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6 08:45:02
“性骚扰”一词为现代人所发明，但此类行为却不为现代人所独有。在晚清文人陈炽的《庸庵笔记》里就有记载。
一男子在路旁小解，被一女子撞见。此男子非但不回避，反而大耍流氓，一边继续撒尿，一边笑着用手指着自己那儿。彼时女子哪见过这场面，顿时号啕大哭，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回家后就上吊，死了。案子送到了刑部，大多数人认为该男子行为可恶，但一无手足勾引，二无语言调戏，只能拟为“缓决”。然而，清代律例规定，凡调戏妇女企图而未成，致使被调戏妇女羞愤自尽的，耍判处“绞监候”，这是一个死罪，但要在每年的秋审中由朝廷大员再作决断――“杀”还是“不杀”。刑部也必须先拿出个意见供会审官员参考，而这个意见往往能获得通过。那个耍流氓的男子就死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多数刑部官员认为判个“死缓”就够了，可刑部有个司员一口咬定“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于是拟为“情实”，就这两个字送了那个小流氓的命。
读了这则故事，那些有“性骚扰”癖好的大概要暗自庆幸――真是赶上了好时候，不然，多少脑袋都不够掉的啊。但另一个疑问出来了，那位刑部司员为何道德感如此强烈，非得杀而后快呢?
其实，与其说那位刑部司员心太狠，倒不如说当时的法律太严酷。在现代根本构不成犯罪的行为，在那时却要问成死罪，法律严酷至此，原因何在?案子发生在晚清，但根子却在法律传统上。
古人断案，十分强调犯罪动机。而这一传统，最早发端于汉儒董仲舒。
西双武帝时有一起伤害案。甲的父亲乙和另一人丙发生口角，由动口升级为动手。丙抽出佩剑要去刺乙，甲眼看着父亲要吃亏，赶紧抄起一根棍子朝丙打去。没想到丙没打着，却结结实打在父亲身上。旁人看见甲打伤父亲，就把他抓起来送到官府。汉律规定，殴打父亲是砍头示众的大罪。这个案子如何判法，汉朝的法官吵成一团，都拿不定主意，于是请出当时的法律权威，大儒董仲舒。董仲舒说，父亲是最亲密的亲属，见父亲危险，当然要去救援，拿棍子打人是为了救父亲，不是为了害父亲，“志善违于法者免”，没有犯罪动机怎能定殴父的罪，所以甲应该定无罪。于是，“原心问罪”就成了古人的法律传统。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不管外在行为如何，只要法官大人认定你心存恶念，就可定罪问刑，“腹诽罪”、“文字狱”、“思想犯”都打那里出来。
水瓶子发言：虽说俺心地纯良，自认身正不怕影子斜，但若要生在那个年代，还是有点怕怕的。这万一出点什么事，遇上包犬爷那是万幸，如若遇上个自恋狂，认为自己说的一切都在理儿，那小命岂不难保?古时候的断案手法，俺真是不敢苟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