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研究论文呢

一、落后国家面临的起飞前条件

落后国家相对于先进国家来说有先天的不足，特别是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长期的殖民统治，已经形成了它的依附性结构，加上国际、国内形势都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使他们不能再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可以经历几个世纪的渐进的发展，因此，落后国家要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另辟捷径。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比较低，工业基础薄弱，积累率非常低，而且，他们的民族资本弱小，无力承担起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任，在与国外大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普遍的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国内市场的畸形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缺乏自我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和能力。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和掠夺获取大量的资本积累，这些条件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时面临着广大的未开拓市场，这些条件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其次国际贸易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向外扩张在客观上导致了殖民地一定程度的开发，发生回波效应。但到资本主义进人帝国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已牢固地控制了殖民地，在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固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中心与的依附关系。由于经济结构水平单一低下，贸易条件恶化，财富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而危机则不断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回波效应减弱，马太效应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

二、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如何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迅速地集中资源并进行优化配置呢?市场本身有其局限性，何况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极不完善，分割严重，高度扭曲，依靠它不可能使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而且还可能造成浪费，同时，弱小的民族资本家无力担负起发展民族工业的重任，幼小的民族工业也不可能与强大的跨国财团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才能够有力量为国家的工业化莫定基础。因此，落后国家在发展的初期一般来说权力相对集中，相对于市场而言，计划更受到亲睐，相对于自由贸易而言，关税保护更常见;在工业发展战略中，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更优先得到发展。这在早期超越成功的国家中得到了自发的运用，如统一后的德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强有力的政府指导和产业政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保证了工业的发展稳定的秩序。相对于英法等先行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言，德日这些后起国家采取了超常规的发展，国家积极扶植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可以从德日两国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现出来)，同时对外实行关税保护。政府的调控不仅最有效地集中了资源，而且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发展，因此，德日两国能后来居上。

如果说德日的发展战略是一种自发的话，那么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工业化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列宁逝世后，苏联国内就经济发展战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布哈宁为首的一派强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互协调的均衡发展;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另一派则强调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国内资本的迅速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国家迅速重工业化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当时，布哈宁的理论被接受，并在“新经济政策”中体现。而托洛茨基的理论则受到批判。但从以后斯大林工业化的路线来看，很明显托洛茨基的理论得到了贯彻。无论后来我们怎样看待苏联的瓦解，但苏联迅速地从一个还残留着农奴制的欧洲病夫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一切才仅仅十九年的时间，是在一个极其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取得的，其间还夹杂着斯大林个人的一些严重错误，我们就不能不惊叹苏联的奇迹，那么怎样评价苏联的起飞呢?

如果苏联按照布哈林的路线走，凭借苏联广阔的国土，巨大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破产，苏联最终将成为一个强国，但速度将十分缓慢，并不断受到经济波动的困扰。当然，苏联可能不会在1991年瓦解，但很有可能在1941年就已完蛋。布哈林的理论并不错，但提出它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它应是第二阶段的指导纲领。从托洛茨基的非均衡理论来看，虽然并不理想，是过去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受批判的对象，但他很适合当时的苏联的状况，正是通过这条路线，苏联不但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奠定了强国的基石，更重要的是，重工业建设引致投资高积累，拉长了投人、产出自我循环链条，加大产业关连度，供需失衡只有在超长期后才会显露出来，从而避免了经济波动的于扰，保证了经济超高速持续发展。

二战后韩国奇迹也是后进国家发展的典范。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参与，就没有韩国的奇迹!在起飞的整个过程中，政府开支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5-1/4，公共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大约40%，同时，公共储蓄占到总储蓄的1/5-1/3。在印年代初期，政府就控制了五家主要的商业银行。再加上朝鲜银行和国营经济部门的活动，国家便控制了总投资的。在此之上，政府还利用政治庇护，区别性税收，信贷和价格政策，奖章和奖金，命令以及各部门和商界之间的月会等手段，决定了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到七十年代中期，在政府的推动下，韩国推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化，鉴于韩国资源缺乏，资本、技术靠进口，国内市场狭小，出口依赖性强，韩国在怎样进行重工业化方面存在某些失误。但若没有这些重工业，韩国就不可能持续六、七十年代的辉煌!

可见，落后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般选择的是相对的中央集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资源配置中，计划手段比市场手段更经常地得到运用。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一般更倾向于选择关税保护而非自由贸易。在注意物质资源开发的同时，也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

三、落后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发展战略达到最初的目的，必须具备一些重要的条件。首先，强大的具有权威性和高效能的能够贯彻国家意志的政府极其重要。因为政府在落后国家起飞阶段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和调控作用，因此，必须具有一个有高度集权性和刚性的政府，要防止政权的软化。其次，彻底的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导，必须通过社会改革来打破原有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等级刚性，统一各阶层的意志，增强国民凝集力，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再次，必须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没有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政府的各项政策就难以贯彻，并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当我们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失败归咎于它的战略时，不如把它归结于他们条件的不成熟或不具备。很少有政府能达到一个强政权的标准，绝大多数的政府都是殖民地遗留的产物，换汤不换药，他们缺乏权威性且效率低下，因此，他们缺乏实现国家意志的手段和能力，而且有的政府根本就不代表国家利益，而只是某些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代表。而无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朴正熙的韩国，还是稗斯麦下的德国，治天皇下的日本，都有一种国家共同的意志，因而都能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权威性高效率的政府。当然，集权对民主有一些负面影响，但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稳定、繁荣与发展，集权有时是必要的。

