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导师的责权利浅析

摘要：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培养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故有必要明确导师的责权利，包括其责任内容、权力范围和利益大小。首先，导师负有培养品德和培育人格以引导学风、制定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承担教学任务、指导学术研究及指导学位论文的职责。其次，导师有自主招生、决定学制、推荐奖学金申请并支配和使用培养经费的权力。最后，建立包括“外在”的物质奖励与“内在”的精神激励措施与导师的利益挂钩，保障导师的有效指导。

关键词：研究生；导师；责权利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4-0032-02

一、明确导师责权利的必要性

责即导师所应承担的研究生培养中的责任，也是与其岗位职责相对应的义务；权就是权力，即导师职责范围内可支配的力量；利就是利益，即对导师培养研究生的付出给予的回报或好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目前由于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责权利不明，以及导师权力的行使、职责的履行以及利益的获得缺乏相应的机制保障，导致目前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突出的问题是重视招生、忽视指导，重视科研、忽视教学，重视使用、忽视培养，影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虽然解决前述问题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不能忽视研究生、学校制度等在其中的作用，但导师是众多环节中的重要一环，是关系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有必要明确导师的责、权、利，使导师能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自己的声誉和利益挂钩，以对导师产生更直接、更实在、更强大的影响。[1]一般而言，责权利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统一于责任承担者，责任者既是责任的承担者也是权力的拥有者和利益的享受者。一方面，只有使责权利互相挂钩，才能克服有责无权或有责无利的责权利脱节状况；另一方面，只有使责权利对等，才能调动积极性，亦即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就应该具有相应的权力，同时应该取得相对称的利益。这也应同样适用于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责权利。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仅有责而无权、仅有培养义务而不需承担培养质量的责任，那么就不能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因此，需明确导师的责权利，使导师能够知晓具体的责任内容、权力范围和利益大小。

二、导师的职责

导师职责是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行为准则，它对导师指导程度的深浅具有约束和指导作用，也是对导师给予学生在思想、课程与科研方面给予的指导进行考核评价的依据。[2]在责权利三者之间，责任不仅是传导层次，而且是关键环节。首先，导师负有培养品德和培育人格以引导学风的职责。导师教书育人的天职决定了导师对学生除了在学业上指导外，还需通过培养品德和培育人格以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风。我们在对研究生调研时，要求就选择导师时考虑的因素进行排序，其排序结果依次是导师人品和修养、学术水平、关爱学生、导师背景。这表明学生不仅注重导师的学问，更注重导师的人品和修养。由于研究生在校期间，接触最近的教师即自己的导师，他们将导师作为自己的前辈，而愿意与导师就自己的学习与生活进行多角度的交流，希望导师能给予多方面的指导，所以导师的一言一行从各个方面都会对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导师在培养学生品德和培育其人格、引导其学风方面具有天然的主导作用。[3]所以，为了督促导师履行这一职责，可考虑依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频率进行考核。当然，由于学科性质、导师的个性、指导方式的差异，对此也不宜采用硬性统一标准，但应有最低指导频率的基本要求为宜。[4]其次，导师负有参与制定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并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的职责。因为每个研究生的专业功底和思维方式不同，导师就需要根据研究生由入学直至毕业期间的课程学习、学术研究、总结研究成果撰写学位论文三个培养阶段，因材施教，制定每个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对他们提出明确的学习任务，帮助他们安排课程学习计划，并引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再次，导师负有承担研究生课程教学任务的职责。研究生导师除了注重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外，教学内容也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能反映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前沿，[5]使学生不仅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最新发展，并具备完善的学科知识体系。对此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一些高校的做法，要求导师每学期授课的内容应有适当比例的更新，并可考虑建立教学质量检查评价制度以及召集学生定期座谈，及时监控和获取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评价信息，且反馈于导师以帮助其完善教学内容或改进教学方式。另外，导师负有指导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职责。导师是带领学生走上学术生涯的引路人，所以，既要帮助学生树立本学科的学术意识，引导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还要帮助学生选择并规划本学科的研究课题，鼓励并指导学生申报研究生的科研创新项目，以培养研究的技能。[6]导师对学生学术研究指导之责的履行情况可通过适当的量化标准，例如研究生的数量、质量和获得的奖项以及毕业论文的质量等予以考核。最后，导师负有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职责。研究生学习成功与否的评价指标是其完成的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这也是评价导师指导水平的重要指标。所以，导师要引导学生选择既具有研究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和创新性的论文题目；引导学生设计、细化研究的思路以做好开题；最终指导学生完成论文的撰写和修改。

