶级集团的尖锐矛盾，提出了“大统一”说。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后，“独尊儒术”是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的需要。汉初实行“清静无为”的政治，虽然加强了汉王朝与各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上的联系，但是也助长了西北地区匈奴贵族的贪婪性和掠夺性，致使“暴害滋甚”。这就要求统治者结束黄老道家的无欲政治，改为多欲进取的政治。儒家一贯提倡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董仲舒有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论证了实行“更化”的需要，鼓吹君主“强勉”行道，这正符合西汉中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适应了将被动妥协的对外政策转变为主动出击的“征抚”政策的需要，正对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口味。
所以，儒学能够定于一尊，和它提倡的人生哲学得以满足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需要直接有关。
三、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
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3]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所以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学已非先秦的纯学术之儒，而是兼容了法家、阴阳家、道家、墨学各家合理因素的政治大儒。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已从汉前期的无为政治发展为多欲政治。政治的多欲就需要多种学术思想为依据[4]。例如，董仲舒说：“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 [5]其言“人主居德”自然是儒学之“德”治，而又言“操杀生之势”，又完全是法家的“势”治了。而事实上汉武帝也正是德刑并用，其所信任的大臣，大多是既谙熟儒术又深知刑法的人。如张汤为廷尉时，重用专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担任尉吏。这些博士弟子用经书的古义来判狱，造成了许多酷刑。又如公孙弘也是“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的文化双重人物。
应当看到，儒学在当时已经融汇了以往儒家文化思想学术的一些成分，具有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比较合理的内容，例如：
第一，儒学通过理论修补，是传统的宗法关系更为紧密，使传统的宗法制度更为完备。
第二，儒学崇尚“仁政”理想，并且用这一理想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儒家有关“仁政”的政治主张，其实只是人本主意，它客观上有助于调整社会关系，提高吏治水平。
第三，儒学以“天道”为基本，是政治理论神学化。经过汉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应”理论，是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理论有助于强化整治迷信，粉饰弊政，也可以利用来批评当政者，修正政治上的失误。
第四，儒学提倡“和”的精神，比较能够贴近“人情”。正如有的学正所指出的，“儒家的纲常名教正是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联系的，富有‘人情’味，具有平易近俗的特点。因而儒家的教义很容易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挥‘一民心，齐民俗’的教化作用。儒学既不像法家学说那样强硬，也不像道家学说那样玄远，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便于推行道德教化的思想工具，这是它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的又一原因。”[6]
第五，儒学“中庸”的学说，比较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黄老之学有些过于消极，法家学说则显得过于激切。就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节奏定式来说，儒学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认。
第六，儒学在西汉时期得到发挥的“大一统”理论，适应了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统”的原则对于我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五十八卷・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33、2618.
[2][汉]班固.汉书・十四卷・诸侯王表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4.
[3][汉]班固.汉书・五十六卷・董仲舒传第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1.
[4]钟肇鹏.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求是斋丛稿・上册[M].成都:巴蜀书社,2001. 617-629.
[5][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威德所生[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
[6]毛礼锐.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