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刚从殖民地摆脱出来，国内种族的、宗教的、阶级的、阶层的，各利益集团的矛盾错综复杂，并且彼此间的利益相互冲突，形成巨大内耗。不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不把各个阶级的矛盾化解，不形成统一的意志和目标，各种政策与措施就难以贯彻。而且与政治结构相对应，经济结构也是殖民化的产物，表现为比例失调，结构畸形，产品单一，对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造，必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既有政府的原因，也有社会结构的原因和经济结构的原因。可以想象，政府参加干预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减少或避免市场的失灵或不完善，但一个失灵的政府不仅不能挽救市场的缺陷，反而不适当地干扰了市场，一个失灵的政府加上一个失灵的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且局部的或表面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未改善社会与经济结构，反而更加畸形和不平等，不协调。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并非计划之错，而是由于计划之外的原因。

另外，许多国家或是由于国家太小，市场有限，或是由于缺乏资源和资本而不能起飞，这就另当别论。一般认为，这些小国可以结成区域经济联盟，进行内部分工以达到规模效益，这样就可以弥补各自在资本、资源及市场方面的缺陷。

至于台湾、香港、新加坡的起飞，则有他们极其不同的特殊性。毕竟，四十多年来.也就只有这几个小的地区或国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即便有如此的机遇和条件，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若没有政府对经济的强大于预，恐怕也难成龙!

四、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实证考察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经过政府强力推进的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计划初步实现之后，落后国家便经历了起飞这一阶段，经过起飞，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有些产业已具备一定的竞争力，这时，经济发展便进人第二阶段，即进人政治与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由以集权为主逐渐向分权为主过渡，由以计划为主逐渐向以市场为主过渡，由高关税的进口替代向以低关税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或自由贸易过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伴随着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这一步十分关键也非常不易，因为从一个以计划为主的经济模式向一个以市场为主的经济模式，从一个集权式的政治模式向一个以分权为主的政治模式的转变受各种现存因素的影响，并相互制约。这是一个艰难且长期的过程，如何打破旧的循环链条，并形成新的循环链条的良性循环这一个过程十分复杂而关键，也是发展战略中的“瓶硕”。经过渐进的过渡之后，经济发展便进人第三阶段:成熟的“混合”市场经济阶段。

中国的经济起飞阶段主要发生在1952-1958年间，后来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原因，中国第二步战略一直延迟到1978年才开始，这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实施第二步战略转型，面临的任务极其复杂艰巨，相对而言，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市场的主导地位已基本确立，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促成一个廉价高效的小政府和一个规范完善的大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达到第三步战略目标。

苏联的战后重建经历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大约在五十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恢复过程就已快成，但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再加上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崇拜，苏联政府没有能够从大政府和强计划的旧模式中摆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日益强化的官僚体制与日益僵化的指令，经济体制之间的恶性循环，最终窒息了经济的活力，而自我封闭与因循守旧，则隔断了对外经济与技术交流，使工业化停滞不前。而璐璐来迟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彻底葬送了苏联的建设成果，他不明白在经济改革中政府的控制力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激进的改革不仅导致了一个软政权的出现，而且在强政权控制之下的经济秩序由于失控而走向了混乱，这样，一个软政权和一个混乱的经济体系之间，形成了一种螺旋式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崩溃。苏联的瓦解是发展战略上的一次严重失败，他或者没能意识到由第一步向第二步战略转移的必要性，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但由于没采取正确的策略而没完成成功的转型，这为后来者留下了沉重的教训。

韩国在朝鲜战争之后，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很快就趋于饱和，五十年代末，利用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韩国和其他三小龙一样很快地走上了出口导向型战略，到七十年代中期，在政府的主导下，重工业开始确立，到八十年代末，基本完成了一次级出口导向，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基本完成。可以说.韩国的经济与外贸转型是比较早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日益市场化而弱化，它一方面促进了韩国经济的转型，但另一方面滞后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日益市场自由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使市场扭曲严重，因此，在1997年后，东南亚金融风暴中，韩国为他滞后的政治体制转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此，在经历了起飞之后，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以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为代表的这些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他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步跨越，正在向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迈进。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已有一定成果，但政治转型严重滞后，二者存在较大不平衡性，发展带有某些不确定性。第三类是以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为代表，他们的经济结构复杂，政治转型困难重重，工业化之路起起伏伏，前路依然不会平坦，第四类是国家，他们由于第二阶段中战略性失败，最终导致发展的失败。

五、发展战略的总结与展望

从自德国统一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后发国家发展战略来看，由于后发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初始条件不同，他们先后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发展不同，这些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般要经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贸易自由化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对于政府的作用，市场与计划手段的运用，关税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都要进行深刻的调整，与此同时，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也或先或后地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各个国家起飞的条件不同，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因而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也大不相同，有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进人发达国家行列，但绝大多数则依然在发展的道路上艰难摸索。超级秘书网

在寻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失误，这是今后发展中国家应该避免的。首先是片面强调重工业，虽然从历史角度看，成功的赶超型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由于各国在人口、市场、资本、资源方面的差别，加上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很少有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其次，片面强调进口替代，企图建立大而全的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即使象美国这样实力雄厚的国家也是根据比较利益原则来配置资源，合理参与国际分工。再次，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难以提高，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也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使发展受挫。第四是片面地强调计划，而忽视市场，忽视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不仅恶化微观经济环境，也使宏观失调，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结构体制僵化。第五，片面地强调集权，忽视人民合法的权力，最终导致独裁和专制，酿成社会危机，破坏经济发展。

展望新世纪，发展问题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技术革命的加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国家想要再独立地发展经济而不受世界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即使象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觅得一席之地。过去那种三分天下的有利局面已不复存在，市场的一统天下已渐露端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一个希望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可以利用全球资源、信息、技术、资本一体化的有利机遇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企图利用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上的优势变发展中国家为自己的附庸，阻挠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同时，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人口、经济、政治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种资本，如何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计划与市场，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这都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