三、导师的权力

如果单纯强调导师的指导之责，却忽略导师权利的落实，则既难以调动导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难以将其责任落到实处。所以，还需明确导师的权力范围。首先，导师有权自主招生。由于研究生培养的特殊性即导师负责制决定了导师有权参加研究生的复试，通过面试选拔并决定研究生的录取，这应是导师最重要、最基础的权力。这不仅可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从源头把关，也可提高导师指导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当然，在有些高校由于生源质量问题，导师的这一权力尚难以真正实现，对此，除了应允许调剂生源外，还应对外宣传招生以扩大优质生源。其次，导师有权决定学制。由于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负有主要责任，所以应允许导师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业状况和研究能力决定研究生更短或更长的学习时间，即提前毕业或延迟毕业，并且对淘汰综合素质和学业不合格的学生有建议权和表决权，以此引导学生不断进取以树立良好的学风。再次，导师有权推荐奖学金申请并支配使用培养经费。由于导师是研究生的直接管理者，对研究生的学习态度、能力与水平最为了解，[7]所以，导师应有权对优秀学生进行鼓励，推荐其申报奖学金，并根据学生学习与科研情况决定培养经费的使用以取得最大的成效。不仅如此，赋予导师这一权力还能将导师的人事管理权和财政支配权相统一，有助于提高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责任心与积极性，真正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招生、录取、培养、资助和推荐就业等方面的作用。

四、导师的利益

为保障导师对研究生实施有效指导，除了明确导师的责权外，还需通过建立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激励机制与导师利益挂钩，使导师切实感到力有所用、才有所展、劳有所得、功有所奖，从而自觉自愿地向预期目标努力。一般而言，利益可以被划分为“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类。前者是指可以被量化为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例如：基本工资、奖金、岗贴和其他货币性的福利等；后者则是指不能被量化为货币形式表现的各种奖励价值，例如：给导师指导工作带来的成就感、被认可的程度、指导才能的展示、指导工作所赋予的各种机会即可被转化为给导师提供的培训机会、提高导师名望的机会以及对导师的名誉表彰等。[8]目前，在对导师的激励机制方面确有不尽如人宜之处。一方面，现有的激励措施与导师的工作绩效联系不甚紧密，导师指导工作出色与否和相应的报酬没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过于注重低层次的“外在”激励，忽视高层次的“内在”激励。不少高校实行的尚是导师岗贴和若干福利项目等“外在”的物质激励，而对满足导师的高层次“内在”需要，在现有的激励机制的中还远未有体现。[9]所以，为调动研究生导师的干劲与积极性，就需设计合理的与导师利益挂钩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实施“外在”的物质奖励措施，这一激励措施将提高优秀导师的经济待遇并与导师绩效挂钩，是激励导师必不可少的源动力之一。这主要包括提高导师的绩效工资、岗位津贴、出版资助、科研经费奖励等；获取与研究生培养质量挂钩的培养经费；建立优秀导师奖励基金或专项资助基金，并定期评选，对被评选上的优秀导师给予一次性的物质奖励；另一方面，实施“内在”的精神激励措施，这一激励措施既是对导师就研究生教学和科研指导的肯定，又是对导师工作的尊重和承认，也能满足研究生导师的成就需要。[10]这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表彰、荣誉授予（如“优秀导师”）、享受导师学术奖、适当增加指导的学生名额等方式来体现，以达到奖励先进、表扬优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红权，贺浩华.建立责、权、利统一机制：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J].高等农业教育，2009，（5）：68.

[2]张悦.研究生导师职责标准研究[J].教育研究，2011，（10）：187.

[3]吴岩，徐茜，朱小平，罗俊.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职责分析[J].西北医学教育，2010，（1）：65.

[4]国兆亮，王楠.关于研究生导师评价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2，（1）：56.

[5]李扬.研究生的培养对导师的要求[J].高等教育，2011，（3）：165.

[6]曾红权，贺浩华.建立责、权、利统一机制：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J].高等农业教育，2009，（5）.

[7]吴岩，徐茜，朱小平，罗俊.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职责分析[J].西北医学教育，2010，（1）：66.

[8]章淑华，杨艳萍.关于建立教育激励机制的探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2）：36.

[9]李阿利.建立研究生导师有效激励机制的系统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5（10）：25.

[10]刘新民，王松，王斌.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管理创新体系研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3（3）：93.

基金项目：本文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年校级教改项目“研究生培养中导师的责权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